酒神与世界城邦——欧里庇得斯《酒神的伴侣》绎读

欧里庇得斯的“天鹅之歌”《酒神的伴侣》全新中译本

汇集多种笺注本的注释疏解，帮助读者深入理解这部著名悲剧

酒神与世界城邦

罗峰 著译

ISBN：978-7-100-19056-5

定价：98.00元

商务印书馆 2020年11月

《酒神的伴侣》看似是欧里庇得斯回归传统的“翻案诗”，实则以一种更为激进的方式颠覆了传统。欧里庇得斯塑造的新酒神精神具有双面性：最和善又最可怕，和平又血腥，富有男子气又充满女人气。

诗人力图以新酒神精神启蒙邦民并打造世界城邦，促使人人追求自由、平等和快乐。酒神欲通过重新野蛮化使世界文明化，借助外部不断的战争和内部甜蜜的教仪构建世界城邦，这种“平衡法则”却未必能带来终极自由与和平。

笺注部分翻译了希腊原典《酒神的伴侣》及相关英、法文注释，译文力求信实通达；版本溯源详实，文本义理疏解详细，语词内涵考索清晰。

著译者简介：罗峰，江西上高人，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副教授，上海市晨光学者，主要从事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戏剧及古典学研究。曾赴英国牛津大学古典学系博士后进修，后于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访学。已出版编译文集《自由与僭越》《丹麦王子与马基雅维利》，在权威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各类项目10余项，主编“欧里庇得斯集”（拟出30种）。

目录：

上卷

导 论/ 1

第一节 欧里庇得斯的政治意图/ 1

第二节 《酒神的伴侣》的位置/ 4

第三节 如何阅读《酒神的伴侣》/ 9

第一章 狄俄倪索斯的计划/ 15

第一节 狄俄倪索斯与民主政治/ 16

一、狄俄倪索斯的肆心/ 16

二、肆心与民主/ 25

三、酒神精神的普世化/ 30

四、狄俄倪索斯的血气/ 35

五、狄俄倪索斯的政治意图/ 43

第二节 酒神教仪/ 57

一、序曲/ 58

二、歌队的幸福颂/ 61

三、狄俄倪索斯的两次出生/ 63

四、宙斯的两次出生/ 70

第二章 老王、盲先知与新王/ 77

第一节 盲先知与老王：谁当向导？/ 78

一、参加狂欢的表面动机/ 78

二、盲先知与向导/ 84

三、礼法与新神（一）/ 94

第二节 新王与老王/ 103

一、新王的血气/ 104

二、新王怒斥老王/ 110

第三节 盲先知的启蒙/ 113

一、盲先知的启蒙：重塑酒神/ 113

二、盲先知的酒神颂/ 122

三、盲先知的劝谕/ 128

第四节 忒拜权力中心的瓦解/ 133

一、卡德摩斯的劝谕/ 133

二、盲先知、老王与新王的决裂/ 136

第五节 酒神崇拜的民主特性/ 140

一、酒神崇拜的安宁/ 141

二、酒神崇拜的平等/ 146

第三章 酒神与城邦/ 152

第一节 酒神与新王的对峙/ 152

一、酒神的温顺/ 153

二、新王盘诘酒神/ 157

第二节 歌队的吁请/ 164

一、狄俄倪索斯与狄耳刻/ 164

二、彭透斯的出身/ 168

第三节 酒神与城邦/ 173

一、王宫奇迹/ 173

二、自然状态下的狂女/ 178

第四章 酒神的诱惑/ 191

第一节 酒神的诱惑/ 191

第二节 礼法与新神（二）/ 198

第三节 国王彭透斯的转变/ 208

第五章 国王之死/ 214

第一节 自由与正义/ 215

第二节 国王之死/ 217

第三节 阿高厄的清醒/ 223

结语 酒神与世界城邦/ 230

参考文献/ 238

下卷

《酒神的伴侣》/ 1

《酒神的伴侣》笺注/ 61

内容提要/ 63

《酒神的伴侣》场次/ 66

《酒神的伴侣》人物、布景、时代/ 67

一 开场（行1—63）/ 69

二 进场歌（行64—169）/ 124

三 第一场（行170—369）/ 161

四 第一合唱歌（行370—433）/ 230

五 第二场（行434—518）/ 247

六 第二合唱歌（行519—575）/ 269

七 第三场（行576—861）/ 281

八 第三合唱歌（行862—911）/ 347

九 第四场（行912—976）/ 359

十 第四合唱歌（行977—1023）/ 377

十一 第五场（行1024—1152）/ 384

十二 第五合唱歌（行1153—1164）/ 409

十三 退场（行1165—1392）/ 413

后记/ 459

导读：酒神与世界城邦——欧里庇得斯《酒神的伴侣》绎读

欧里庇得斯晚年创作的悲剧，格外关注传统政治及其统治者的问题，流露出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失望。在《酒神的伴侣》这部堪称诗人“天鹅绝唱”的剧作中，这种失望表现得尤为彻底。在此剧中，诗人颇具前瞻地预见了一种与传统城邦政制截然不同的全新政治组织形式。

细读《酒神的伴侣》可发现，剧本的情节主线是“新神”狄俄倪索斯到来后，古老的忒拜城的灭亡，与之并行的另一条隐秘线索正是其新式“世界城邦”设计的铺展。为了赋予这种新式城邦正当性，欧里庇得斯还借先知忒瑞西阿斯之口表达了对新式城邦民的期待。欧里庇得斯此剧中预见的这种政体偏离了统诗人和哲人对理想政制的理解，却显得与19世纪启蒙哲人遥相呼应。可以说，现代哲人追求的世界国家样式，早在欧里庇得斯的世界城邦设计中奏响先声。而欧里庇得斯对政治走向的构想，正是基于他对人性的别样透视。

一、酒神崇拜与民主政治

欧里庇得斯的一生恰好经历了雅典民主制的盛极而衰。希波战争之后，雅典建立起强大的帝国，一时成为政治、思想、文化中心，尤其在伯利克勒斯执政期间，民主制登峰造极，迎来了黄金时代。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国力的壮大和财富的累积，雅典民主制的弊端逐渐暴露，对待盟邦也变得专横，使之“充当其霸国的前哨”。加之后来的当政者采取激进的对外政策，逐渐激起盟国的不满，终于引发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半岛战争。这场战争不仅结束了希腊的民主时代，带走了雅典昔日的辉煌，也充分暴露了民主制本身的重重问题。就在战争结束在即的前几年，雅典经历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危机和社会危机。当时的作家纷纷思考一个问题：曾创造了无比辉煌的民主制何以走上了末路，雅典政制又该何去何从？

正是在这一时期，欧里庇得斯离开母邦雅典，前往马其顿王阿刻劳斯的宫廷。《酒神的伴侣》就是他客居马其顿期间所作，也是诗人最晚的经典剧作。欧里庇得斯对此剧颇为用心，初稿完成后，还进行了精心修改。从形式上看，《酒神的伴侣》堪称悲剧的典范：语言优美、结构严整，整个故事一气呵成，情节紧凑、扣人心弦，全无诗人早年创作时频遭诟病的缺点。尤其惹眼的是，欧里庇得斯在剧中一改往日质疑、控诉诸神的态度，以极端方式呈现了凡人对抗神的可怕后果。然而，在这重传统的外衣下，掩盖着诗人大胆的政制设计：通过勾画一种全新的世界城邦样式，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再现雅典民主制的走向。

不同于欧里庇得斯的理解，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认为，伯罗奔半岛战争失败的根源在于雅典民主制自身的缺陷：为了满足民众日益膨胀的欲求，执政者必须不断向外扩张。为此，他们不惜一次次发动远征，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直接导致雅典帝国崩溃的西西里远征。在修昔底德看来，雅典民主制最终走向失败是由于自身的一个重大缺陷：民众出于“私人爱欲的自由”而极度怀疑其最杰出的领袖。说到底，雅典民主制与“个人爱欲的解放”有关，其帝国扩张的冲动源于充满爱欲的大胆及对“自由本身”的极度渴求。

有别于修昔底德等传统作家对民主制自身缺陷的反省，一向推崇民主制的欧里庇得斯并不承认雅典帝国的衰落起因于民主制的失败，而是认为雅典民主制还不够完善：倘若将民主制推向极端，设计出一种推行绝对民主、自由、平等的世界城邦样式，是否就能化解甚至避免雅典政制面临的危机？

欧里庇得斯创作《酒神的伴侣》时，或许正是带着这种美好的愿景。细读文本不难发现，一种带普世色彩的世界城邦设计贯穿整剧始末。在开场白中，从蛮邦来到忒拜的酒神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我首先让忒拜狂欢作乐……”（行23）。

随后，通过细数接受酒神教仪的诸外邦，欧里庇得斯进一步强调了酒神狂欢教仪的普遍性：从平原到高原，再到山地，从酷暑难耐的波斯到常年冰雪不消的墨迪亚，从富有之乡到蛮荒之地（Bacchae: 13-19）。而欧里庇得斯在酒神崇拜的发源地上故意“舍近求远”，以此进一步传达酒神崇拜的普世性。为了契合其世界城邦构想，欧里庇得斯还不惜违背希腊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将原本只是“秘仪”的酒神崇拜呈现为一种普世性宗教。诚如英国著名古典学者多兹指出的，秘仪是“以私人目的存在的宗教团体”，与城邦公民宗教判然有别。同样，秘仪的几大特点，譬如入教资格，秘教成员独享的来世福祉等，在剧中均无体现。显然，欧里庇得斯有选择地呈现了酒神崇拜：他摈弃了酒神崇拜的秘仪色彩，将之表现为一种向“全人类”敞开的普世宗教。

欧里庇得斯之所以摒弃“秘仪”这一要素，与他的旨趣有关。首先，秘仪注重团体的封闭性，并非人人皆可加入——敬拜地母神的秘仪就仅限女子，入教者还应履行保密的义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在《酒神的伴侣》中，不论外邦人还是希腊人，无论男女老少，长幼尊卑，甚至不管愿意与否，所有人皆可，甚至被迫加入酒神教仪。其次，这也与他选取的剧名“酒神的伴侣”暗合。传统上，酒神崇拜者有两类，一是男性崇拜者“萨图尔”（Satyrs），俗称“羊人”，以放浪形骸、纵情声色著称；另一类是“迈那得斯”（Maenads），或“酒神狂女”。欧里庇得斯不提酒神的男信徒是因为，酒神狂女更适于重新打造成“节制”、“有序”的形象（Bacchae: 686-693）。

更重要的是，较之身为某个特定原始部族的萨图尔人，“迈那得斯”无疑更切合欧里庇得斯的世界城邦构想：狂女不受限于某个民族，任何民族都可以出现酒神的女信徒，更具普世性。欧里庇得斯在剧中悄然抹除了酒神崇拜的秘仪因素，以使“信徒”变成平等的“伴侣”，最终与崇拜对象平起平坐。

这种普世性的酒神崇拜俨然是极端民主制的体现。由于酒神崇拜剔除了秘仪的特性，替换成追求民主、自由、狂欢的精神，酒神节将不再主要是一种宗教节日，而是民主政治生活中世俗性的娱乐活动。在开场白中，狄俄倪索斯着意提到，忒拜女子和忒拜公主们ἀναμεμειγμέναι[混在一起，Bacchae: 37]。这种不分高低的混合严格来讲是一种非常态的生活方式。亚里士多德在谈及极端民主制时指出，不分自然差序的“混合”，必然导致秩序的混乱。

《酒神的伴侣》通过狂欢活动最终取消了神、人、兽之间的区分，将民主精神推向了极致。实际上，悲剧作为与民主制相生相伴的一种独特艺术表现形式，一开始就承载着城邦教育的伟大使命。但悲剧诗人有时会偏离这一旨归，没有着眼于文艺的高贵性，而造成一种“邪恶的剧场政制”。在谈到极端民主制时，柏拉图特别强调文艺教育的重要性。由于诗人“陷入酒神的疯狂”，为了最大限度地取悦观众，而混杂了各种类型的音乐。在剧场里，观众用自己的欢呼声随意评判文艺的好坏，由此培养出了大众民主和过度的自由。

不难想象，任何重视秩序、理性和节制的共同体，都不可能将“狂欢”作为生活的常态推行。作为一种非常态的生活方式，狂欢本身意味着欲望的无节制和释放，势必打乱社会的正常秩序。因此，对于一个政治共同体而言，纳入狂欢的可行办法是将之限定在某种特定的宗教团体内，允许它在特定时间和地点举行——通常是远离共同体的山上。即便在民主制鼎盛的伯利克勒斯治下，狂欢仪式也未得到普遍推崇：有身份的男子不会允许家里的女子上山狂欢；普通人家的女子也要遵循宗教传统，并非随时都能享有狂女的自由。欧里庇得斯将酒神崇拜表现为一种追求民主与自由的普世性宗教，明显不符合人们对酒神崇拜的看法，却恰如其分地界定了剧中所要呈现的酒神崇拜的品质。

二、酒神精神的品质

《酒神的伴侣》一开场，酒神狄俄倪索斯就暗示，他的忒拜之行，终极目的在一项更隐秘的使命——让全世界接受他的教仪：希腊世界之外的诸邦均已接受他的教仪，下一个目标直指希腊。而他借以打开希腊文明世界的突破口，就选在了忒拜。狄俄倪索斯之所以选中忒拜，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与这座城邦的血缘关系及仇怨（Bacchae: 26-31）。但另一个秘而不宣的理由是，当时的忒拜可谓整个希腊政治文明的中心，有如后来希腊民主制臻至顶峰时的雅典。不同的是，当时的忒拜实行的是王制。但在剧中，欧里庇得斯将传统的“王”置换成了“僭主”。他鼓吹的极端民主制不仅用于推翻僭主，而且极度追求快乐、平等和自由。

追求快乐源于人的自然本性，人人都趋向快乐而非痛苦。因此，要彻底剔除这些倾向不仅不可能，也相当危险。但让这些品质完全放任自流，后果同样不堪设想。如何正确处理城邦生活中人性对快乐的趋向，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这端赖于城邦立法者对人性的洞察。传统上，城邦通过设立酒神节，可让人从日常劳作的艰辛中暂时解脱出来，获得快乐、宣泄和恢复，而以更饱满的精神回到劳作中（Laws：653d）。尽管现实中的雅典酒神节也是不加区分的全民参与，类似于全民狂欢，但它已被纳入雅典城邦，成为官方的法定节日。这不仅意味着这种崇拜可控，不再是随心所欲的活动，也为城邦通过宗教节日提升快乐创造了可能。借此，城邦立法者可以立法的手段，使快乐变得神圣起来。

然而，《酒神的伴侣》中非但未见到这种提升，狂女们反而在酒神的作用下为摆脱城邦的政治约束欣喜不已。她们抛下“机杼”，不再劳作，舍家弃子，上山狂欢嬉戏，甚至哺乳幼兽。狂女们为脱离劳作和政治生活，与野兽融为一体而怡然自得。这无疑是一种有违人性的反常快乐。恰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超越于城邦生活的人，“非神即兽”。更糟的是，一旦获得不加约束的自由，狂女们同样可以变得敌友不辨，惨绝人寰。加入野兽行列的狂女们最初其乐融融，但她们随即残忍地撕裂动物，劫掠村庄（Bacchae: 735-764）。这场令人毛骨悚然的血腥狂欢，最终在母亲阿高厄欢欣无比地撕下儿子（国王彭透斯）的头中登峰造极（Bacchae: 1125-1141）。可见，酒神带来的快乐若无城邦礼法规约，终将颠覆人世的基本政治秩序（甚至人伦秩序），导致城邦的毁灭。

酒神精神的第二个典型特征是追求平等。在欧里庇得斯笔下，酒神狂欢与其说是一种教仪，不如说是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狄俄倪索斯试图迫使忒拜接受他的狂欢教仪，也就是强迫城邦接受他推崇的生活方式。酒神崇拜的一大特征是不加区分的人人平等。首先，狂欢教仪不区分老年人和年轻人，这相当于使老年人（高的）向年轻人（低的）看齐——老年人在城邦中享有的较高地位其实已经下降。其次，通过取消忒拜狂女年龄和地位的差别，所有女子在参与酒神崇拜中获得了平等。

接着，狂女们在推翻男人的统治之后，也要和男人平起平坐，拥有统治权。狂女们最后自降为兽，人兽界限变得不再清晰。而通过以另一套标准公然质疑天后赫拉的正义，酒神甚至暗中取消了神与人的区别。在剧中，就连狄俄倪索斯的身份也含混异常：他既是酒神也是人子，还幻化为各种野兽；他生于忒拜，却又是外邦人；他为男儿身而又面带女相。最重要的是，他最可怕却又最和善（Bacchae: 861）。可以说，狄俄倪索斯的特殊身份消除了神、人、兽之间的差异，以及诸城邦间的区分，以便打造出普世平等的世界城邦。

在剧中，通过将传统王者彭透斯塑造成僭主形象，欧里庇得斯为推翻传统政制（王制或贵族制）提供了某种“正当性”：追求平等必然要求消除僭主的统治，实行民主制。因为僭主的专制不允许任何人分享他对权力和女性的欲求，而极端民主制则能最大限度满足民众对快乐、平等和自由的高度欲求。要实现人人平等的新世界，首先要剥夺僭主对权力甚至爱欲的专权。因此，酒神采用特别的方式消磨僭主彭透斯的政治血气，俘虏他的灵魂。通过勾起彭透斯内心的欲望，酒神成功诱使他扮作女人，上山“偷窥”狂女们狂欢作乐。正是对爱欲和快乐的极度渴望，打乱了彭透斯的心智，也致使他作为统治者的血气消失殆尽，最终以女人的身份被狂女们撕裂。酒神狄俄倪索斯以其独特的精神品质，轻而易举地推翻了僭主的统治。

对自由的热望是剧中酒神精神的第三个特征。酒神乍到忒拜，就迫使全体忒拜女子摆脱劳作和家庭，上山自由狂欢（Bacchae: 33-37）。然而，劳作本是人世的一种常态，将人从基本的伦常秩序中解放出来，以获得彻底的、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终将改变人的生命品质。先知忒瑞西阿斯声称，酒神带来的葡萄酒要消除人类的困苦和劳作的“不幸”。但在传统诗人赫西俄德看来，劳作并非只有艰辛，它也给人类带来各种好的东西，虽然诸神在德性与人类之间“放置了汗水”。赫西俄德也没有把劳作视为不幸或邪恶，相反，诸神最终正是凭借劳作重新确立起人间正义。黄金种族的人类原本过着诸神般的生活，不事稼轩，远离不幸，自动获得一切美好之物（行110-120）。自白银种族以降，人类不断堕落。到了最可怕的黑铁时代，诸恶横行，于是诸神把人类困在“白天没完没了”的劳作里。可以说，“日常的受苦”和劳作在人生中意义非凡。彻底的自由未必会带来幸福，狂女所享受的表面自由，实际是以“非理性”为前提——她们还将在“自由”的状态下亲手毁灭自己的亲人和城邦。

宗教自由也是酒神所极力推崇的。在剧中，象征忒拜最高宗教权威的盲先知忒瑞西阿斯甚至成了启蒙者，他抛弃传统奥林波斯神族，转向新神。在第一场戏剧行动中，正是在忒瑞西阿斯的极力怂恿下，老王卡德摩斯才勇敢走出城邦，与之上山敬奉新神（Bacchae: 175–177）。在他眼中，酒神把葡萄酒引入人类，是因怜悯人类（Bacchae: 280-285）。而从文脉来看，忒瑞西阿斯所谓的不幸，指向的就是人类劳作的艰辛。这位先知之所以将劳作视为人类的不幸，似乎正是要为所有人赢得享受自由“心智”的闲暇（Bacchae: 266-271）。忒瑞西阿斯接下来那番颇具智术师性质的长篇说辞更透露，城邦统治者应借助自由思想和精巧的言辞，造就有“理智”的好公民。看起来，忒瑞西阿斯不再是侍奉传统诸神的“先知”，而成了崇尚宗教自由和理性说理的启蒙哲人（或智术师）。正是对自由的渴求，传统宗教权威失去了正当性，城邦的统治根基也变得危如累卵。传统先知为新神所作的辩护，无异于为酒神消除各个城邦的精神隔阂，打造抹平一切差异的世界城邦造势。

然而，过度的自由使狂女们变得肆无忌惮，勇于摧毁一切。在柏拉图看来，极端民主制伴随的极端自由，会让人首先不愿听从统治者，而后拒绝父辈的约束和引导，并企图不服从礼法。在达到终极自由后，“他们不再考虑任何誓言、许诺和有关诸神的东西，反而展现和模仿所谓古代提坦神的自然本性——再次返回到相同的状态，进入一个邪恶从未断绝过的恶劣时期”（Laws: 701b-c）。同样，狂女们也对统治者、父辈、后代和城邦礼法置之不顾，她们在极度自由下的血腥行为，正是模仿提坦神野蛮本性的表现。而对宗教自由的过度推崇，终将导致对宗教本身的消除。

三、酒神与世界城邦

欧里庇得斯一生鲜问政治，但他的诸多作品均表达了对现实政治的强烈不满。他对极端民主制的诉求，使他萌生了构建世界城邦的意图。在剧末，欧里庇得斯以预言的方式呈现了这一意图：酒神不仅成功在忒拜建立教仪，已遭启蒙的老王卡德摩斯还将统治外邦人，把酒神精神推行到全世界；卡德摩斯会在战神阿瑞斯（Ares）的协助下完成构建世界城邦的“使命”，其最终归宿是极乐岛。这是否表明，世界城邦的最终建立，端赖于一场终极之战，以期给全世界带来普遍和平，而其终极价值就是快乐、平等、自由和民主的酒神精神？

在这个披着传统神外衣的新神谕中，卡德摩斯和妻子哈尔摩尼亚将变成“蛇”，一起统领外邦人，率无数军队摧毁众多城邦，并洗劫阿波罗神托所，捣毁希腊人的神坛和坟墓——卡德摩斯将自掘坟墓，亲手毁灭自己的王族、城邦和传统。这意味着，世界城邦的建立和酒神精神的普世化以传统城邦和家庭的毁灭为前提。对此，卡德摩斯连称“可怕的邪恶”、“不幸的邪恶”。他还忧心，即便就此建立世界城邦，自己也无法渡过阿刻戎冥河。此外，阿高厄也会被逐出母邦，远离家园，亡命天涯。新神带来的极端毁灭，使阿高厄再也不愿看到“染血的基泰隆山”和酒神杖（Bacchae: 1384）。

显而易见，新神以极端方式进入传统宗法城邦，并未深入人的灵魂，使邦民和统治者真正树立起对酒神的崇敬。即便酒神精神能遍布全世界，也无法取代卡德摩斯对传统冥河的惧怕和他对母邦的念想。通观全剧，酒神的到来使人狂欢作乐，将人从劳作的艰辛中解放出来，貌似进入了“牛奶”与“蜜”的和平世界（Bacchae: 708-711）。

但酒神始终呈现出矛盾的两面：“最和善”却又“最可怕”。酒神的疯狂和歌舞，似乎要让人摆脱日常劳作的艰辛，焕发活力，实则让人丧失心智；酒神看似带来了其乐融融的和平意象，实则充满血腥。酒神试图将卡德摩斯重新变为野兽，借助无数征战来结束一切战争，以建立起世界城邦，使其独特的酒神精神成为普世精神。

后世大哲康德也主张通过建立国际联盟（世界国家），而使各国公民成为“世界公民”，以走出野蛮人相互残杀的无法状态。

在康德看来，正是通过战争及其灾难，还有紧张的备战及和平状态中也会感到的战争压力，使人们渴望建立大国际联盟，以终结一切战争，取得永久的和平与安全。对于实现世界国家和世界公民的图景，康德除了诉诸于“若干次改造的革命”，最终还诉诸于启蒙，以及艺术和科学带来的“开化”和“文明化”。这样的启蒙要求，人应有“决心和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走出受监护状态。公众要自己给自己启蒙，理性地尊重每个人的独特价值，以摆脱传统的桎梏。这就需要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而且这种自由应不受限制。康德期望，每个公民都能成为“学者”，通过“著作”来公开表达自己的思想。

显然，康德抛弃了古典哲人对人性的理解：并非人人都能成哲人，人与人存在自然的差异。人人自我启蒙或受他人启蒙，这并不符合甚至有违人的自然本性，因为并非人人都有哲人的理性。同样，欧里庇得斯希望整个世界接受酒神的启蒙精神，并使之普世化。酒神试图消除人的自然差异，以强制手段建立世界城邦，给人带来的不是终极的幸福，而是彻彻底底的灾难：家园的毁灭，悲惨的放逐，城邦的崩溃。

欧里庇得斯在剧中借先知忒瑞西阿斯之口表明了一种观点，好公民要有理智和思想（Bacchae: 268―271）。

不仅如此，为了成为好的世界公民，卡德摩斯还得“勇敢”地推翻自己的传统和城邦。酒神的启蒙精神确实使人摆脱了传统神的约束，投入了新神的怀抱。悲剧表演作为酒神节上一种常见的艺术形式，的确也让人变得“开化”和“文明化”。但我们最终看到，这种使世界文明化的意图却是通过重新野蛮化来实现的：通过不断的战争，甚至是一场终极之战回归和平状态，脱离政治的统治。酒神一方面通过外部战争，另一方面通过内部的甜蜜教仪来构建世界城邦，这种“平衡法则”并不能带来终极自由和安全。很难想象，谁将来统治这个世界城邦，谁来掌管这种囊括整个世界的权力。

欧里庇得斯在剧中呈现的这幅世界城邦的图景，还让人想起柏拉图笔下的世界城邦。柏拉图在多处勾画了美好的世界城邦景象：克洛诺斯指派精灵统治人的城邦（Laws: 713b-714a）。较之柏拉图的描写，欧里庇得斯笔下追求快乐和自由的世界城邦，已发生质变。在欧里庇得斯描绘的世界城邦中，虽也有一位神来指派人间城邦的统治者，但他不是古老的克洛诺斯神，而是新神狄俄倪索斯。

此外，克洛诺斯指派“精灵”统治人类，酒神却指派凡人卡德摩斯去征服各邦。酒神的世界城邦与克洛诺斯的世界城邦的最根本差别在于，克洛诺斯对人类的统治乃是基于对人的自然本性的了解，旨在避免人的肆心和不义。在欧里庇得斯笔下，酒神却全面释放了人的自然欲望，终将导致更大的不义。酒神把女子从劳作中解放，无异于使她们原本受约束的自然欲望全部释放。结果，狂女们展开了疯狂的劫掠和屠杀。

在柏拉图眼中，世界城邦只是作为一种样式，用于彰显现实城邦的不足，促使其不断改善。神统治人的城邦在现实中不可能出现，在人统治人的时代，只能尽力去模仿这种智慧的统治。柏拉图的神话源于赫西俄德对人类时代的划分，这个令人向往的世界城邦，就出现在人类最美好的“黄金时代”。相比之下，酒神的世界城邦虽不乏“黄金时代”的美好（Bacchae: 699-711），但在那充满温情、宁静与祥和的画面之下，其实暗藏暴力和血腥。现实中的城邦根本无法承受这种普世的酒神精神。

应该说，欧里庇得斯是位严肃的悲剧诗人，甚至是有抱负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智识人。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迫使诗人对雅典民主制走向展开了深刻的反思。毫无疑问，他抛弃了传统政制，也似乎想通过勾勒雅典民主制的走向为之开出良方。无论传统政制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年代遭遇了何种严峻的挑战，有一点可以肯定，民主制的出现并不表明传统政制的失败。传统的王制或贵族制逐渐被民主制取代，发生在自然哲人和智术师的启蒙之后。对母邦这段令人失望的岁月的绝望，令他毅然与传统决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欧里庇得斯被称为“现代人”。欧里庇得斯笔下呈现的世界城邦构想，显得想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生活不可避免的基本问题。

但对于任何政治共同体而言，如何形成贤人政制和德政，皆为亘古不移的基本问题。有别于欧里庇得斯对民主制的偏爱，古典诗人和哲人均与之保持了距离，并在雅典深陷伯罗奔半岛战争泥淖之际展开了深刻反思：对于现实政治而言，最好的政制并非单一的政制形式，而很可能是混合政制。柏拉图鲜明地指出，由贵族制、君主制和民主制混合而成的政制，才是切实可行的最好政制，其中贵族制是主体（Laws: 691e-692d）。但与欧里庇得斯和康德的世界城邦构想不同，混合政制在承认人的自然差异的基础上，教育少数人追求智慧和德性，并力求让常人保持宗教信仰而固守传统美德。通过审视欧里庇德斯如何处理自己的时代问题，我们可以更好地看清世界城邦构想和民主制的困境——《酒神的伴侣》对于我们现时代仍不失为一种深刻的启示。

（本文原刊于《外国文学评论》2015年第1期，收录此书时有所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