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速递丨郭台辉《历史社会学的力量》

郭台辉，云南大学二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身份政治、政治学方法论与历史社会学。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已发表上百篇论文，出版学术著作十余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若干项。

《历史社会学的力量》

作者：郭台辉

历史社会学为什么有强劲的力量？为何又可能自我消解？其

基础性机制是什么？云南大学郭台辉教授新著《历史社会学的力量》得出两个结论：西方历史社会学以中世纪基督教文明传统奠定的时空预设为前提，以近代三个世纪的历史社会研究传统为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历史社会学的积极意义是在

世纪的学科化时代作为一个反现代学科分化体制的力量，消极意义是在当前的后学科时代出现构成性的自我消解趋势。

导论：历史社会学的时空预设与学术定位

第一节研究预设：从时空关联到时空体

第二节核心关注：历史社会学是什么？

第三节前世：西方历史社会研究传统

第四节今生：西方历史社会学的出场与收场

第一章历史社会研究的时空预设

第一节古希腊文明的时空关联

第二节基督教神学的时空重设

第三节形而上学预设的近代分形

第二章历史社会研究的认识论分途

第一节培根的“新工具”

第二节笛卡尔的“新方法”

第三节维柯的“新科学”

第四节史观比较

第三章历史认识论的分与统及再争论

第一节休谟经验史观的奠定

第二节伏尔泰理性史观的确立

第三节赫尔德民族史观的开创

第四节康德的统合与19世纪再出发

第五节补记：20世纪的延续

第四章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方法论分岔

第一节密尔的归纳与演绎法理论化

第二节孔德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开创

第三节兰克的历史学方法论发端

第五章社会科学的发端与塑形

第一节实证社会科学的流变

第二节批判社会科学的源流

第三节阐释社会科学的创生

第六章历史社会研究的方法论定型

第一节解释型

第二节叙事型

第三节阐释型

第四节出路：融合还是悬置？

第七章历史社会学的兴起、演进与分化

第一节美国历史社会学的演进

第二节历史社会科学的广义形态

第三节历史社会科学的狭义形态

第八章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导向与内在困境

第一节三种研究导向

第二节历史作为方法

第三节历史作为认知

第四节历史作为本体

第九章历史社会学能化解学科之争吗？

第一节问题的提出与学术史

第二节数据来源与发现

第三节讨论：学科体制的持续与超越

结论与展望

参考文献

从历史社会学到历史政治学？（代后记）

历史社会学应该把研究对象视为一个整体

本书作为上一部著作《历史社会学的技艺》（以下简称《技艺》）的续篇，取名为《历史社会学的力量》（以下简称《力量》）。《技艺》是以一对一访谈的交流形式，重在展示当代西方富有代表性的历史社会学家，记录其学术思想、研究导向与主要成就。《力量》这部著作是在《技艺》基础上的学术史反思，以分析论证的独白形式，系统揭示西方历史社会学的前世今生。
对于什么是学术史，培根有一个详细的界定：“一部完整的学术史应当包括学术的起源，学术的派别，学术的创新，学术的传统，多样的管理和实施方式，繁荣的盛况，反对者的意见，衰落、缓慢、泯灭、变迁的缘由和清晰，还有所有其他跟学术有关的时间，都要分门别类，按照年代顺序记载清楚。”但本书并不是一部历史编纂学的著作，而是从西方历史社会学的学术史切入，反思西方世界的知识史。本书在形而上学预设、认识论基础、方法论原则与分析策略四个层面，系统论述古希腊与中世纪的时空关联、17—19世纪前学科时代的历史社会研究传统、20世纪学科化时代的历史社会学，通过知识生产方式及其变迁，把四个层面的类型与三个阶段的谱系结合起来思考。
一、结论
本书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其一是关于兴起问题。按照前学科与学科化的时代划分，西方知识界进入20世纪之后才确立现代学科分化体制。社会科学彻底脱离历史研究，并且把知识生产方式的分工划分为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与政治学的学科分类体制。只有在学科分类体制确立之后才可能出现“历史社会学”意识。这种时间发生的先后次序意味着，19世纪的马克思、韦伯、托克维尔等经典思想家处于知识分化的前学科时代，他们不是历史社会学的开创者，而是坚持18世纪孟德斯鸠、伏尔泰、休谟等启蒙思想家的历史社会研究传统。20世纪兴起并发展至今的历史社会学是西方历史社会研究传统的延续。
其二是关于性质问题。数十年来，西方历史社会学发展得轰轰烈烈，在学术界家喻户晓，但它并不是一个理论流派、一种独特的方法、一门具体的学科领域。其实，历史社会学在知识生产方式方面的性质定位是给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的既有主题增加历史面向，包括提倡历史意识、追踪历史轨迹、提供历史材料等，是沟通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桥梁纽带。这恰恰是可以突破20世纪以来西方知识界的学科界限与学科分类体系，进而成为反现行学科分类分化体制的一股学术运动与潮流。没有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分化体制就没有历史社会学。正因为如此，历史社会学难以安放在现行的学科体制中，更无法跻身于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主流行列。
其三是关于力量问题。20世纪的西方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有诸多结合方式，而历史社会学是最成功的典范，也是抵制在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进行人为分割的最有效力量。但是，参与这股反抗力量的学者群体及所涉知识门类非常庞杂，越来越多的学科领域卷入其中，导致研究力量与研究领域极为分散、研究策略高度分化。虽然已有查尔斯·蒂利、斯考切波等人主要归纳出模式解释、变量分析、过程阐释三种研究方式，但在研究实践中远不止如此。研究技术与策略不断分化与裂变，带来知识的碎片化，对现代学科体制的解构有余，对知识的创造和建构明显不足，反过来有可能稀释这股学术运动，使反抗的力量迈向自我消解的趋势。
其四是关于力量的源泉问题。西方历史社会学，作为反现代学科体制的一种积极力量，继承了前学科时代的历史社会研究传统，主张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经验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紧密结合。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在观念上的诞生，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前期，但唯有进入20世纪之后，才在学术体制与研究实践上真正实现彻底分离。历史社会学之所以有反学科体制的持久力量，就在于历史社会研究传统扎实的知识合法性基础，包括认识论基础与方法论原则，有着漫长连绵的历史演进过程。
其五是关于力量分散的根源问题。西方历史社会学的力量之所以自我消解，在于延续19世纪的方法论分野，17—18世纪在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历史主义之间的认识论分化。虽然方法论层面存在融合与调和的可能，但认识论（能知道什么）都有其相应的方法论（如何能知道），而且，彼此冲突的方法论与认识论都受制于背后特定的形而上学预设。其中，自然神预设决定了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传统，理性神预设决定了理性主义认识论传统，意志神预设决定了历史主义认识论传统。基督教“三位一体”的神学传统在中世纪后期的式微，圣子、圣父、圣灵“三位格”都声称代表上帝，对自然世界、社会世界、心灵世界有各自不同的立场与解释，形成近代三种特殊的形而上学预设，确立了“何为真理”与“何为实在”的本体论依据。这样，形而上学预设、认识论基础、方法论原则与分析策略四个层级之间的设定、分殊、争论与冲突问题，构成了从西方历史社会研究传统到历史社会学的学术史脉络，也是历史社会学力量分散的根源。
其六是关于时空关联问题。西方历史社会学充当反学科分类体制的积极力量，内在又充满结构性张力，还在于西方知识界的时间与空间两种意识及其之间的关联方式。每一种文化与文明都有自己的时空观念传统，时空观念决定了历史社会研究。在西方文明进程中，时间观念在古希腊的“时间之环”转换为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时间之箭”之后，奠定了线性的、阶段的、进化的观念传统，一直延展到19世纪欧洲范围的进步论、20世纪世界范围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文明内在分化对峙的三大认识论传统对时间、空间及其关联的认知不同。其中，理性主义关注未来（向何处去），经验主义强调当下（如何形成现在），而历史主义则把过去（从何而来）与未来（向何处去）关联在一起。在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相结合的实证研究领域，未来决定现在的发展方向，而线性时间观弱化了过去对现在的影响。结果，时间成为常量而被悬置，历史的作用被忽视或被固化，以至于在认识论层次上更聚焦空间秩序的设计、发展规律与操作性问题，使时空的观念分离成为可能，进而造成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在知识生产体制中的分离与研究实践的分化。
因此，西方主流的社会科学传统难以破解线性时间观的“信仰魔咒”，很难接纳主张时空关联的历史社会学，更不容易接受由现代物理学发起而已被很多学科所吸收的“时空体”理念。
二、思考：现代社会科学的反历史特征
近代西方社会科学源于“科学革命”，但在观念上成型于19世纪确立的各种方法论传统。19世纪是后革命时代的社会危机、资本主义危机、精神信仰危机相交织的不确定时代，社会运动频繁、国际格局复杂与思想流派纷争，形成现代性的总问题域。然而，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没有完全切断与历史研究的联系，而是理解和解释现代性问题的历史形成，反思过去和借鉴经验，回应与化解时代危机，维护既定秩序与推动进步。历史研究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传统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其中，在实证主义传统中作为“用”，在阐释学传统却是“体”。
唯有进入20世纪之后，现代西方社会科学追随美国版本，完全转向当下现实，切断与历史研究的所有联系，也失去了诊断现代性问题的历史面向。在二战后的40年里，西方社会再次凸显现代性危机，也带来社会科学的危机，而“转向历史”的思潮是其走出危机的方式，重启并汇入历史社会学的“蓄水池”。“转向历史”的浪潮在和平时代是用历史研究来提供合法化论证，在危机时代则反思当下问题的历史过程，希冀在历史经验中展望未来。
然而，“转向历史”的目的，无论是为既定体制提供历史论证，还是为社会科学方法与概念提供历史材料与案例，都没有超出实证主义的窠臼。西方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看似结合紧密，但实际上只是停留在方法论层次与具体研究实践，并没有在认识论及其形而上学预设层面深刻反思文明进程及其内在分化与紧张。这种“历史”缺乏多层多线变化的可能性，时间与空间意识更没有吸收现代物理学的“时空体”成就，无法根本解决西方社会科学中的线性历史和反历史问题。
西方社会科学的历史并不漫长，方法论传统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与历史研究的彻底切割也只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然而，中国社会科学恰恰诞生于西方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切割过程中。社会科学意识及其学科建制是在晚清西学东渐的特殊历史时期传入中国知识界，而中国社会科学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长期模仿、追随并依赖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甚至时间与空间意识及其关联或切割都严重受其影响。历史时期的“特殊”体现主要在：
其一，西方社会科学本身正在从近代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时刻，恰逢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建制基本完成，又遇美国与欧洲诸帝国的新旧交替。西方社会科学的重心迅速转移到没有历史意识的美国。
其二，在民族化与国家化的关键时期，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逐渐分离，各自内部也开始高度分化，社会科学各学科受心理学与数学以及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综合影响，走向无历史或反历史的个体心理、行为研究。结果，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始于各学科的分化建制，自发引入不同国家的学科门类形式，却屏蔽西方科学论领域的内在争论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
其三，在引入西方社会科学的清季民初之际，中国社会恰逢内忧外患，从统一走向分裂，是传统向现代急剧转型的历史时刻。仓促舶来的社会科学知识不成体系，失去独立性与自主性，也无法与中国具体的社会政治实践相结合，却为其背后隐藏的各国政权和党派意识形态所裹挟。
其四，在“冷战”后期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推行改革开放，重新恢复社会科学的学科建制，但甫一开始就面临革命与现代化两种水火不相容的国际学术话语形态、政治意识形态与知识形态。革命与现代化之间尽管势不两立，但反历史意识是其共同特征。重新恢复的中国社会科学并不是在二者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通过“中国特色”话语的糅合，使对立双方得以暂时调和，并继承其共同的反历史特征。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科学各学科在方法论层面加速倒向由美国主导的西方社会科学模式，接受现代化的目标、话语与意识形态，包括进化论、行动论、系统论、结构功能主义等反历史的观念体系与知识体系。
因此，中国社会科学，无论是在过去100多年还是最近40年里，都与现代西方社会科学保持一致，在总体上的共同特征是反历史性。
三、展望：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基础
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都是连续不断的历史统一体，而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又面临共时性的构建。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需要结合起来，必须同时具备中国性与世界性、时间性与空间性的二重特征。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需要立足于当代科学研究的前沿，重视时空交织的时空体及其知识属性，统一人文精神的信仰、社会秩序的建构与自然规律的探索，并纳入同一历史整体和变迁进程。
然而，对于历史的理解，中西文明体系之间有很大不同。中华文明体系理解的历史观念没有超越性的、先验性的形而上学假设，因此不同于基督教文明体系的历史哲学传统与线性进化史观。相反，中国人传统的精神世界以历史为基础，即“六经皆史”，这种历史是有生命史的严格时间限度和次序安排，而历史的无限性恰恰是有限历史连绵不断的结果，是以一种完全世俗的、经验的历史意识来克服西方先验的、超越的形而上学问题。正如赵汀阳所言，“历史乃中国精神世界之根基”，意味着“六经皆史”“经史一体”与“事道一体”，其中，“经”与“道”为“史”与“事”提供精神支柱，而“史”与“事”为“经”与“道”提供活力。历史不需要西方形而上与形而下、先验与经验的二分法预设，也不存在其间的张力，而是二者的合体，并且都在经验的真实世界得到理解。
因此，历史是中国人进行自我精神认知、形象塑造、秩序重建的来源，历史研究也应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确立时空体意识的基础。但是，历史并非仅仅作为方法、认知或本体，不能在其间选择或切割，而是三者融为一体。其中，历史本体为历史认知铺陈的普遍基础，使历史认知不至于走向碎片、浪漫、虚构与想象，而历史认知恰恰为历史方法注入真正的历史感和历史意识。
中国社会科学确立时空体意识，一方面在于理解中国精神世界意义上的历史意识以及由此形成的物质世界之变迁，没有必要模仿西方形态，寻找其背后所谓先验性、终极性、超越性的历史假设；另一方面在于把社会世界视为一个整体，而各学科只是理解社会世界整体的一种视角。这种社会世界以整体的形态进入历史世界，并成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使社会、历史与精神统一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科学以社会、精神与历史为基础和问题意识来源，相应也把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关联在一起，把社会世界、精神世界与历史世界组成的一个有机统一体视为研究对象，旨在理解其间的事实关联及运转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