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校长斯蒂芬·杜思是剑桥大学开校800多年来，首位非英国籍的大学校长。他1979年获美国哈佛大学文学及历史学士学位后，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获得普通法及民法学位，1987年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94年成为麦基尔大学历来最年轻法学院院长，2006年至2014年担任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校长。

下文是杜思齐教授担任剑桥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

一、剑桥大学的优秀在于它的共享、追求卓越和重视领导力

剑桥的求学生涯赋予我勇于挑战的精神，也让我更加深入了解国际法。更重要的是让我的思维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无限拓展，让我的见识得到了无限延伸。在那段时间里，我广泛涉猎，大量阅读，并与世界上最顶尖、最国际化、最能激发灵感的科研团队交流，这些专家和学生来自世界的各个国家。我从剑桥所获，一直受益至今。俗话说，知恩图报，能够重返母校为其发展作贡献，我感到十分兴奋。

我无需再多说什么，大家也都知道是什么造就了如今这蓬勃发展的剑桥大学。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这些成就剑桥大学的关键性因素。

第一点，就是我们根深蒂固的社区意识，我们的共同目标和共享人才及资源的愿景将我们紧紧地绑在一起。

第二点，就是大学使命一直坚持的在教育、学习和科研方面不断的追求卓越。这一精神已经践行到我们的每一堂讲座、每一间教室、每一座图书馆和实验室里，也践行在我们的排演厅和运动场里。

剑桥大学第三个财富，至关重要，那就是世世代代强有力的领导力。我要向我的前任们致敬，尤其是已故的戴维·威廉姆斯爵士，他率先担任了全职校长的角色；我要向布莱尔斯教授、艾莉森理查德爵士和莱泽克·薄睿思爵士致敬，他们的野心和智慧带领着学校从一所世界知名大学转化为了一所真正的世界领先大学。Alec，Alison，Borys ——我们所有的人都感谢你们对大学的付出和贡献，我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能够不负众望，砥砺前行，在前辈已经取得的成绩上再创新的辉煌。

二、剑桥教育的最大优势不在于他们将赚到什么，而在于他们将学到什么

人们在听到我新任职的第二个反应更加微妙，那就是惊讶之后紧接着会问“为什么现在要做”？对于些向来关心我的人，我知道这句询问其实是提醒我远赴大洋彼岸工作所带来的一段新的不安。

我曾经描述过一个焦虑的新时代，其特征就是大部分的组织、专家、政经机构里，存在着普遍的不信任感。 诺贝尔奖获得者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在十多年前做过一个客观的评论，如今仍然能引起我们强烈的共鸣，她说：“我们不能继续将权力分离、言论自由、宗教容忍或至高无上的公民自由看成是理所当然的，起码在人类无限创造破坏的时候不存在，在人类无节制的索要远超他能力范围的权利的时候，不存在。”

我们陷入了一个焦虑的时代，那些曾经维持人们紧密关系的纽带不断被侵蚀，广泛的社区意识也在逐渐消失。

另一位小说家，我们的校友Zadie Smith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在集体的，总有一些时刻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但是如果连这种感情也消失了呢，如果没有人再愿意伸出援助之手了，社会会怎样？”

如今个人和社会越来越内向保守，也越来越容易受到极端主义的影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极端的年代》一书中写道‘当世界迎来第三个千禧年的时候，必定会充满暴力执政及暴力变革，唯一不确定的是他们会引导世界走向何方。’霍布斯鲍姆（Hobsbawm）还警告说，社会的不平等将是我们要面临的主要问题，社会财产的分配而非生产力的增长将主宰新千禧年的政治。

这些校友们的话提醒我们思考，如何才能将以分享为共同目的大学系统推广到世界。像Smith说的那样，我们必须伸出援助之手，更要张开双臂欢迎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和学者，他们有能力也愿意为了创新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而努力。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剑桥传统。

自从人类诞生以来，每一代人都认为自己面临着空前绝后的困难，面临着祖先曾无法想像的危机。我不敢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比任何时候都大，但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绝对比任何时候都复杂，而且在影响我们每一个人。比如新的信息技术为我们带来的窘境。

这技术虽然让人们更方便联系，可同时也验证了剑桥人类学家欧内斯特·克劳利所说的“细微差异的自恋”；信息技术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富足，让我们更好地传递信息，但同时也让少数人可以用他们的方式来侵蚀其他人的生活，腐蚀着公众的信任，让人们更容易受到极端主义和仇恨主义的攻击。我们该如何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呢？

再说说全球食品安全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工程师、地理学家和数学家们共同努力来开发出能够预测未来人类对能源、土地和水的需求的工具；需要全世界的植物学家和兽医学家一起合作，来提高作物产量和牲畜对疾病的抵御能力；需要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家分析粮食供应的政治经济效应，并评估政治结构在粮食生产和分配中的作用；需要更多地了解土地所有权的管理框架，或土地使用变化的效果。积极应对这些问题是剑桥大学一直以来的使命，而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那些不断出现的新问题。

我们的高等教育也是前所未有的复杂。剑桥大学英语系的Stefan Collini教授客观评价了大学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变化。博士毕业期间，我阅读了他的文章，才知道那个时候英国有46所大学，教育着大约35万名学生。

如今，我们有超过140多所大学，在校生有200多万。更不用说全世界高校的扩张，Collini说在过去的20多年里，仅中国就兴建了1200多所高等院校。在过去的五年里，英国的大学在资助，管理和评估方面也经历了惊人的变化。这种变化的速度和规模，令人们产生了一种迷失感和不安，也可能让社会忘记了大学的本质和作用。我同意Collini教授对于这种社会不安的描述，不过我对于大学的发展方向还是非常乐观的，我们的大学向来习惯了外部力量推动的变革。在经历了内战、世界大战、大萧条和大衰退、经济泡沫之后，剑桥大学幸存了下来，而且得以蓬勃发展，我坚信我们的大学将继续在这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持久不断地做贡献。

大学，尤其是像剑桥这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学，要不断解决和拥抱这些复杂的问题，要跨国界、跨学科地携手合作。一个国家或者机构，不论其有多么高的地位，都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独自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凭借渊博的学术知识和追求真理的优良传统，剑桥大学必须引领世界不断排除知识障碍，成为孕育和培养全球合作的沃土。

在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里，剑桥大学也许在一点上可以比其他机构做得更好，那就是找到“如何把世界联合在一起”（引用自校友Salman Rushdie）的答案。

请允许我再次回到最初那个关于我被任命剑桥大学校长之后,大家如何反应的问题上。在经历了最初的惊喜之后，人们紧接着会问“为什么是现在”，然后我又问自己“该如何胜任这项艰巨的任务”。从一年前接受这个任命到现在，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我该如何与大家携手工作，来继续创造学校的辉煌纪录，并不断为世界做贡献？我们该如何建立共同的使命感，用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声音都有其独特性”？

我们该如何保证学校，不断投入来解决那些复杂问题，并从中学习；我们该如何平衡为追求目标而必须采取的一些风险以及确保我们学校保持适当、可持续管理的需求；我们该如何平衡绩效评估的要求以及那些在影响社会和文化方面不易量化的指标？

我们如何向学生提供最佳的大学体验，并向他们灌输这样一个理念：剑桥教育的最大优势不在于他们将赚到什么，而在于他们将学到什么？我们如何确保现在所做的世界领先的研究，不仅可以用于解决我们如今面临的问题，还可探索尚未出现的问题；我们如何最好地利用新技术来增强教学、学习和沟通的过程？在隔离和分裂盛行的今天，我们如何才能保持和世界的接触与融合？

如何保证学校的开放性，保证只要是顶级人才，不论其国籍和和出身，学校都能接受他们？我们如何才能促进激烈的辩论，甚至在一些让我们深感不安的问题上，做到约翰·米尔顿所说的“让我凭这良知自由地认识、自由地发言、自由地讨论吧!”。

这些是我们今后几年需要关注的一些重大问题。

三、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其实都是一个问题，而非答案

作为校长，我想引用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说过的一句话：“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其实都是一个问题，而非答案。”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追求将决定世人对剑桥大学的看法。剑桥大学，是英国乃至全世界的基石。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我想引用同事Stefan Collini对大学的描述，他说“大学是一个集体的无形企业，他长久存在，不是任何个人、团体、机构甚至某一代人的财产”。我完全同意这一观点。其实我们都是受托人，我们不仅要为今天的学生学者服务，更代表新一代接管大学并继续不断创新，寻找人类面临的难题的解决办法。

我父亲是英国圣公会教堂的一位牧师，我的母亲曾经是一个教区的秘书，我从他们身上继承了根深蒂固的社区服务意识。父母也传承给我了一套待人接物的准则，那就是为他人提供最好的，拒绝捷径，透过黑暗去追求真理。这些准则拥有着无穷的力量，也在不断加强我们作为世界顶级学术机构的地位，这些准则要求我们言论自由，拒绝遏制学术自由的行径，反对所有企图破坏知识传播、专业和科研的行径；我们的名誉校长，格拉汉姆·里戈尔教授曾说大学的基本职责就是“社会的真知所在以及社会的评论家”。

一个组织的成功不可能只靠任何一个个人的努力，尤其是像剑桥这样一个多元化、历史悠久的机构。我们需要依靠集体的智慧，依靠每一位在这里生活、工作、学习、科研的学生学者。我们必须努力做好自己，为世界服务，以新的方式积极为如今的社会、政治、经济领域服务。

我们的终极目标便是在日益复杂和焦虑的世界中，确保剑桥大学继续不可阻挡地追求真理和真知，继续追求创造一个更加包容的社会，为改善我们这个共同的世界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