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是刘邓大军的侦察兵

周玉生口述 王存良 整理

我是山东省平原县张华镇人。1947年10月参军，加入了刘邓大军二纵侦察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敌人的兵种、兵力、驻防情况等，为我军提供准确的作战计划依据。那时国民党那边对应的有保密队及58师的小保队，我们和他们比观察力、比智慧、比敏锐性。

除战前侦察外，在战场上我们还要配合主力军完成作战任务。在淮海战役中，我们驻扎在安徽省淮安县楼东村双德集，这里离蚌埠只有十五里路，是敌坦克增援淮海之敌的必经之路，我们负责打阻击，主要就是挖工事，挡鹿柴。挖工事就是挖坦克沟，直上直下的，很陡。在坦克沟前边沿挡上鹿柴，也就是横七竖八排上一些树枝、柴草之类。坦克不怕鹿柴。敌人的坦克看到前方有鹿柴，就讥笑我们用这玩意还想挡住他们的钢铁躯体，真是不自量力。他们自以为天下无敌，开足马力横冲直撞，但碾过鹿柴就头朝下钻进被鹿柴遮掩的坦克沟里。这时我们就从掩体里冲上来，掀开坦克盖子，举着手榴弹，大喝一声：“投降吧，不投降就死路一条！”敌人的坦克兵龟缩在坦克里，坦克车在沟里施展不了威风，炮和机枪都不起作用了，只好乖乖就范。

坦克是一个装备森严的大怪物，它为了不让我们的子弹打进去，往外瞭望只留一条缝。人在里面喘气只有一个比核桃还小的气孔，并且气孔还可以塞住，人在里面就更保险了。但是塞住了气孔，人在里面只能待一个小时，时间再长了人就要憋死。抓住庞然大物的这一致命弱点，我们千方百计接近敌坦克，堵瞭望孔，使他成为瞎子；塞气孔，让敌人自己钻出盖子举手投降。

就这样，我们缴获了不少坦克，后来有些坦克北上参加了开国大典阅兵。

然后就是渡江战役。从1949年4月20日晚开始，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全军200万军队两天内先后过江。毛主席说：“百万雄师过大江”，百万是个虚指，不是实数，实际数多了一倍。那时候被敌人自诩为“固若金汤”的江防，抵不过我们英勇机智的地下党，他们早将帆船的桅杆卸下藏起，将船沉到江底，躲过了国民党的搜查销毁。等我们的大军来到，他们把船上的淤泥卸下，让船浮上来，安上桅杆，供我军顺利渡江。我们是在安徽省安庆县过江的。华东24军是在芜湖过江的。

渡江后，林彪指挥的四野打下了武汉，解放两广（广东广西）。上海是陈毅（三野、华东军区）打下来的。刘邓大军（二野、中原军区）指挥下的我们，已经由侦察队扩充为侦察营，在长沙和四野12兵团会师，然后一路南下，势如破竹，一举拿下了五省（云南、贵州、西藏、四川、西康）。还记得我们三兵团三个军（10军、11军、12军）进军四川，一天跑500里路拿下了重庆、自贡、泸州，既紧张又兴奋还过瘾。

我们继续南下，1949年11月来到乌江。乌江有座桥，如果让敌人发现我们要抢占这座桥，就会把它炸掉，我们的大部队就要拖延进军的速度和时间。上级研究确定由我们侦察营负责抢占这座大桥。我们把目标缩小，悄悄出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速攻占大桥，不仅保住了大桥，而且缴获了三辆汽车、六挺机枪。守大桥的60个敌人，我们俘虏了59个。我们一鼓作气，接着解放了遵义。

这时，我们军的陈再道老军长离任，军长由杜义德（1955年被授为中将）担任，参谋长是赵小舟。适逢从学生中招收军人，其中有一女学生被召入文工团，演什么像什么，学东西也很快。她有意识地接近首长，迎合首长的情绪，与首长搞好关系，很快进了军机关工作。赵参谋长也很快坠入情海，终于将这女子追成了妻子。

1950年夏，为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我所在的10军奉命从四川重庆出发，往北进发。开始番号为永胜部队，台湾国民党情报机构却随即了解到我10军出发的消息。为此在河北石家庄到天津途中，我军改番号为105部队。台湾又随即掌握了这一变动。为此，我军到河北省定县时改番号为黄河部队，再到山海关内秦皇岛的昌黎县驻扎，我们的部队番号及行踪再一次被台湾知晓。台湾情报机构直接和美军为首的侵朝的所谓“联合国”军勾结，敌军就会根据我军的作战规律、指挥员性格、部队作战作风制定战略战术，我军作战就很容易失败。因此我军就地驻扎，不能再去朝鲜。我军的政治工作过硬，实行三大民主即“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这时开展“打老虎”运动，经过集思广益，逐步把怀疑目标缩小到赵小舟参谋长的妻子身上，挖出了这个国民党特务，赵参谋长也因此受到处分。大家都不寒而栗，一支英勇善战所向无敌的部队，竟然差一点就毁在了一段儿女私情。充分认识到战争时期间谍、特务对于部队防不胜防的蚕食性和破坏性，从此以后我军对于军婚的审查就更加严格了。

后来我调入青岛高炮三团一连一班任班长，再后来又先后到海军政治干部学校、海军航空预科学校（青岛馆陶路23号）系统学习。1952年10月，通过体检，我因为身体强壮而到北海舰队后勤部舰务处航运大队服役，直到1955年3月复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