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号房”与鲍某明是极端个案?这部电影揭示女性被“入侵”日常

从N号房到鲍某明事件,黑暗的让人不愿相信世间竟有这般事。

未成年的女孩,你还好吗?

我突然想起刚刚看过的一部电影,影片没有任何花哨的镜头和繁复的台词设计,但是却获得了第7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银熊奖评审团大奖、主竞赛评审团大奖,圣丹斯美国剧情单元评审团特别奖,烂番茄网站99%的鲜度,Metacritic评分高达92,是目前2020年影片中的最高分。

“N号房”与鲍某明是极端个案?这部电影揭示女性被“入侵”日常

推荐此片倒不是因为它得奖了,实在是它所讲述是有关未成年少女的痛楚。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部由伊丽莎·希特曼执导的剧情电影,瑞安·艾戈尔德主演的电影,看一看这两个女孩的故事——《从不,很少,有时,总是》。


“N号房”与鲍某明是极端个案?这部电影揭示女性被“入侵”日常


只有女孩才知道的事,男孩也该尊重的问题


17岁的奥秋意外怀孕,表姐陪着她离开家,踏上堕胎之程。在一种非典型公路电影的外壳中,导演真正想讲述的只有女孩才知道的事,即男性有意或无意的“入侵”。

这部以两个女孩儿为主角的电影,很多地方都体现了这个社会女性所处的弱势地位。影片中从头到尾都没有讨论过的奥秋肚子中孩子父亲的身份,但他却是这件事的源头。导演有意将这一点进行弱化,恰巧反映出怀孕之后怎样解决最后竟成为了一件女性自己的事情。

而主角一直携带的笨重的行李箱灵感来自导演从报纸上看到那些来纽约堕胎的女人都是如此,于是笨重不便的行李箱除了暗示怀孕的奥秋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更是指向女性无法摆脱生理和精神的双重重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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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中男性形象的刻画,也是一次次男权对女性“剥削”的印证:女主角表演时行为轻浮的男同学,好吃懒做,话语中明显带有歧视女性的继父,兼职时每每借机性骚扰的猥琐老板,地铁上明目张胆对于女性作出骚扰行为的男乘客,甚至那个全片中唯一看上去较为“友好”的男青年,最后暴露的还是想通过金钱诱惑来剥削女孩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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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本片讨论的是女孩的事,女性的困境,在镜头表现方面,势必需要一定程度上表现“女性主义”。

著名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曾在《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一文中批驳主流好莱坞的电影对女性的剥削,指出其叙事模式为男性为中心,女性作为被看的客体满足男性的窥视凝视而存在。银幕外的男性通过“观赏”女性身体而获得视觉快感。

想想看,“玛丽莲梦露”、“007”身边的女郎,最大“功能”正在于服务于摄影机模仿的一双对于她们身体部位的窥探的男性眼睛。而本片中,当表姐弯腰打保龄球时,镜头给予臀部的特写,正代表着纽约男孩的凝视和快感,当然在本片语境中,这一特写是对社会中男性的肆意窥探的批评。

另一方面,在聚焦女性身体时,镜头保持了尽量克制。堕胎过程主要取到女性上半身,保证了女性应有的尊严,不过度贩卖苦痛。而奥秋背对镜头露出内衣肩带的细节,意在拒绝窥探,那些被勒出的印痕,无言中指向女性渴望保护自己的身体。

然而只要女性希望就可以真的拒绝性剥削吗?

影片并没有直接对于这一点进行直接阐述,而是将它隐藏在了影片的高潮部分:那段有关“从不,很少,有时,总是”的问答。


“在过去的一年里,你的伴侣是否有拒绝使用避孕套?”

“你的性伴侣妨碍你避孕,或者试图在你不想怀孕的时候让你怀孕?”

“你的性伴侣是否威胁或吓到了你?”

“你的性伴侣是否曾动手打你,扇你耳光或强迫你与之发生性行为?”

奥秋的答案只能从以下四项选择,最后一个答案最痛心,但她确实遭遇了。

A:从不

B:很少

C:有时

D:总是

这就揭示出女主角遭受过性伴侣的暴力对待,并且被迫发生性行为,意味权利被剥削。

因此本片主旨就像导演所说这部电影主要阐述女性没有权力控制自己身体的这个事实,而且她们还面临着本质上由男性一手造成而无处不在的隐形障碍。

关于对女性身体的剥削,跳出影片,现实更为可怕。韩国N号房事件,受害者多是未成年女孩,而她们面对的是关于26万人的“狂欢”,庞大的数字令人不寒而栗,参与其中的,肆无忌惮窥探的都是成年男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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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号房最小的运营者,才12岁!作案时还是个小学生。

并且男性的入侵不止陌生人窥探,还有身边人的侵犯。国内高管鲍某明事件让人愤怒,据《南风窗》报道,李星星14岁就遭到“养父”性侵。

所以无论是影片中还是现实世界,女性想要获得基本安全感何其困难,父权语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性剥削正呈现为低龄化趋势。

而这部影片虽然是女孩才知道的事,更应该是男孩也换位思考的事。正如导演所说,“ 我认为,对于男性来说,无论是年轻男性还是老年男性,了解他们普遍带着男性(对女性的)凝视而行走在这个世界这一普遍经历,都很重要。他们需要知道,这种行为是如何轻易越界的。

电影中表姐斯凯勒对奥秋说:“你难道不希望自己是个男人吗?”

得有多无奈,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女孩经历多少看不见的坎坷才能跌跌撞撞的长大成人”。

而当一个女孩倘若能以身为女性而感到幸运的那一天,一定是社会中更多男性懂得尊重女性身体,愿意共同维护女性权利的一天。


小众电影中的“政治态度”

女性对自己身体权利的另一个障碍来自于“法律禁止”。

其实有关堕胎的情节在美国电影或者其他国家电影中非常常见,深层次的原因便是各个国家的政治背景。

很多观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会发现本片和罗纳尼亚电影《四月三周两天》非常的相似:同样的是两个女孩,同样的是去堕胎,同样的是受到社会环境的压迫,就连影片刻画的简洁直白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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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的社会背景是罗马尼亚法律将堕胎视为违法行为,所以两个女孩寻求未果后最后只得找上黑市医生,所幸最后手术成功。但在罗马尼亚的那段历史中,大约有50万的女性因为秘密堕胎的安全性而屈辱的死去,影片中给我们展示了其中的一种好的可能性,而现实却有着更为残酷的可能性。

回来看本片,电影中的很多细节都揭露了美国法律有关堕胎的种种弊端。一开始女主角前往自己家乡的地方机构,里面的医务人员给了女主角很多把孩子生下来以后的选择。但是当女主角表现出堕胎意愿的时候,却被引导观看了一段反对堕胎的短片。

因为奥秋所在的宾夕法尼亚洲,未成年人堕胎需要监护人的陪同,不愿让父母知道真相的女主和表姐决定前往法律相对宽松的纽约,而又因为怀孕超过了12周不得不转到医院在曼哈顿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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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个女孩不断的辗转奔波当中,影片也缓缓展开了生根于美国社会的一个热点争论:有关于堕胎的是否合理化。

从1973年罗诉韦德案的裁决后,有关这一问题就充满了争议,支付与反对方各执一词。而本部电影的拍摄也并不是心血来潮:2019年美国阿拉巴马州议会通过“美国最严反堕胎法案”,该法令禁止任何阶段的堕胎,而总统特朗普也站在堕胎禁止化一方。

这样背景下导演的态度也不言而喻,对于两个女孩的刻画是充满温情和怜惜,而对于美国政治制度下,宾夕法尼亚州对于堕胎的种种限制表示了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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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未成年人怀孕这一题材。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想到美国电影《朱诺》,不同于《朱诺》所走的青春励志风格,在本片中这一场打胎之旅没有来自家人的鼓励,只有两个女孩并肩一次又一次寻求突破。导演巧妙的将一个社会背景下的隐伤埋于一场几天的旅程,以小见大,充斥着一种残酷温柔。

柏林电影节往往对有政治倾向的作品更为青睐,所以本部影片能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的原因或许也与此有关。

一个有关成长和回归的故事

如果抛开社会争议背景,其实本片还是回归到了导演最为擅长的青少年成长这一命题。

导演伊丽莎·希特曼虽然产量不多,从《沙滩鼠》到《感觉就像爱》,她的几部作品无疑都聚焦青少年这一群体,她认为没有多少电影能探讨成长的孤独感,他们在电影中总是处于一个边缘的抉择。并且即使电影是关于年轻人的,成年人也可以轻松识别这些年轻角色的痛苦,这就是青年题材电影有可取的的地方——它们总是适合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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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影片通过跨洲堕胎这一事件关注偏远地区底层少女们的生活,这种几天几夜现实生活小品类型非常符合圣丹斯审美。

在看电影时,也许观众不会认为奥秋是一个所谓的好女孩儿,十几岁就有多个性伴侣,和家庭成员关系疏离,她打鼻钉,她未婚先孕,但是到头来她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少女。在得知自己怀孕后,她会傻傻的问:该怎么拿掉?而在冰冷的手术台上,她一个人承受着将身体一部分剥离的痛苦,电影的大部分她总是沉默的,面无表情的,看似什么都不在乎,但她其实内心也十分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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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峻简洁的基调中,奥秋很少袒露自我感受,而唯一一次冲突就是那场有戏剧张力“从不,很少,有时,总是”的问答。

随着医务人员一步一步对这四个选项的不断重复,17的奥秋从一开始的配合到拒绝,到后来的沉默,最后的爆发,情绪层次感分明。而通过这一情节,加之前期对于女主家庭环境的刻画,我们似乎也能体会到女主角看似风平浪静的表面,实则内心痛苦无助。

如果不是被问,成长疼痛无人可诉,没成年亲人关心,未成年人也不愿开口。

电影通过细节和意象语言展现了未成年少女在意外怀孕后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就如同本片的片名一样——“从不,很少,有时,总是”。从不期待,很少反抗,有时落泪,总是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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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女主的表姐斯凯雷看似柔弱,但是和女主的相处中,她总是处于照顾的一方。她会从超市的营业额中偷出一部分来作为前往纽约的经费,在没有钱坐地铁时,她熟练地穿过了地铁检验口,甚至能脸不红心不跳地向工作人员撒谎车票丢了只因为没有回家的钱。

这些看似不正当的行为也体现了她们在社会环境中所处的位置,只能抱团挣扎。

这对姐妹更像是彼此情感寄托。她们有过争吵,离开,沉默,但是很快又通过互相给对方化妆和解,她们两个人拖着一个沉重的行李箱在他乡的街头,相依为命。

不同于前文提到《四月三周两天》中两个女性角色出于一种失衡的状态,本片中的两个女孩处于一种陪伴与支持的平衡状态。她们在这样一个在男性主导的世界,最后不得不牺牲身体求生存,但就是这样一个看似丑陋的现实下,影片中女孩们的互相理解和陪伴成为了一抹温情的存在,并且这种互动并不是单向的:起初思凯雷陪奥秋来做手术,后面当斯凯雷与纽约男孩纠缠“交易”时,奥秋赶来伸出一只手,给予安慰和力量。

“N号房”与鲍某明是极端个案?这部电影揭示女性被“入侵”日常

这是一个值得体味的场景,一个未成年女孩受男性支配操纵时,另一个女孩沉默在场,不必说出口难堪,勾勾手指,最终理解女孩的也只有女孩。她们的关系就像是:从不离开,很少争吵,有时沉默,总是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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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青少年题材的影片我们屡见不鲜,从之前西尔莎·罗南的《伯德小姐》,法国鬼才导演欧容的《花容月貌》,一个由日记展开的故事《梅丽莎》,再到国产新人导演的作品《过春天》,这些题材的作品无疑都将镜头对准青少年叛逆 与家庭之间的拉扯,他们的叙事结构也非常的一致:从一开始的平静,到后来不甘于安逸寻求刺激,在爱与痛的边缘逐渐试探,而到最后又是观众喜闻乐见的救赎结局。

而这部电影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道路。它没有女主角堕落叛逆的镜头,电影的开头就已经来到了她意外怀孕的时候,影片选择略过那些独属于青少年电影中激烈的争吵,激化的矛盾,整部电影总体就像是一滩平静的湖水,但是下面却有暗潮涌动,生活本身看似平实则凶险。

他们所乘坐的巴士兜兜转转,最终驶向家庭,阳光洒在她们的脸上,她们也终于完成了这样一场成长之旅。

“N号房”与鲍某明是极端个案?这部电影揭示女性被“入侵”日常

一趟跨州的堕胎之旅,更像是古希腊神话故事中奥德赛的回乡之旅。这是找回自我的过程,在复杂危险的世界,依靠未成人自我力量破除危机而后平安回程,某天突然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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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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