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金庸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是金庸的“收摊之作”。

在这部小说里，无论在书里还是书外，金庸都把“圆滑”二字发挥到了极致。

因为在不同的人眼里，可以说《鹿鼎记》是完全不同的两部小说。

在一部分人眼里，它是一部“升级打怪”，财色兼收的爽文。

然而在能够读懂的人眼里，它却是一部非常现实的人性剖析小说。

金庸在《鹿鼎记》这部小说上，真正的达到了能够让读者们雅俗共赏，各取所需的地步。

他把以“人为鼎钁，我为麋鹿”为引子的《鹿鼎记》故事的年代背景，设置在天下将定未定的清代康熙早年，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高明的选择。

不懂那段时间历史背景的人和懂那段历史的人同样读一部《鹿鼎记》，却注定像在读截然不同的两部书。

只有充分了解了康熙初年时的历史背景，才能深入了解金庸以“鹿”和“鼎”为书名的深刻用意，才能读懂书中韦小宝与之周旋的各大势力代表了什么。

为什么《鹿鼎记》的时间背景一定要在康熙初年？那段时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谁家鼎镬谁家鹿

康熙初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

因为那个年代，前明政府虽然已经被清军消灭，但喊着“反清复明，驱逐鞑虏”的地下反抗组织却依然十分活跃。

清廷已经攻占了中原的花花江山，但他们虽然已经定了“鼎”，但大部分的人却依然认为这“鹿”却不是他爱新觉罗家的。

司马迁《史记》云：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当时的大明朝的“鹿”本是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抢走了。

但李自成出息有限，进了北京城以后自觉已经成功，就放任手下劫掠北京城内的豪门富户。

在北京城的这次混乱之中，李自成了部下不但揍了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的老爹吴襄，还抢了吴三桂的小老婆陈圆圆。

结果吴三桂一怒之下引满清八旗兵进入山海关，踢翻了李自成在匆忙中架起来的大顺“鼎镬”。

可是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打的旗号，原本是为被李自成逼死的大明崇祯皇帝报仇。

但清兵入关入关以后“一不做二不休”，灭了李自成之后顺手把朱家的南明小朝廷也给赶尽杀绝了。

爱新觉罗家的这种行为无疑挺恶劣；就像一户地主家的长工们因为待遇低，想抢地主家的财产。而护院因为跟长工头儿有私仇，就把另一伙外地长工放了进来打家里的长工。

结果外地长工和护院打跑了家里的长工以后，双方一合计；干脆把老地主的儿孙们给杀光，合谋分了地主家的产业算了！

满清八旗兵就这么抢了原本属于老朱家的产业，几乎杀光了老朱家的儿孙。

爱新觉罗家事儿办的这么不地道，再加上当时中原“尊王攘夷”的思想十分盛行，老百姓因此对身为“鞑虏”的满清内心颇为反感。

论理，爱新觉罗家似乎最没有资格得到这又大又肥的“鹿”。

但现实却十分打脸；爱新觉罗家不但成功定鼎中原，而且脚跟还站的越来越稳了。

百姓们虽然不服爱新觉罗家，却也无可奈何！

为什么呢？

百姓们觉得有资格得到这头大肥“鹿”的人，太不争气了！

汉人的悲剧

有不少人认为《鹿鼎记》美化了康熙，称金庸称之为“查包衣”。

其实这只能说明他们没读过《鹿鼎记》，或者读了也没看懂。

金庸的作品中，“皇汉”思想一直很重，《鹿鼎记》其实也不例外。

韦小宝进入清庭皇宫以后，把皇宫比做大妓院，称皇太后为“老婊子”。

这种“大不敬”的言语，开天辟地以来也只有韦小宝这种小无赖才骂的出来了。

自古以来中原以汉人最多，但也最热衷于搞“内讧”，上阵杀敌，保家卫国未必人人敢去，但以“锄奸”为名迫害自己人时却往往人人奋勇当先！

有作家将外族入侵中原称之为中国文化“输血”。

其实这种说法多少有那么点不要face的意思。

因为凡是外族入侵中原的时候，无一不是汉人自己搞“内讧”最激烈的时候！

《鹿鼎记》中的时代背景就是最好的例子。

书中八旗兵已经占了中原的花花江山，但即使是同样“反清复明”的江湖势力，还在互相倾轧算计。

比如天地会和沐王府，为了拥戴前明唐王还是桂王的后裔为帝，居然在一言不合之下就互殴出人命！

“鹿”还在人家手里，他们就开始为谁来架锅立鼎拼命了，真是可笑又可悲！

而实力最强的天地会则更加混乱。

割据台湾的前明延平郡王郑经的儿子们争位，竟然祸及了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

以至于在江湖上声望高至“为人不识陈近南，便称英雄也枉然”，清庭将其视为心腹大患，却又对他无可奈何的陈总舵主，最后死于他一辈子忠心耿耿的郑家人之手！

这就是汉人历史中一再重演的悲剧：凡是敌人杀不死的，我们自己从背后杀……

《鹿鼎记》中的汉人反抗势力，就是在这种混乱的互相倾轧算计中没落。

汉人中从来不缺舍生忘死的义士，但结果却往往连死得其所都做不到。

书中清庭两代皇帝都深感畏惧；如果天下汉人哪天齐心协力了起来，以区区几十万满洲兵根本无法抵御，大战一起只怕八旗子弟匹马不得出关。

贯穿全书的八部《四十二章经》不仅仅是个宝藏，更是满洲人内心深处对数量多于自己百倍的汉人们的恐惧。

但汉人们毕竟还是失败了。

从陈近南式忧国忧民的儒侠，到归辛树式悍勇无敌的布衣之侠，都在浩浩荡荡的世道人心面前一败涂地。

结语

看似笑料百出的《鹿鼎记》，其实是一部货真价实的悲剧。

书中上至皇帝，下至江湖草莽，面对历史的滚滚车轮时，都是同样的有心无力。

康熙皇帝自问勤政爱民不输于前明皇帝，但百姓们却依旧沉迷于“反清复明”。

而大搞“反清复明”的江湖好汉们，面对大清江山日子稳固的形势，同样也是只能徒呼奈何，无能为力。

《鹿鼎记》中韦小宝和康熙这两个人，几乎都与“侠”无关。

真正的忧国忧民的大侠，是韦小宝的师父陈近南。

金庸通过陈近南的黯然收场，亲自否定了他曾经标榜为“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

因为狭隘自私的世俗人性面前，当权者们不可能容得下不跟自己同流合污的英雄去顶天立地。

江湖之路的尽头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在权势面前堕落，与当权者同流合污。要么在高傲中受尽排挤死去。

而韦小宝和康熙皇帝这两个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两位一体”。

这两个人物其实在狡诈阴险方面，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韦小宝因为身份问题做事比较直接，也勇于“背锅”。

康熙则因皇帝的身份，反而比韦小宝要虚伪的多，不少事情他即使做了也不肯认，要让韦小宝替他“背锅”。

因此大家觉得韦小宝无耻下流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皇帝本质上其实也是跟他一样的。

皇宫是个“大妓院”，皇太后是个“老婊子”。

金庸在将“侠义”拉下神坛的同时，也揭开了“皇权”神秘面纱。

高高在上的帝王，在某种程度上和最卑下的妓院里的“混血儿”并无不同。

他们都是甘于“同流合污”，却又不肯堕落到底的人。

韦小宝虽然左右逢源，却始终不肯杀自己的兄弟。

康熙明知道韦小宝对他并不是一心一意，但却也始终不肯杀他。

他们都不是好人，却苦苦坚持着不肯坏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