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富春：中西陶醉观

陶醉使人想的最多的是黑夜的梦幻和坟墓的死亡。所谓的醉生梦死就表达了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当然，对此不要在道德的意义上去理解，而是要在存在的意义上来把握。

■ 文| 彭富春

中国和西方的思想在历史上对于陶醉有不同的理解。

中国有着丰富的关于酒和饮酒的历史经验，但哲学性的对于饮酒和陶醉的思想并没有形成主题。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思想对于酒的态度大致可以说成是饮而不醉。这甚至导致人们断定，和西方酒神文化对比，中国文化为非酒神型文化。但与儒家主导思想不同，中国的诗人们都在其创作中描写了饮酒的事情，如陶渊明、李白和苏东坡等人的饮酒诗篇就是如此，其中有些特别是关于陶醉的吟颂。有的写了因为欢乐和痛苦而饮酒并希望陶醉，有的写了陶醉自身的各种情形，有的则写了醉后复醒的思索等等。

但中国人在饮酒的陶醉过程中经历了什么呢？虽然其经验是多样和复杂的，但一个根本性的经验就是忘却，亦即记忆的对立面。作为灵魂的基本特性，记忆不仅让人和世界建立了关系，而且也和历史发生了关系。但忘却是记忆的中断，因此也是世界性和历史性经验的中断。对于饮酒的陶醉来说，这种忘却不是无意的，而是有意的。这里值得思考的是，人们为何要有意忘却自己的生活经验？

诗人们将陶醉的忘却一般称为物我两忘。一方面，人要忘却物。所忘却的物不是某一具体的个别的物，如某个自然物或者是人工物，而是物的整体，也就是一切物。另一方面，人要忘却我。人不仅要忘却自己的身体，而且要忘却自己的灵魂。这种物我两忘实际上不仅意味着我与物的关系的遗忘，而且还意味着我与人的关系的遗忘。人之所以要物我两忘，是因为物是令人烦恼的，而人正是那烦恼者。与烦恼相关的是不幸、死亡、痛苦和悲伤等，它们的沉重是灵魂所无法承受的。因此，灵魂在陶醉的有意忘却中实现了对于烦恼的中断，而成为了一种生存的解脱。

这种对于陶醉的独特经验是一种否定性的经验。它意味着，去陶醉就是让世界虚无化，同时也让人自身虚无化。作为否定性的感觉，陶醉自身就显现为空无。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陶醉使人想的最多的是黑夜的梦幻和坟墓的死亡。所谓的醉生梦死就表达了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当然，对此不要在道德的意义上去理解，而是要在存在的意义上来把握。

和中国的历史相比，西方人关于饮酒和陶醉的经验具有不同时代的意义。古希腊的狄奥尼苏斯把美酒赐给人们，让他们经历陶醉；中世纪的基督教在纪念上帝死亡时所享用的 “面包和酒”，使人与神能够共同存在。尽管这样，人们在西方的历史上却并没有发现酒神精神和思索陶醉的意义。将陶醉形成思想主题的是尼采。在他那里陶醉不仅是灵魂的经验，而且也是身体的经验。

尼采把陶醉、性欲和残酷当作三种相关的存在现象。陶醉是力量的提高和充溢之感，因此，其本性是创造力意志的最直接的表现。但尼采认为，出自这种感觉，人施惠于万物，强迫万物向已索取，强奸万物。于是，性欲和残酷在根本上都被陶醉的本性所规定。虽然性欲意味着快乐和再生自我的欲望，残酷伴随着痛苦和暴力，但性欲和残酷之间也是相互关联和转换的。由此，快乐中有痛苦，痛苦中有快乐。正如人们所谓的痛快就是痛苦并快乐着。

基于上述的理解，尼采描述了陶醉的种种形态。首先是性冲动的陶醉。它是陶醉的最古老最原始的形式。其次有一切巨大欲望、一切强烈情绪所造成的陶醉。还有酷虐的陶醉、破坏的陶醉、某种天气影响所造成的陶醉（例如春天的陶醉）、或者因麻醉剂的作用而造成的陶醉。最后是意志的陶醉，一种积聚的、高涨的意志的陶醉。这就是创造力意志的显现本身。

因此，尼采所经历的陶醉经验是一种肯定性的经验。去陶醉就是去提高和充溢作为生命力本性的创造力，它不是相关于黑夜的梦幻和坟墓的死亡，而是相关于白昼的真实和摇篮的生命。在这样的意义上，陶醉本身是创造，是给予，是力量的勃发。故陶醉表达了存在最根本性的意义。#大道哲学#

本文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教授，著有系列学术专著“国学五书”（《论国学》、《论老子》、《论孔子》、《论慧能》、《论儒道禅》，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发行）。本文选自《美学原理》，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