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红楼今犹在，世上再无蔡元培

知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

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

你们还记得他吗？

中国曾有这样一个人——1868年1月11日，蔡元培先生诞生在浙江绍兴，曾任北大校长，革新北大。

他高举思想自由的旗帜，倡导学术自由，为社会主义思潮撑起一片蓝天！

致敬蔡元培先生！

作家刘震云在北大一次演讲中说：“一代代北大人认同，这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开创地。”

一番话下来，不禁令人作怀古想。当年北大出了许多大师、先驱，从精神上、文化上乃至格局上，深深影响和引领着一国之发展。

而北大之所以能成为北大，都是因为一个人，那就是蔡元培。

1912年，受孙中山之邀，蔡元培出任民国教育总长，在借来的办公室里，与次长范源濂之间有过这样一番有趣的争论：

范源濂说：“办学要从小学办起，如果小学都办不好，何以办好中学，中学都办不利索，怎么办得好大学？”

蔡元培说，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如果松松垮垮，那么这个国家是没有未来的。”

维新失败后，蔡元培最终看到了教育才是唯一的救国出路：“欲变新的国家，必须有新的国民。”

彼时，蔡元培正欲在教育上大施拳脚，却遭遇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蔡元培不愿与独裁者合作，愤而辞职。

1916年，黎元洪当上总统，向蔡元培发出一封邀请，恳求他回国出任北大校长。

回到上海，朋友们都劝他说：“北大太腐败，烂到流脓，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而有碍于自己的名声。”

蔡元培说：“既然知道它是腐败之地，那就更应该进去整顿，君子爱人以德，就算失败，也算尽了心。”

1916年深冬，寒风萧瑟，去往北平的道路显得十分迷茫。此去一行，结局是喜是忧，他也不知道。

1917年1月4日，中国教育史上最重要的一天，北大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敬等候新校长。

蔡元培从车上下来，众人纷纷行礼，只见他一反历任校长的目中无人，脱下礼帽，郑重地向校工们回鞠一躬。校工和学生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以前的校长，个个都是老爷气派，还没有哪一个这样平易近人。

大学不是衙门，

更不是文凭贩售机

北大前身，乃是京师大学堂，说是大学，实际是“官僚养成所”。清末招收的学生，都是些小京官，监督和教员更是“中堂”“大人”，彼时的大学堂，无非是科考的替代物，到了民国，许多老师还是官员兼职。

到这里读书的，尽是急功近利之徒。心思活络些的，组织同乡会接近学校当局，看谁官儿大，就跟在谁屁股后面转，唯有如此，毕业后才好爬梯登官。

京师大学堂

面对这样一所“学校”，若不釜底抽薪，根本无从医治。一上任，蔡元培便发表就职演说，将一所大学存在的意义说得一清二楚：

大学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

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

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至于学生，一言指出读书的目的：

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

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至于学者，一言指出研学的基础：

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

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至于学校，一言指出育人的责任：

学生在校如果不能正根基，勤学问，

即便将来出而仕事，则必贻误学生，

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

1919年，美国哲学家杜威到中国演讲，正好目睹了“五四”前后整个过程。

得知蔡元培对北大的影响，他无比感慨：

“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

北大红楼，今日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真正的大师，

应当是君子，垂范于后世

冯友兰曾撰文怀念写道：“有一天，我从这位新校长身边走过，觉得他蔼然仁者、慈祥诚恳的气象，使我心里一阵舒服。我想，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春风化雨吧。”

冯友兰笔下的蔡元培温润如玉，有书生之气，君子之风，教化于无言。

先生不仅缔造了中国现代大学的精神，论及私德，亦是世人的楷模。

从德国回来之后，蔡元培便给自己定下三个规矩，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

他一生先后有过三位妻子，都严格地遵守一夫一妻，从不纳妾。

第一位妻子王昭病故之后，他在书房亲手挂上书写的5条择偶标准:

第一、须不缠足的；

第二、须识字的；

第三、能接受男不娶妾的自我约束；

第四、丈夫死后可以改嫁；

第五，夫妇如不相合可以离婚。

不缠足、可再嫁、可离婚，这三条在当时都是惊世骇俗。

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矛头直指蔡元培。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蔡的索隐牵强附会，是“大笨伯猜笨谜”的方法。

推翻索隐派，成了胡适研究红学的目的之一。

胡适为了推翻蔡元培的观点，到处寻找录有曹雪芹身世的《四松堂集》。就在他求而不得、心灰意冷的时候，蔡元培却托朋友为他借到了此书。

胡适根据书中的史料记载，充分证明了《红楼梦》是“曹之自述”的说法。

蔡元培送书上门，无异于给敌人送弹药，此等雅量，非君子之风而不能及。

蔡元培一生做官机会太多，想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招手即来，然而他生性极为豪放，对钱毫无概念，为将名流、学生汇聚一处，时常请客。

私交上，一生受惠于蔡元培的数不胜数，陈独秀、鲁迅、胡适、梁漱溟、毛泽东、刘开渠、王云五等等…

甚至到了晚年，蔡元培旅居香港，自家生活极端拮据，却不忘周济他人。

当时有一位广东籍诗人名叫廖平子，恬淡高洁，不屑钻营，家无隔夜之粮，时常将他写的诗作呈给蔡元培。

蔡元培知其生活清贫，赠法币十元，每月皆然，历数年而不断。

做人做到这个地步，可谓世间少有。

然而，1940年3月3日，蔡元培起床后刚走到浴室，便口吐鲜血倒地，两天后不治而去。

死时，没有一间屋，一寸土，医药费一千余元，夫人无法支付，只能典当衣物处理丧事，棺椁的费用，还是王云五先生代筹的…

谁能想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之人，一手塑造了新北大灵魂的宗师，死时竟然清贫如此，令人唏嘘。

直到临终前，他看到的，仍旧是民族被杀戮，国土遭沦丧，无财物傍身，只留下两句遗言：“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得知蔡元培病逝消息后，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公祭，延安举行各界追悼大会。

老人家在唁电中称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蒋梦麟的挽联是“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

吴稚晖的挽联是“平生无缺德，举世失完人”。

如此之高的评价，尽全国唯有此一人。提及先生的离去，傅斯年甚至喟叹：

“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

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关于教育，蔡元培还说过这些：

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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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们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

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人去应用的，……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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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习惯者，非必写字、读书，然后谓之教育也。

扫地亦有教育，揩台亦有教育，入厨下烧饭亦有教育。

总之，一举一动，一哭一笑，无不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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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者，循超逸之快感，为普遍之断定，无鹄的而有则，无概念而必然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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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不知有健全之身体，始有健全之精神；若身体柔弱，则思想精神何由发达?

或曰，非困苦其身体，则精神不能自由。

然所谓困苦者，乃锻炼之谓，非使之柔弱以自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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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损，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

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美以普通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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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教育，应于训练上一律励行劳动化，使青年心理上确立尊重职业之基础，且使获得较正确之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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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心就是看到别人感受的事情，和自己的一样，彼此休戚相关、互相谅解。

所以现行考试制度，最与此点背驰。为争名次之高下、分数之多寡，使同情心日减，嫉妒心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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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教书，并不是像注水入瓶一样，注满了就算完事。最要是引起学生读书的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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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生的希望：

一、自己尊重自己。

二、化孤独为共同。

三、对自己学问能力的切实了解。

四、有计划的运动。

在知识功利化、教育产业化、行政官僚化、学术腐败、沽名钓誉、人格一文不值的今天，当我们回望元培先生清瘦的身影，想起那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想起新北大的精神，想起知识分子的担当，或许我们才能强烈的感受到，其一生坚守信念，追求真理，站立在悬崖岸边，任由云水激荡，曾发出照亮民族未来的光芒，是多么耀眼，多么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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