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新：《1921》让观众平视历史伟人｜上影节专访

作者|丁楚乔

编辑|友 子

6月12日，晴空万里，暑气渐浓，上海入梅后难得的好天气。

当天上午，第二十四届上影节金爵奖评委见面会如期举行，会后本届金爵奖评委会主席、导演黄建新接受了媒体群访。大家从上影节开幕影片《1921》的幕后制作聊起，结合当今时代精神和观众的观影需求，探讨了主旋律影片的创作思路。

关于即将公映的献礼片《1921》，导演黄建新对它的定位很明确：“我们并不想用处于1921年的心态去拍《1921》。大家知道我以前拍过《建党伟业》，它是一部编年史，10年前这种尝试已经做过了，这次再涉及类似的主题，我们就觉得应该不能这么重复，不能再采用这种线性的模式，而是想着去聚焦，想把它变成一部故事电影。”

（第24届上影节金爵奖评委会主席黄建新）

作为这个特别的七月打头阵的主旋律电影，《1921》如何还原一百年前那群救亡图存的年轻人？如何能更多地触动当代年轻观众？当主旋律电影成为国内市场不容忽视的力量，后续走向国际化的条件又有哪些？

献礼片不再让观众仰望

年轻人的“忘我”有天然魅力

“以往我们有时候拍得高高在上，观众觉得挨不着，感觉有点像受教育，或者是有点仰视，有时候观众说，仰着看有点累，我想平着看。我们才会发现，其实那些伟大人物不是这样。”黄建新向数娱君表示。

电影《1921》中，毛泽东刚出现时是一个不同以往的打工形象，扛着包干活，然后陈独秀找到了他。

“当年送蔡和森赴法时，毛泽东也想去法国，但他的外语不行，他就想着补一补，因为没什么钱，他就打工就在一个洗衣房干活。这样我们就会觉得，实际上他们这些伟大人物，在成长期间跟我们有很多相近的地方。”

从最早接手《1921》的拍摄起，黄建新就坚定了一个信念：用当今的心态去拍，要找到一百年前和今天年轻人间的共同点。

这点在选角方面就足以体现。片中五四运动某场戏原本安排由群众演员来完成，但试拍后发现总少了点什么，“群众演员大部分不是学生身份，缺乏学生脸上的‘一致性’。如果你去看大学生，会发现他们有一致性的眼神，他们为知识所驱动、所树立的价值方向是与众不同的，这些微妙很容易被捕捉。”

为此黄建新立刻决定，全部换成学生来饰演。有了“一定要看到这样一张脸”的坚持，剧组人员从全国去面试那些刚考上大学的学生，最终完成了预期中“青春自然流露的感觉”的刻画。

历史上，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放到今天也和研究生毕业的年纪接近。黄建新透露，他时常观察处于该年龄段的跟组实习生，发现他们会非常认真地给自己做人生规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努力和找寻方向。

“永远有个说法是对年轻人不信任，我从来都不认为是这样。实际上，不论是百年前还是今天，一个人从成长到成熟的过程亘古不变。”黄建新表示。

史料记载中，一大代表邓恩铭在就义之前因受刑已残废，最后被枪杀，而电影里出现的一大代表有6个都是同样的原因失去了生命。在黄建新看来，这批年轻人为中国革命留下来的精神是“了不得的”，无数前赴后继的革命者铸就了信仰的力量。

“其实有很多家庭背景都还可以，另外当年陈独秀的月薪是可以买房子的，但他们都抛弃了，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所谓信仰，这其实对我们现在也有启发，我们说要‘忘我’，如果每件事都去算计，一切都发生不了。”

除了展现百年前热血爱国青年的风采，《1921》还不忘给他们赋予一层浪漫的色彩。

“你看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她年轻时是那种烫起来的卷发，很美对吧？就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固有印象，革命者都是短发。因为片中大部分涉及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理想化了以后他们会特别浪漫，所以这个戏里我们也写到李达和王会悟爱情的浪漫。”黄建新透露。

《1921》片中保留了这样一段场景：新婚期间，王会悟打扮好从楼上下来，特别漂亮，李达看得眼都直了。黄建新认为，这份对“美”的欣赏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

首映会后，有位观众曾流泪感慨：这个戏里最大的好处是没有演员，只有角色。黄建新非常欣慰，“这是对我们年轻人最好的评价。”

史实、逻辑、虚构

刻画最牛创业天团

《1921》中有这样一幕：一大代表李达划火柴时，发现是日货，而那时他在抵制日货，想到偌大的中国竟然没有自己的火种，倍感心酸，当场哭了。

这是一场即兴表演，摄影师曹郁要求两个人扛着机器随时追拍演员面部的微表情。

“当时拍完，我忘喊停了，演员就一直在那流泪，我看到全场所有人都在流泪。其实，只要我们找到了这个点，李达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大人物，对吧？”黄建新感叹。

还有一场戏令黄建新印象深刻。李达请毛泽东吃饭，身为湖南人，毛泽东特别想吃辣的，“这段是没有记载的，只是他俩一直有书信来往。李达因为胃不好不能吃辣，但他好面子，把责任说到了王会悟身上，结果王会悟是新女性，直接说我能吃辣的，一下弄得李达很尴尬，结果大家都笑了，人物关系就有趣了。”

之后，毛泽东拿出李达给自己寄书的欠条，但李达把欠条撕了，说“就像我们办公司”，这句台词非常意外地接近今天的语境。

“1948年左右，毛泽东给李达写了一封信，希望李达回到北京来，回到党内，然后就说‘我们的公司办得不错’，我们根据这个倒推回去，应该是他们讨论过这个事情，不然不会平白出现‘公司办得不错’这句话，而且又是今天所有人都特别容易理解的事儿，在大家看来是一个最牛的创业天团了。”

在另一部主旋律影片《长津湖》的创作过程中，黄建新和团队考证发现，上世纪50年代初，毛主席几乎所有的衣服都有补丁，最多的一件成衣有53块补丁，警卫员把这件衣服扔了，毛主席大发雷霆，认为还可以穿，这些都成为合理塑造人物艺术形象的关键参照。

“我们写了场戏，讲他前一年把大衣送给了毛岸英，他自己就没大衣了，后来毛岸英他们攒了8个月的工资，给毛主席送了件大衣，接着上战场就牺牲了。毛主席想起儿子，拿出大衣佩在肩上，在中南海的大雪里走。”黄建新向数娱君介绍。

此外，《1921》采取了故事片的形式，在情节上设置正反方的动作线，同样也严谨地参考了史料进行逻辑推演。

剧组有两个团队分别赴欧洲、日本，寻找能够和故事发生联系的线索，意外发现日本警察局档案馆里有一张中共要开会的日期及代表的地点。“连我们国内都没有，日本警察局为什么会有呢？然后我们就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这影响了日本未来在中国的利益。”

将视野扩大到国际层面后，黄建新和团队很快就找到了第一条有关反方力量的动作线。而李达则成为正方合适的线索人物，“一大开完会选了三个中央局的负责人，就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夫人王会悟义务地帮助李达去组织担任保卫，由此就形成了一个贯穿的故事线。”

值得一提的是，《1921》的历史顾问涵盖上海、民俗、租界等专业范围，对时代背景的还原达到了较高水准。比如李达坐车去印刷厂时被跟踪，片中就表现了从法租界到公共租界交通规则的变化。如果有观众懂租界文化，就会发现这些交通规则拍得全对，制作方的“功课量”不言而喻。

主旋律电影走向国际化

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13个国家和地区的报名影片4443部，作品数量比2020年、2019年分别增加了750和479部，为历届最高。此次展映的400多部影片中，世界首映73部，国际首映42部，亚洲首映89部，中国首映99部，总计303部。

疫情之下，全球电影都在减产，这样的背景下，上海电影节受到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本届上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马可·穆勒也在见面会上指出，中国几乎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电影市场。

（第二十四届上影节金爵奖评委见面会图）

“全世界最大的电影节都和电影工业有关，另外就是和范围有关。中国首先是它是华语人口特别多，其次是它的市场量越来越大，大家都觉得今年五一都没有那么多国际大片了，结果创了五一有史以来的票房记录。因此，我认为电影可能跟我们民族审美很接近，中国观众爱看电影就真的是爱看电影，作为做电影的人是挺欣慰的一件事。”黄建新认为。

中国电影在世界上的声量越来越高的同时，近几年，主旋律电影在市场份额比重也越发突出，引发了有关“主旋律电影能否走向国际舞台”的思考。

对此黄建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国际上，主旋律电影被称为主流价值电影，任何的商业电影都是主流价值观，例如正义一定战胜邪恶。这类市场电影的追求是：满足绝大多数人一天的劳累以后，对正义或者对情感的一种需求，这是人们继续生活下去的一个小动力。

“你看所有的商业电影，最后警察打得都不行了，一定是坐在骑车头抽根烟一点，电影就结束了，这是基本的主流电影的要求。”黄建新举例，“当然，也有一部分电影是探索人类认识价值复杂性的电影，属于人类认识的一部分，上述两者是互做补充的。”

在黄建新看来，电影的国际化是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电影问题。“如果我们国家经济、强大了、文化也强大了，而且我们的文化具有世界属性，具有人类都能接受的条件，自然就国际化。”

“（想追求国际化）单靠追别人是追不着的，对吧？可能丢了自身电影的特点反而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