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人：“我们这些无用的灵魂，是无法感应到那些老先生的”

曾经有那样一群人，他们那样想，他们就那样活，他们那样说，他们就那样做，他们走了，却留给了这个世界一个矜持而自尊的读书人的形象。

曾经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千人千面，各有不同，但是内里全不失风骨，全不失风度，骨子里躺着一个中国“士”之形象：威武不屈，贫贱不移。

他们在民国的乱世当中，活出了一个“人”应有的样子，庄重、尊严、自由、有气节。

说起他们，某个大学生说：我们这些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是无法真正感应到那些老先生的。

为什么无法感应到他们呢？我们明明离他们不过几十年，却无法感应到他们。确实，我们今天在时间上离他们很紧，然而在心灵上，我们离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他们的精神在时光的洗涤当年变得越来越鲜明，他们的风骨成了一种标杆，而许多人却在岁月的长河里，变得对一切麻木，变得对一切冷淡，变得对一切无所谓，因而失去了对许多作为人的最纯洁的感动。

马相伯

“我是一条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却没有把中国叫醒”，这是马相伯在去世之前的一句话，也可以说，这就是他的一生，他一辈子都企图用自己的声音，叫醒中国，叫醒这个沉睡的世界，尤其是那些沉睡的心灵。

1840年，鸦片战争，马相伯出生。

1939年，抗战还在继续，马相伯去世。

也许有人不知道马相伯是谁，可是一定知道复旦大学，这是他创建并留给后世的学园。

百年的时光，复旦早就文明海内外，而马相伯留给后人的，只是一抹孤独的背影，只是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事迹。

马相伯年幼聪慧，学业有成，年纪轻轻就成了一名学贯中西、通晓八国外语的博士，30岁那年还成为了圣依纳爵公学的校长。教会神父，公校的校长，诚然受人庇护，可马相伯却选择了另外一条不安稳的路。

1876年，马相伯受李鸿章的邀请，希望他为朝廷建功立业，为这个羸弱的国家做一些事情，方能不负他渊博的学识。

马相伯和弟弟一起出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怀着一颗“士人”之心出发。

然而，多年努力，却不见成效，他向朝廷提出的科学兴国的强国之策，得不到回应。

他失望了，带着失望和愤怒离开，留在身后的，是洋务运动的断壁残垣，是中国这片大地的四处硝烟，是人民的哀嚎。

那年，已经是1900年，马相伯60岁了。

几十年的人生经历让他明白了，一个人救不了中国，一千个人也救不了中国，唯有中国人民全部站起来了，中国才能真正站起来。

鲁迅先生曾经是学医的，但是他觉得，艺术可以救助一个受伤的肉体，可是唤不醒一颗麻木的人心，于是他弃医从文，写出一篇篇犀利的文章，希望唤醒那些沉睡麻木的国人。

而马相伯，他希望通过教育，打开民智，让人民苏醒过来。

他将自己的全部家产，3000亩田产，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

1902年，他以中西大学堂理念，创办震旦学院。

震旦为梵文，意思是中国，含“日出东方，前途无量”之意。

1905年，另立复旦公学，复旦出自《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1917年，复旦公学改名为复旦大学。

他发出的“声音”，不仅仅是几所大学，在抗战期间，他年近百岁，却一次又一次进行抗日广播演说，从1932年11月起，四个月内，连续发表12次国难广播演说。

1939年，马相伯去世。他的弟子于右任写了一副挽联：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

诗人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一颗丹心，一种气节，这是民国那时候他们的气度，是民国那时候他们的精神。

刘文典

马相伯作为一个学校的创始人，他在为国人的麻木“呼唤”，可是即便是在他临终之前，“也还没有叫醒中国。”。

而作为教书先生的刘文典，却用他自己的方式，给所有的读书人留下了一抹傲雪独立的梅花形象。

战争时期，在西南联大教室外的广场上，烛光燃起，刘文典身穿长衫，缓缓走上讲台。

一个女学生为他倒了一杯茶，刘教授从容饮茶，不慌不忙，下面满座的学生，也没有丝毫不耐烦。

一盏茶饮完，刘教授霍然起身说：

宁吃仙桃一颗，不吃烂杏满框。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我讲《红楼梦》，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说，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讲过。今天我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

说完，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蓼汀花溆。

真名士，真风流，不外如此，不拘一格，却尽显名士精神。

刘文典上课，从来不按常理，今天那些中规中矩的上课方式，可能在他看来，都是迂腐不堪。

他教学生写文章说：写文章就是“观世音菩萨”五个字。

每天念念观世音菩萨就能写出文章？不，他解释说：

观乃观察，文章都是来源于生活，所以需要观察。

世乃是世故人情。

音乃音律，文章韵律。

菩萨则是一颗菩提心，须得心怀众生，心怀天下。

解释完之后，学生恍然大悟。

刘文典上课，随性而为，还会备着茶水烟杆，讲到精妙得意处，一边饮茶一边抽烟一边解说，就是下课了也不管。

但某次，他讲《月赋》，才刚上课半小时，他就说，今天提前下课，剩下的改在下周星期三晚上继续。

原来他说的那个日子，恰是月圆时节，讲月自然要对着月亮来讲：在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奉上茶，他坐在中间，学生围坐四周，听他大谈《月赋》。

性格如此，秉性如此，真名士也。



在西南联大期间，有一次，日军飞机空袭，大家四散躲避，刘文典也在其中，但跑到中途的时候，他想到陈寅恪先生身体不好眼睛不好，就赶紧叫几个学生折回去找陈寅恪。

找到陈寅恪之后，他让学生扶着陈寅恪赶紧走，而他自己强撑着，还一边大声说：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

他俨然把陈寅恪当成了国粹。

然而，他一回头，却见沈从文也在人群里跑，他气喘吁吁对沈从文说：

你跑什么跑，我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是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这话很狂，而且显得有些“无礼”，但这话从刘文典口里说出来，却让人觉得很可爱。

蒋介石曾希望到安徽大学视察训话，彼时刘文典在安徽大学教书，面对权势滔天的蒋介石，刘文典说：大学不是衙门。

他也曾说过：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使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之而去。蒋介石一介武夫，能奈我何。

想起魏晋时期陶渊明那句：堂堂男子，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摧眉折腰。

不管刘文典是名士风流也好，还是读书人的自命清高也罢，但他那种读书人的气度，却是今天很难寻到的。

那个瘦骨嶙峋的孤傲身影，把读书人的风骨变成了一种典范。

真名士，自风流。

陈寅恪雕像

当初和刘文典一起避难，被刘文典称为国粹的陈寅恪，其学问被傅斯年评论为：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然而，学富五车的陈寅恪，毕生没有一张学位证。

陈寅恪的侄儿陈封雄曾经问陈寅恪：“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

陈回到：“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陈寅恪曾是马相伯创立的复旦公学学校的毕业生，但那时候的复旦公学，还算不上真正的大学，所以也不授予学位。

所以陈寅恪虽然毕业了，但其实是一个“无证”人员。

复旦公学毕业之后，他远赴德国留学深造。

而他心里更是暗暗决定，一定要多学几种语言文字。为此，在留学期间，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来学知识找资料，最后，知识学到了，可是却没有获得学位。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算起来，陈寅恪也是那种“为己”之人，他不是不知道，学位证重要，只是在他心里，更重要的是知识。

青年陈寅恪

1925年，陈寅恪回国，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其实，陈之所以能进清华，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当时梁启超的举荐。

但陈寅恪却丝毫没有因此而改变为学的态度，面对梁启超，他们经常因为一些问题争吵不休，甚至面红耳赤、怒目相向的场面也不少。

有一次，梁启超写了一篇关于陶渊明归隐的文章，他认为，陶渊明归隐主要是因为，当时士大夫阶层寡廉鲜耻，普遍缺乏道德感，陶渊明纵然没有力量改变现实，但也不愿同流合污，把自己的人格和操守丢掉。

但陈寅恪认为，陶渊明归隐，是因为东晋被灭之后，他“耻于事二主”，才发誓不与新政权合作。

当时一个梁启超的一个同事就抓住“耻于事二主”这句话，对梁启超说：“梁先生，这陈寅恪别有用心，他是在含沙射影骂您啊！先生您在清朝做过官，在当今民国又做过官，陈寅恪这不是影射您在‘事二主’吗？”

但梁启超不以为然，反而说：陈寅恪的为人我是知道的。请不要以小人心腹揣度君子胸怀！

在真正的文人眼里，事情往往是简单的，但一旦放在世俗之人的眼里，事情就是人情世故，就是一堆破事。

很多时候，文便是人，可以通过一个人，看懂一篇文章，也能通过一些文章，看到一个人。

作为教书先生的陈寅恪，也有几条规矩：

书上有的不讲。

别人讲过的不讲。

自己讲过的也不讲。

因为这三不讲，他每次课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准备。突然想到今天的教育，若是课本没变，可能教案写出来都是一样的，一本教案，或许都可以用许多年了，大学老师的课件，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不知道对学生重复讲了几次。

而在那时候，查资料没有现在方便的情况下，一个老师，却尽可能的想传递给学生新的知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我无法想象，但我知道，这种精神正在慢慢的丧失，正在变得宝贵起来。

陈寅恪曾在王国维的碑文上写到：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

后来他还在一篇名为《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的文中说：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

或许在他看来，生是小事，死也属小事，唯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大事，但这种精神，往往是庸俗鄙薄之人所不敢想象的。

或许正是因此，他们思想的光辉，才会历久弥新，成为一盏灯，为那些愿意在路上前进的人，照亮这条路。

但这条路最终通向哪里，全在于个人的选择。

陈寅恪如此，梅贻琦如此，那时候，很多文人都如此，他们都是如此说，也是如此做的，他们如此想，也是如此活的。

蔡元培

再回首，文心依旧。

可不断溜走的时间，已经将许多东西稀释掉了。

但是当我们和这些老先生隔空对话的时候，我们依旧可以感受到一种真名士的气息。

这些老先生，用他们的行为，用他们的人格，向我们展示了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可是今天，在我们看来，这些东西正在离我们远去。

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不过就是一个世纪，不过就是一个人的一生，可有些东西，“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这些先生远去了，他们留下的东西，他们的精神风骨，他们的气度胸怀，他们身上那种“士”之风度，难道也要渐渐远离我们吗？

我们固然学不来那些民国风度，也请不要忘记，曾经有那样一个时期，文化人可以那样想，可以那样活着，可以那样思考，他们有着独立的人格，有着自由的思想。

文|帝小羽，我从山里来，欲回山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