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传教士女儿伊莎白，投身中国农村，办教育，在中国实现理想

2019年，一位加拿大女性获得中国“友谊勋章”，这位104岁的老人百感交集。

中国是她奉献一生的土地，这个奖可谓是实至名归。

她的一生丰富多彩，她的人生履历，也让后人称奇不已。

她拥有加拿大和英国国籍，却一家几代和中国结缘；她世界名校毕业，却投身中国农村；在烽火连天的年代里，放弃和平的生活回到中国；重庆、成都、晋察冀革命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校园......到处都留下她的足迹。

这位西方世界的女子，因为信仰和理想，在中国度过了大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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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加拿大女子伊莎白获得多伦多大学儿童心理学硕士学位。此时，日军的铁蹄正在中华大地上肆意践踏，而大洋彼岸的加拿大一片祥和。

伊莎白毫不犹豫地回到战火纷飞的中国。用“回”一词非常恰当，因为对她来说，中国就是家所在的地方。

伊莎白的父母是传教士，他们受基督教会的派遣，1912年来到中国四川。这对夫妇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饶和美、饶珍芳。按教会规矩，结婚后他们不再是传教士。

于是饶和美夫妇把主要精力投在教育上。饶和美参与创建了华西协合大学，饶珍芳参与创办了蒙特梭利幼儿园和弟维小学。

1915年，伊莎白出生在成都，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大多不会说中文，也不会要求他们的子女去学中文。饶和美夫妇却认为，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必须掌握的工具，因此他们十分重视孩子们的中文学习。

饶珍芳提议开设中文课，但学校的校董们却反对。校董们认为，无论是在中国传教也好，做生意也好，他们这些外国人及其子女早晚有一天会离开中国的，子女学中文不但花费时间，也实在没有意义。

饶珍芳没办法，只好为伊莎白姊妹们请了中文家教。对年幼的伊莎白来说，中文不但枯燥，还很难。但父母坚持让他们学习。饶和美夫妇能讲一口地道四川话，他们带着孩子们坚持阅读中文书籍。

除此之外，饶和美拥有西方古典音乐学士学位，饶珍芳也毕业于加拿大维多利亚学院。父母教育水平高，也带给孩子们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广阔的视野。他们给伊莎白读文学名著，讲诗歌，还要求孩子们每晚弹一个小时的钢琴。

伊莎白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大多数时光是在四川渡过的。那时候，最让她高兴的事就是父母带他们在四川的山里游玩，她最喜欢和父母去峨眉山过暑假。

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去过四川很多地方后，有很多事伊莎白想不明白。

那个时期的四川，军阀混战，打来打去，伊莎白作为外国人，她的安逸生活不受影响，但随着年岁的增长，很多质疑涌上心头。

她看见那些深受军阀混战之苦的民众、那些在峨眉山抬滑竿的苦力大众，他们住茅草屋，破衣烂衫，终年劳作却吃不饱......

中国社会，她实在搞不懂。伊莎白去问父母，可博学的饶和美和饶珍芳也无法回答她的疑问。

她的父母，在民国之初就来中国传播基督福音，想通过办教育来实践济世理想，但效果不佳。

伊莎白喜欢和当地人打交道，她那时，就开始人对类学感兴趣了。人类学通过做社会调查，来研究人类社会。她希望通过人类学研究，来解答自己心中的疑问。

伊莎白在成都高中毕业，被父母送回加拿大读儿童心理学。但兴趣驱使之下，也选修了人类学。从加拿大读完硕士回到中国，此时的伊莎白已经出落成大美女，落落大方。爸爸给女儿起了一个中文名字：饶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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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白此时的理想仅仅在于做人类学研究，而带给她更宏大的理想和一生信仰的那个人，还要再等几年才会出现。

伊莎白要去理县乡村做社会调查。从成都到理县，翻山越岭，一路充满风险。父母帮她整理好行装，送别女儿。

饶珍芳对女儿说：“鸭妈妈生出的一只小鸭子，妈妈可以做的，至多是把她带到河边去。”

父母坚定地支持女儿的理想，伊莎白也天不怕，地不怕，跟向导在大山里行走，经常睡在牛棚羊圈里。

在藏区，伊莎白发现当地牧民手工捻羊毛线，效率很低下。她把这件事记在心里，一回到成都就买了一台织羊毛线的机器，背着走了六天，送到了当地。

在战乱年代，一个女子在偏僻山区跑来跑去，但她从不担心个人安危。伊莎白后来曾说：“小时候在四川见过军阀打仗，有时还去捡弹壳玩，像集邮似的。我从小就胆大，什么都不怕。”

当时日军切断了中国的海盐供给，四川各地盐价暴涨。伊莎白来到重庆璧山县兴隆场，和同事入户调查，了解当地百姓的生活状况。

她的工作是和同事进入乡民家里调查，了解当地农民的生存状况。在这段日子里，伊莎白和同事俞锡玑一起，像本地人一样，穿着草鞋，和乡民同吃同住，平时出去拿着一根大棍子，以防备恶狗的袭击。

走访调查时，伊莎白不满足于记录者的身份，她希望能贡献一份力量，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和俞锡玑一起，俩人开办平民学校、教授当地妇女儿童文化知识、把西医引进璧山县、为妇女接生、为乡民治病……

那个年代里，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都开始把目光投放到农村，希望能改变当地的落后状态。伊莎白也结识了一些中国的社会学以及人类学家，如晏阳初、吴文藻、李安宅、蒋旨昂等。伊莎白和他们在一起，有了志同道合的感觉。

伊莎白这朵玫瑰花虽然美丽，但她的勇无畏精神也吓倒了一批仰慕者。一个想追求伊莎白的美国记者就这样说：“伊莎白的确很不错，但她的个性太鲜明了，吓跑我了。”

1940年，伊莎白终于等到了她的灵魂伴侣、那个能欣赏她勇无畏精神的男子。

那年她回成都探亲，和在成都金陵大学任教的大卫.柯鲁克相遇了。大卫是英国犹太人，更重要的是，他是英国共产党员。

此时的伊莎白，还一直处在信仰迷茫中。她说：

“我母亲是基督徒，她很努力地想改善民生。她有自己的目标，但我没有，只是觉得很多事情都很有趣。我给她写信，问她是什么让你决定服务人民？她寄了一些基督教的材料给我，我看过之后，并没有被触动。我一直在寻找我的信仰，但基督教并不是那个答案。”

直到伊莎白遇到了一生的爱人——大卫.柯鲁克。

那时的伊莎白虽然同情中国的劳苦大众，但她是个和平主义者，崇拜甘地，不赞成任何形式的战争。

大卫改变了她的想法。相比伊莎白，大卫对底层人民的痛苦更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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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18岁时，奔赴美国，想在那片”自由的土地“上出人头地。但他很快就失望了。

美国“大萧条”时，大卫在一个皮毛厂干活，每周挣15块。底层工人既没有尊严，微薄的工资也不够糊口。大卫勤工俭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支持工人运动，却被美国当局抓起来。

切身的经历，让大卫思想开始转变。美国不是自由之地，也不是人间乐土。他加入了共青团，毕业后加入了英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大卫奔赴西班牙，加入工人和农民组成的西班牙国际救援团，与佛朗哥领导的法西斯军队作战。在战场上，大卫的腿受了伤，在马德里的一家医院养伤。在马德里，大卫结识了白求恩。

白求恩借给大卫一本书：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正是受这部书的影响，大卫来到中国。

面对伊莎白这个和平主义者，大卫问她：“如果你现在得了非常严重的疾病，你是愿意接受一个激烈的手术来治愈它，还是要推迟手术、继续忍受病痛？”

伊莎白回想起自己在农村调研时，目睹底层人民遭受的苦难，她的思想动摇了。之后几年的时间里，伊莎白追随大卫的信仰，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她说：“遇见David之后，我受到鼓舞，成了一名英国共产党员。终于认定，我的生命中也有了为之奋斗的目标。”

伟大的爱情，往往源于相同的价值观和信仰。

大卫对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敬仰不已，1941年，他邀请伊莎白一起来到大渡河。

在红军战斗过的泸定桥下，大卫向伊莎白求婚了。滔滔的大渡河水，见证了俩人爱的誓言。从那时起，他们牵起的手就没有松开过，演绎了一出革命夫妻天长地久的爱情故事。

有了信仰的的伊莎白是英勇的，巾帼不让须眉。

欧洲的战争进行的如火如荼，英国本土也被轰炸。伊莎白跟随大卫回到英国。大卫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伊莎白加入了驻欧洲的加拿大妇女军团，成为了一名战士。

1945年，欧洲战事结束了，伊莎白退役了。她进入伦敦经济学院，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

这时已经结婚的伊莎白.柯鲁克夫妇获得一笔为退役军人和家属提供的旅费，他们决定用这笔钱，回到中国，到解放区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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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带着一份英国共产党出具的介绍信，伊莎白和大卫来到了晋察冀解放区，调研土改革命。也许他们没有想到，这次回来，他们会在中国扎根下去。

在晋南太行山一个叫十里店的村子里，大卫以及伊莎白和农民打成一片。

对于这对外国夫妇，一个村民这样说道：“他们深入田间、打谷场、担粪路上，凡是有我们村上人活动的地方他们都要去。有一次跟我一起边走边说一起到地里，还接过我的镢头刨了一会地。”

这对高级知识分子以他们朴实近人的作风获得了当地农民的好感，因此工作也进行的很顺利。

这段调研经历后来被出版成书：《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和《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

这段经历对伊莎白来说，非常难得。她和丈夫亲眼目睹了中国农民如何翻身、如何在土地改革中获得土地的，这让伊莎白备受鼓舞。

解放战争胜利的曙光在望，完成调研工作的柯鲁克夫妇希望能去做记者。

但一个新的国家要和世界打交道，迫切需要大量外语人才，需要一所培养外语人才的学校。叶剑英元帅找到伊莎白夫妇，请他们帮助成立外事学校，培养外语人才。

用伊莎白后来的话说：“我们服从组织的安排。” 为此，伊莎白和丈夫取消了回英国的计划。对他们来说，共产主义者是没有国籍的。

1948年，在石家庄西部一个叫南海山的村庄里，外事学校成立了，这也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

随着北京的和平解放，柯鲁克夫妇跟着学校进了北京。他们不仅教授英语等课程，还参与编写教科书和中英词典的工作。

用伊莎白的话来说，就是“加入学校后，我们成了中国革命的一分子。”

伊莎白和大卫的信仰，无关名声和地位，无关财富和生死，只要能实现他们的理想，他们愿意奉献自己的精力和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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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里，伊莎白和大卫还是受到了冲击。大卫被关了5年，不得见亲人和朋友，伊莎白也被隔离。

多年以后，有人问平反后的伊莎白，是否对中国失望时，伊莎白回答道：“Never.（从不）”

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回答。信仰一经认定，便终生追随。

当时周总理保护了伊莎白的三个儿子。伊莎白说：“周总理安排他们去工厂学习技术，使他们成为有技术的工人。回到英国，他们有技术，能自己赚钱够学费和生活费，我们没有资助他们一分钱。”

伊莎白和大卫对自己遭受的委屈看得很淡然。她是这么解释这一段经历的：

“我是一个社会学家。要想社会发展，不能老墨守成规。想进步就要拿出新东西，需要很多实验。既然是实验，出错是难免的。”

如今已经105岁高龄的伊莎白是北外的退休教授，住在一栋老楼里，大卫2000年已经先她而去。

伊莎白在楼下花园里，种下了一棵银杏树。60年前，在他们初次相见的成都，银杏树见证了他们的缘分。如今伊莎白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丈夫的思念。

在她的家里，墙壁上挂着周恩来的字画以及毛主席的像。那副画像是她1949年进北京的时候买的。

她说：“毛主席是伟大的社会学家。”

从幼小孩童到白发老者，伊莎白一生见证了20世纪中国的风云变幻——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

伊莎白的一生，堪称伟大。

她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很高兴能在中国度过大半生。如果当年选择留在加拿大，我就无法经历这一切。”

是啊，这个百岁老人在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生成长，在中国的土地上遇见爱人，找到信仰，并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还有什么样的人生，能比伊莎白的一生更有意义、更丰盈呢？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说道：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 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这正是伊莎白一生最真实的写照。无私和大爱的人，将被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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