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潮中，有这么一批人：他们既没有高学历，也没有拿得出手的技能。通过合法方式留在异国，拿到身份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为此婚姻成了一个不错的捷径。至今仍有很多滞留欧美的女人们，希冀着嫁一个白人老头，通过婚姻获取身份，完成自己的异国梦想。

不过和许多女人不同的是，小渔并不是贪恋那张绿卡才和白人老头结婚的。未出国前她是护士，出国后成了一个工厂女工，穿廉价的衣裙，每天下班到菜市场拾剩。为了省钱，她舍不得坐火车通勤，只能走路去上班。

在这个新国家，她如同路人过客一般，身处社会底层，和另一种文化背景下的人难以交融。

这就是严歌苓的短篇小说《少女小渔》中女主小渔所经历的。严歌苓也是当年出国大潮中的一员。不过严歌苓的起点比较高，在国内时，她已经是很有名气的作家。到了美国，先去哥伦比亚艺术学院进修，继而认识了美国人劳伦斯，俩人结婚。

中国移民在海外的生存状态一直是严歌苓小说创作的主题之一。《少女小渔》创作与1992年，那是她到达美国的第三年，在这一年，她和美国丈夫成婚。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移民的严歌苓，也遭遇过文化冲突和东西方的沟通障碍。

作为少数族裔，如何化解冲突？如何融入？在融入不同文明的过程中，他们得到了什么？学会了什么？《少女小渔》就是这样一篇小说。虽不能看见全貌，但至少打开了一扇窗。通过小渔，可窥一二。

小渔是被动嫁给白人老头的。

出国的炫光之外，是看不见的辛酸。背后是别人羡慕的眼神，现实的痛苦却只能自己消化。

江伟出国前，是全国蛙泳冠军。在悉尼，江伟去做养路工生存。他和女友小渔的生活是落魄不堪的。小渔走路上下班，而江伟，抽烟、去夜总会、和男人们下馆子，也不会省下钱给小渔乘车。即使这样，小渔也没有想过和江伟分开。她和江伟最大的乐趣就是沉浸在自己的美梦中：

“等有了什么，咱们就干什么干什么。”

不过美梦总有醒来的时候。梦醒来的时候，和现实的落差会让一个人格外痛苦。江伟就面临这样的痛苦：没有绿卡，一切美梦都无可谈起。现实和理想的落差可以让一个人扭曲变态。江伟对小渔说：

“你去嫁一个老外吧？”

一万五千块，江伟找了一个中介机构，让小渔和一个肚皮叠着像梯田的67岁意大利裔老头假结婚，一年后再离婚。小渔是顺从的，体谅的，她接受了江伟的安排。

“光是想像同个猪八戒样的男人往证婚人面前并肩站立的一刻，多数女孩都觉得要疯。别说与这男人同出同进各种机构，被人瞧、审问，女孩们要流畅报出男人们某个被捂着盖着的特征。还有宣誓、拥抱、接吻，不止一回、两回、三回。”

这场婚礼这么难堪，让人恶心。在这场婚姻中，小渔和老头的尊严都被丢在地下践踏。一个女人一生中遭受的侮辱，莫过于此了吧。

但小渔的隐忍和委屈在江伟眼里，并不值得怜惜。江伟眼里，小渔只是他的一件物品，他可以索取和发泄，物品不可以有怨言和委屈。江伟这么做是有心理暗示的：要不是你做了我的女友，你能有机会出国？

江伟把女友嫁给白人老头，但他觉得他才是世界上那个牺牲最大的人。他一腔委屈无法抚平，冲天的愤怒无处发泄。

在异国他乡，江伟也是弱势的，不仅有尊严上的，也有文化上的。

江伟的化解方法就是侮辱和作践小渔。有一回，江伟来白人老头的家里找小渔，正巧看到小渔站在凳子上挂花盆，白人老头扶着小渔的脚踝。江伟觉得自己作为男人的自尊被践踏，于是对小渔冷嘲热讽：

“俩人还一块浇花，剪草坪，还坐一间屋，看电视的看电视，读书的读书……看样子，老夫少妻日子过得有油有盐！”

白人老头是拿了江伟的钱和小渔假结婚的，按理说，如果江伟看不惯老头对小渔偶尔露出的一点“假戏真做”，那么江伟是有资格教训老头一顿的。试想一下，这个桥段如果发生在未出国前，是一个中国男人和小渔这么的亲昵，江伟的拳头早就揍在中国男人的身上了。

在异国他乡，在另一种文化环境里，江伟不自觉地低人一等，他不敢拳头面对白人老头，只好通过折辱自己女友的方式来抚平自己的伤痕。

江伟带小渔去海滩游玩，偶遇拉琴卖艺的老头。老头卖艺换来的钞票被风刮走，小渔想去帮忙捡回，江伟说：

“少丢我人。人还以为你和这老叫花子有什么关系呢？”

江伟看白人老头是叫花子，可是他为了获得绿卡，让自己的女友去假结婚骗身份，是叫花子让人瞧不起呢，还是假结婚让人瞧不起？说到底，这只是江伟的一种自我麻醉，在这种麻醉中，他会暂时忘却自己身处的文化劣势。

在东方文化里，小渔就是一个把“温良恭谦让”修炼到极致的女人。未出国前，小渔是个护士，她做别人都不愿意做的活，护理别人都不愿意护理的病人；出于善良和怜悯，小渔把第一次给了一个喜欢了她一年多的病人。江伟也在消费着小渔的这种美德，却从不尊重他。

从西方文化的角度来看，小渔是个“圣母”般的女人。她无原则的忍让，一如既往地善良，换来的是什么呢？

小渔住到老头家的初期，老头把那种长期贫穷造成的刻薄发挥的淋漓尽致：他随意涨房钱，前后涨了三次；修屋顶、通下水道、灭蟑螂，都要求小渔付一半的花费。

这种情景下，小渔和老头虽住在同一屋檐下，但他们是隔阂的，这种隔阂，也是东西方文化的隔阂和冲突：

小渔不理解老头和女友瑞塔俩人这么贫穷，为什么还不出去工作挣钱养家糊口，而要在家整日喝酒唱歌，拉琴自娱自乐？在老头眼里，不理解小渔这样的姑娘：明明就是个房客，可她闲不住地收拾厨房、扔垃圾、门口种花、替他按摩病痛的后背......

小渔身上这种人情味超越了老头的文化认知。

这种文化隔阂，被小渔慢慢地化解：老头开始出去拉琴卖艺养活自己；主动收拾房子扔垃圾；在小渔面前，不再赤膊……用瑞塔的话来说：“他对我像畜生对畜生，他对你像人对人！”

至此，小渔和老头，东西方文化背景下两个本不相通的人，终于冲破隔阂，和谐相处。一年的假婚要到头了，小渔要搬走。老头中风卧床，生命垂危。他掏出给小渔的礼物：小渔上下班的火车月票。这似乎是一种隐喻：

在另一种文明主导的国度里，小渔用东方式的精神和美德，终于赢得了一张车票，她不再是路人甲，路人乙，她现在是这趟列车上的乘客了。

在严歌苓的笔下，女性和边缘人群是她一直关注的主题。而女性移民，更是边缘人群中的边缘。

在电影《少女小渔》中，严歌苓把这个故事的背景移到了美国，这里有全世界最大的华人移民群体，华人移民混在各种各种肤色和人种之间。在异域他乡谋生活，格外艰辛。身体上的劳累可以恢复，但心理上的隔阂，文化上的冲突更难化解。

《少女小渔》收录在严歌苓的作品集《海那边》。一同收录的还有《扶桑》，同样探讨移民在异国他乡的生存境遇。不管是一百多年前的扶桑，还是一百年后的小渔们，他们身上所展现的人性光辉和固守的传统和美德，才是他们战胜另一种生存困境的法宝。

跨越大洋，有的人水土不服，只能被动地接受另一种更强势文化的凌辱。他们固守着自己实用主义至上的人生观，筑城自困，一直迷茫，在困顿中找不到出路。

江伟就是那个找不到方向的路人：他宁可让自己合租的公寓发臭，也阻止小渔收拾——理由是”你是我的还是公用的？“

小渔和严歌苓是另一种人。

在新的文化环境中，有人活成了路人甲乙丙丁，有的人成为了列车上的乘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