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伟大的战争片可能来自苏联女导演

作者：Fanny Howe

译者：Issac

校对：易二三

来源：Criterion（2021年1月26日）

拉莉萨·舍皮琴科于1938年出生于乌克兰东部。她的母亲是一名老师；她的父亲离家，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她的母亲独自抚养她和她的两个兄弟姐妹，拉莉萨一从学校毕业，就前往莫斯科学习电影制作了。她那时十六岁，很清楚自己未来要从事什么。

拉莉萨·舍皮琴科

她进入了莫斯科电影学院（VGIK），当时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还在那里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永远铭刻在苏联儿童的脑海中，他们目睹了这场战争的暴行，或者在战争的影响下生活。1953年约瑟夫·斯大林去世后，文化开始解冻，他们开始能够在电影和文学中表达他们所看到的，并以这种超越政治和心理学的方式对其进行分析。

在电影学院，舍皮琴科找到了她的导师亚历山大·杜甫仁科，一个早期苏联电影界的重要人物。战后在欧洲各地拍摄的现实主义电影，让人们得以窥见一段女性拥有或期待更多的时代。我们还在搅拌面糊，抖动扫把，把床单翻过来。（最后一代目睹这一切的孩子几乎要消失了。）但是舍皮琴科注定要经历更多。

《上升》片场

从她的第一部长片，也是其毕业作品《炽热》（1963）开始，她就获得了认可和奖项。之后，她又拍了三部长片——《翱翔的女飞行员》（1966）、《你和我》（1971）和《上升》（1977）——此外还拍了两部学生短片、一部选集电影的片段和一部电视电影。

她最伟大的作品都有一种惊人的亲近感：《翱翔的女飞行员》讲述的是一个前战斗机飞行员的故事，她曾经在空中欣喜若狂，现在却因为回到了普通的地面上当了一名学校校长而变得呆滞；《上升》是一个战时的寓言故事，其严酷的冬天景色让人物的苦难得到了可怕的解脱。在这两部作品中，雪和云的白色凸显了人物的困境。

《上升》还因其基督教象征意义而特别令人难忘。在斯大林关闭了基督教教堂后，乌克兰的宗教活动大体上源自于东正教教堂。在许多苏联战后作品的背景中，基督教的遗迹依然存在，模糊而破碎。你甚至可以在八十年代最世俗的电影人的作品中看到这一点；舍皮琴科在后来的生活中发现了一种倾向于神秘主义的灵性，她并不认为自己关注的是宗教。

高大、黝黑、美丽的舍皮琴科嫁给了伟大的导演依莱姆·克里莫夫（他的《自己去看》如同《上升》一样，跻身于伟大的战争电影之列），并生下了儿子安东。她不断地受到疾病和意外事故的干扰——她在发热期间患了肝炎，有时病得厉害，她不得不在担架上执导电影；在拍摄《未知时代的开端》（1967）时，她摔倒了，脊椎严重受伤——但她毫不犹豫地和演员、工作人员一起挑战极限。她在极冷的天气里拍摄了最后一部电影。舍皮琴科对死亡有一种持续的恐惧，这使她既迷信又爱幻想。她在41岁时死于一场车祸。

《上升》的故事改编自1970年瓦斯里·贝科夫的中篇小说《索特尼科夫》。这是一个简单而永恒的故事：两个苏联游击队战士脱离了自己的部队；他们迷路了，受到风雪的冲击。

影片开场是一片空旷的白色田野，慢慢地展开成一群士兵，他们站了起来，随身携带着他们的物品。

不久之后，故事的利害关系就确立了：枪响如钟。人们摔倒、奔跑；一个人转身回击，击中了一个人，其余的人则爬向小山和树林。在这次撤退后，瑞巴克（弗拉基米尔·戈斯丘辛 饰）和索特尼科夫（鲍里斯·普洛特尼科夫 饰）离开队伍去寻找补给和食物。

两个人中较强壮的瑞巴克识路，较孱弱的索特尼科夫则跟着他。他们去到一间房屋，瑞巴克满怀深情地回忆起曾经在这个屋里和他共度一夜的那个女人。现在房屋成了灰烬、废墟，瓦砾中的床破烂不堪。瑞巴克是一个温柔的人，他喜欢把生活看成是他能控制的东西。索特尼科夫害怕这个世界。他们一起用手捧着干覆盆子吃。

他们穿过越来越深的积雪，朝其他的房子走去。有一次，他们遇到了一个卖给纳粹的老人——索特尼科夫在那之后被枪伤了腿。过了一会儿，他们破门而入，发现三个饥饿的孩子正等着妈妈回家。妈妈回来了。她态度粗暴，充满敌意，但当两个游击队战士听到德国人喊叫着，带着枪来的时候，她让他们躲在她的阁楼里。纳粹分子野蛮地占领了这所房子，迅速而肆无忌惮，母亲被拖离她的孩子，和两个士兵一起被扔到雪橇上，然后被带到德国人占领的军营。孩子们的哭声渐渐消失在远处。

在他们的最后一站，索特尼科夫和瑞巴克被带到一个与德国人勾结的当地军官面前，这个军官脸上挂着虐待狂式的下流微笑。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拒绝合作的索特尼科夫身上。相反，瑞巴克为了自保什么话都会说。对方用手术工具来对付索特尼科夫，这个熟悉的酷刑场景让人想起每一个受害者的死亡，他们已经超越了历史的模式，成为牺牲品。

在《上升》中，我看到了舍皮琴科对邪恶之源的不懈探索，以及尚未泯灭的非凡的现实的微光。我想象着她站在巨大的电影制作设备旁，在身体和面部以及周围的环境中寻找意义——一种面对人类所有复杂性的动力。

瑞巴克试图让他的同伴活下去时表现出的善意被他自杀未遂后的愤怒和心碎所抵消；他渐渐变得像英格玛·伯格曼镜头中的一个可爱但愚蠢得可悲的男人。在《上升》中，舍皮琴科从惊讶的角度观察，镜头是她的工具，它在问：发生了什么？她用它来揭示战争时期常见的道德混乱的痛苦。

最终，索特尼科夫和瑞巴克被拖到一个黑暗的地下室，然后被留在了那里。另外三名囚犯——先前的老人和母亲，以及一个年轻的犹太女孩——也跟随其后，在这个黑洞里，这五个人都获得了惊人的熟悉的特征，因为他们让我们想起了我们之前见过的照片。

我想起了伦勃朗的那些黑暗的《圣经》里的人物，他们模糊的面容，还有解放那天集中营里的寂静——他们的脸上蒙着阴影，眼睛里充满了苦涩的希望。舍皮琴科观察并拍摄她的角色，尤其是他们的脸，作为宗教绘画、图标、奇迹故事和诗歌传统的复制品。

从索特尼科夫中枪，到被折磨后关进地窖的那一刻起，他就因为失血过多而变得虚弱。但在他的脸上，有几处开始显示出他在世俗和神圣的意识之间摇摆：一个是他用一根棍子打落树枝上的冰，另一个是他的脸从雪地上仰望天空。

在这两种情况下，画面都在问：人值得被拯救吗？为了什么？索特尼科夫的脸是一个落在雪地里的肉圈，只剩嘴唇、眼睛、嘴巴，就像一个从天空扔下来的外星人——一个胚胎，无限地粘在时间上。他的表情表明他已看到了来世。索特尼科夫对当局试图打破他意志的反抗，逐渐被视为一种牺牲行为。（在挑选索特尼科夫的演员时，舍皮琴科特别想找一个像基督的演员。）

《上升》的故事发生在白俄罗斯，纳粹大屠杀的发生地。当时人们为了生存而通敌是很普遍的，纳粹对农民和犹太人的屠杀也很频繁。在舍皮琴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发生了这种事。她的电影在生存和另一个终极问题之间转换：为什么要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

《上升》不仅拍摄了各种各样的积雪，也涉及各种各样的宗教体验。雪弄瞎了你的眼睛，钻进了你的靴子，冻住了你的手脚，冻坏了你的嘴唇，让你迟缓下来。在影片中，这里没有笔直的道路，部分原因是雪几乎抹去了所有道路或停车的痕迹。动作发生的地点要么已经被烧为平地，要么即将被烧为平地。

有一种综合症叫做「视雪综合症」，患者的视野中到处都是白点，就像我们在模拟屏幕上看到的「雪」一样。视雪，你所能看到的，基督的脸就像树的形状一样容易找到——这是镜头快速一扫之后的图像，变成我们在绘画和电影中看到过的凹陷的脸。

以类似的方式，观众在《上升》中令人生畏的雪景中寻找生命和意义的迹象。在整部电影中，有垂死的基督，苍白的殉道者，纯粹虚无主义的痕迹。没有什么能拯救或启发这两个士兵。他们的面孔和行为是历史上有过的面孔和发生过的行为的缩影。

《上升》片场

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我第一次在伦敦看这部电影时，我仍然对俄罗斯和苏联的许多文化着迷：它的诗歌、小说、社会改革、作曲家以及对永恒真理的不懈追求。我沉思着位于世界之巅的地理位置的怪异，它包含了好几个时区和如此多的民族历史。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这种激情在我如此年轻的时候就袭来了，于是我在大学里主修欧洲历史，专注于研究俄国革命。这可能是因为我父亲在1943年参军，离开了两年半。他回来后更喜欢他遇到的苏联人而不是英国人。

尽管舍皮琴科经常生病，但在《上升》片场最寒冷的日子里，她都在场。在寒冷的环境中拍摄非常辛苦，但她的演员和工作人员一直陪伴着她，试图解释在她生命的头几年里席卷世界的暴行。舍皮琴科说：「全球灾难的印象在我童年的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有人说上帝死于拿破仑战争的耶拿；有人说弗里德里希·尼采完成了最后一击；有人说上帝死在奥斯威辛。有时，我们在石头或玻璃上看到的是氢弹的影像，或是凝固汽油弹的烟雾，直面这一切实在是太痛苦了。

故事发生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在那里，这些征兆是不可避免的，但这部电影最吸引我的是基督不屈的存在。它不会消失，在画面的边缘有一种神圣精神的感觉，尽管围绕着的是荒凉的风景、折磨和无信仰。在一部电影中，孩子的微笑是我们唯一能看到的快乐。

耶稣并没有在升天节期间死去，在我看来，升天节是对来自地面的自由的庆祝：耶稣在盘旋，甚至在地下检查死者，在他惊人地盘旋在他的朋友之上，然后消失在宇宙中。《上升》中的光和雪与《翱翔的女飞行员》中的光和云相同。它们表明意识在全空间的延续。人类的思想和大气只知道一件事。上升。

但在地面上的挣扎是《上升》中最难以忘怀的部分。阳光把它的铂金般的光芒洒在地板和家具上，洒在桌子旁那个穿着西装的可怕的恶魔身上，他在整理折磨人的工具，那些闪闪发亮的工具被世界各地的医生所使用。

囚犯的理想主义与挑衅只会让审讯者笑一笑。当囚犯问他战前是什么样子的时候，那人说：「就像你一样，」囚犯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