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本草经与山海经、本草纲目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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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本草经》出于《山海经》之后，两者重名的药物仅有44味，但具体内容相去甚远，没有必然的渊源关系。而《本草纲目》充分吸收了《神农本草经》的学术思想及相关内容，是李时珍药物学成就的源头，如药物的四性五味、主治功效、有毒无毒，组方的君臣佐使、七情和合等。

《神农本草经》与《山海经》的关系

“太古书，今见存者，有《神农经》(注：即《神农本草经》)和《山海经》”（晋代张华《博物志》）。《山海经》的成书和作者无法确定。过去认为是禹、伯益所作。大约出于周秦人的记载，现代学者多认为成书非于一时，作者亦非一人。成书时间大约是从战国初期至汉代初年，巴蜀和齐鲁一带的人所作，到西汉校书时才合编在一起。其中许多内容可能是来自民间口耳相传所得。其书名及内容最早见之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刊整理并著录于《七略》之中。晋代郭璞曾为之作注。刘歆是《山海经》最早的编辑者，因为此前司马迁的《史记》(约公元前104～公元前91年)并无记录。对《山海经》考证注解者还有清代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和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

《山海经》虽然成书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所处的时代，但其内容传载之事却是先秦之事，主要记载了古代神话故事、地理、物产、巫术、宗教、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全书18卷，其中“山经”5卷，“海经”8卷，“大荒经”4卷，“海内经”1卷，共3万余字。记载了100多个古代邦国的山水地理、风土物产，其中“山经”所载内容大部分是当时巫师、方士和祠官的踏勘记录。

《山海经》记载的动物、植物、矿物品名772种，其中139种内容涉及到医用功能，占所载物品的18％。在这139种之中，有44种的名称与《神农本草经》药物相近和相同。这44种两书均载的药物都是后世医家注释《神农本草经》时要引用《山海经》资料的理由。

通过《神农本草经》所载365味药物与《山海经》所载772种之物比较，有以下几点不同：一是药品相合的不多；二是药物种源不同；三是《山海经》不是专言品物之书，因而139种有药用功能的品物是分散的，主治功用也是随意记载的，没有分类迹象，纯属原生的自然状态。而《神农本草经》是传载药物的专著，因而365种药物分类明确，品名、性味、主治功用的文字陈述有序而集中。因此，《山海经》中所载药物内容更早于《神农本草经》，两者不存在必然的渊源关系，前者更多地表现为药物的原始状态和当时人们的原生态认识。

《本草纲目》中《神农本草经》引文考辨

我国著名本草文献学家、本草文献辑复研究的奠基人尚志钧对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引用《神农本草经》的内容进行了考证辨异，他认为《本草纲目》中以“本经”进行标识的内容，都是李时珍认为是《神农本草经》的原始资料，这些资料都是摘自《证类本草》的“白文”。发现《本草纲目》摘引《证类本草》的白文内容，不像诸家辑录本之全文抄录，而是据《本草纲目》所载药物内容按释名、气味、主治、修治、附方等项目分别摘录，因此《神农本草经》(李时珍简称为《本经》)是被分割脔切的，很难从中看到《神农本草经》条文的完整面目。

尚志钧将《本草纲目》中用《本经》标记的文献与《证类本草》白文作了对照，发现李时珍标记为《名医别录》的内容却见于《证类本草》标记为《神农本草经》的“白文”，共有69味药物。反之，李时珍标记为《本经》的文献却见于《证类本草》标记为《名医别录》的文字，共介绍44味药物的相关内容。同时，李时珍标记为《本经》的内容却是《证类本草》引用的其他文献，共有13种药。此种情况多见于药物别名表述，个别为药物的主治或药物生长环境的介绍。

要识读《神农本草经》的原来面目，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所引《本经》的文献是不足为凭的，应当以《证类本草》镂版刻印的“白文”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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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这是《山海经》留给少年鲁迅的印象，也是《山海经》留给我们大多数人的印象。由于《山海经》的文字晦涩艰深，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去读他。我们对于《山海经》的最初认识，大部分也来自于鲁迅的散文《阿长与山海经》。

其实，我们耳熟能详的许多神话传说，如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都来自于《山海经》。《山海经》的成书和作者已无法考证，过去认为是禹、伯益所作，现代学者多认为成书非于一时，作者亦非一人。

它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地理书，记述内容包括古代地理、物产、神话、巫术、宗教、历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

《山海经》记载的可能是古代先民对原始社会晚期那个洪荒时代的口耳相传的记忆。《山海经》共18卷，其中“山经”5卷、“海经”8卷、“大荒经”4卷、“海内经”1卷，关于洪荒时代的中医药的记载，便包含其间。

洪荒时代的中医药，还处于巫医不分的时代。

《大荒西经》说：“有灵山：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海内西经》说：“巫彭……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

《山海经》中关于巫医不分的记载，可以在其他古籍中得到印证。

《韩诗外传》记载，“俞附之为医也，溺木为脑，芷草为躯，吹窍定脑，死者复生。”

《路史》记载，“黄帝命巫彭、桐君处方桃饵，渝洗刺治，而人得以尽年。”

《世本》记载，“巫咸，尧帝时臣，以鸿术为尧之医，能祝延人之福，愈人之病，祝树树枯，祝鸟鸟坠。”

巫师的产生于原始社会晚期，他们已经脱离生产劳动，专职从事祭祀、医疗、文化活动等工作。巫师在治疗疾病时，有时施行巫术，有时也使用原始医药卫生经验积累而形成医药技术，其中有的巫师更偏重于医，并最终产生巫医分流。巫医一家，是人类医学史上一个特殊阶段，中医也不例外。

巫医的“洪荒之力”，除了荒诞不经的巫术外，还有许多处于蒙昧时代的医疗技术。《山海经》记载的各种名号的石头中最多的是砥石。

晋代郭璞注《山海经·东山经》之砥石时说，“可以为砥针，治痈肿者。”清代郝懿行认为“砥当为砭字之误，可以为砭针是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砭的解释是：“砭，以石刺病也。”可见，砭石在洪荒时代的用处，一是作为手术刀治疗化脓性感染疾病，二是作为针灸的针，针刺穴位治疗疾病。

巫医治疗疾病的“洪荒之力”还有许多，一是通过佩戴某种药物治疗疾病，如《西山经》记载，“薰草，麻叶而方茎，赤华而黑实，臭如靡芜，佩之可以治已病”；二是通过身体接触药物治疗疾病，如《西山经》记载，“其状如狗，名曰溪边，席其皮者不蛊”；三是通过豢养某种动物治疗疾病。如《中山经》记载，“其状如狸，而白尾，有欲，名曰础础，养之可以已忧”。

巫医治疗疾病最主要的“洪荒之力”，还是使用药物治疗疾病。《山海经》中记载的药物共有127种(也有人认为160余种、139种、121种等)，其中植物(草)类28种、木类23种、鸟类25种、兽类16种、水族(鱼类)30种、矿物类有5种。

草类可以治疗的疾病主要有饥、心痛、惑、疥、瘦、劳、眯、痕、忧、风、虐、病等；

木类可以治疗的疾病主要有劳、聋、痒、痔、忘、蛊、妒等；

鸟类可以治疗的疾病主要有虫、痔、瘦、峋目、隘痛、狂、潘肿等；

兽类可以治疗的疾病主要有妒、卧、蛊、寓、狂、痒等；

鱼类可以治疗的疾病主要有肿疾、忧、瘫、疵、痴、癣等。

在这些药物中，有44种药物的名称与《神农本草经》中的药物名称相近或相同，后世医家在注释《神农本草经》时，往往引用《山海经》的记载作为参考依据。这些药物涉及的疾病包括内科、外科、五官科以及预防养生和美容等内容。涉及的疾病名称有许多也被后世医学家引用，甚至沿用至今。

《山海经》对药物和疾病的认识是极为粗糙、片面的。《山海经》与《神农本草经》重名的药物虽然有44种，但没有记载四性五味、主治功效、有毒无毒，组方的君臣佐使、七情和合等内容，他们之间没有必然的渊源关系。

《山海经》中的药物记载是分散的，主治功用是随意的，没有分类迹象，纯属原始医药卫生经验积累的性质。

大荒山中，粗识本草药性；神仙居处，始将砥石刺病。精卫填海，万丈高楼平地起；夸父逐日，追求真理永不休。今天博大精深的中医药，也是千百年来人民群众同疾病作斗争得来的经验总结。《山海经》里记载的，可能是中医药草创时期的情形，正是这些草创，为以后中医药的发展和中医基本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说起中药,就要从神农氏谈起。在中医药界,有一句行话叫“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三世”指的是神农、黄帝、素女。神农创说“本草”,这是一世;黄帝发现了“针灸”,这是一世;素女发明“脉诀”,这是一世。

作为一名医生,起码要把神农的“本草”、黄帝的“针灸”、素女的“脉诀”,这三种医学技能学到手,才能担当起救死扶伤的重任。俗话说,“医药不分家”,医生要疗疾祛病,要“治未病”,百姓要养生保健,就必须明了药性,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药物的功效,达到预期的效果。

神农氏是传说中的华夏农业发明人,他大约生活在原始社会从采集、渔猎进步到农耕的转折时期。传说中的神农氏是“人身牛首”缺一颗门牙的男子,因此古代许多神农像都是头长双角的怪人。他领着部落百姓,种百谷,植桑麻,凿井取水,涉海煮盐。

神农氏还是药物的发明人,这种说法大约出现在西汉初期或更早。这个时期,有一位叫刘安的人写了一本书,名叫《淮南子》,书中说道:上古之时,人们茹草饮水,采食树木的果实,生吃螺蚌之肉,因此很容易被疾病毒物所伤害。于是神农氏就教导人们根据土地的不同情况播种五谷;他还亲自“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这就是“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故事的来源。

“神农尝百草”有着巨大的意义,他意味着人类从此开始试图掌握外部世界,试图改变被大自然束缚的命运,试图利用自然界的奇特变化来壮大自己,使人类更健康、更完美地走向未来!

大约在战国末期到西汉年间,社会上出现了许多药物专著,这些著作大多托古圣贤之名。经过社会的流传和口头的传说,《神农本草经》在诸多药物著作中脱颖而出,成为中药学中的经典著作。为什么《神农本草经》的编著者不署自己的名字,却要归功于古代圣贤呢?当时民俗多尊古而薄今,崇敬古代圣贤,著书立说,一定要托名神农、黄帝之类的古圣人,这样的著作才有影响力,才有权威性,才能被人们所认知,也才能流芳百代。

“本草”是中国传统药物学的特称,“经”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神农本草经》就是中医药学具有指导意义的经典医籍。

《神农本草经》或曰《本经》，被列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与《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齐名，为学医者不可不读之中药书籍，其重要性可见一斑。但是因为其文艰意涩，读者多很难通读记诵全文，即使阅读完全书也谈不上理解，更不要说融会贯通、学以致用了。这造成现在很多学习中医者不读《本经》，而是用一些后世医家的相关本草书籍，或是《伤寒论》及《温病条辨》之类理法方药具备的书籍代替，更有甚者认为一本现代的《中药学》即可应付临床。

正如张志聪所言：“《本经》词古义深，难于窥测，后人纂集药性，不明本经，但言某药治某病，某病须某药，不探其原，只言其治。”这种从个人主观认识上着手的各抒己见，也造成了历代绝大部分与《本经》相关的书籍之间没有整体关联性，也几乎没有互相参考性，都可以说是独立的一家之言，也就很难帮助阅读者全面且不断深入地理解《本经》和使用药物。这也造成很多读者在选择本草书籍时存在盲目性和随意性，甚至产生了一定的排斥。

但是，追根溯源，《神农本草经》应该是一本着眼于临床实践，教人用药治病的医药书籍，而不是现在大多数人所误解的单纯讲药的古代中药书。虽然《本经》写的都是单味药及其功效主治，但若是对其序言部分仔细研读，则不难发现，序言中反复强调了辨证用药原则——用药需首辨阴阳。具体而言，则是指药物的形色气味，这在后面还会有具体的论述。序言中还对“大病”作了详尽的举例。若是有心也不难发现，书中三百六十五种药物的主治多是围绕这些大病而言。也就是说，同一疾病名称，可见于《本经》中多种药物功效主治列表之下。为什么？因为病性病位不同，药物四气五味不同，用药当然大有区别。这难道不就是我们现代临床常说常用的辨证分型、对证用药吗？

不揣冒昧，我们认为《本经》实际上讲述的就是单方治病，是我们先人祖祖辈辈养生保健、防病治病的经验总结。正是有了这些单方证，才有了后来与《本经》一脉相承的《伊尹汤液经》和《伤寒杂病论》。可以说，张仲景《伤寒论》复方证中各药物用途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神农本草经》中的方证理论，即皇甫谧《甲乙经序》谓“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仲景广汤液而有伤寒。

有学者提出将《伤寒杂病论》与《内经》、《难经》隔开，并再次指出《伤寒杂病论》之六经非《内》、《难》之六经，并提出了中医的“神农学派”。

即《伤寒》方证源于神农时代，《本经》标志了经方的起源。

根据相关资料并参考《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我们认为古代本草著作大致可分为综合类本草和应用类本草两大类。其中综合类本草是主体，中国本草学的发展亦是以综合本草为主要展现形式的。这类本草主要包括中药的别名、植物形态、产地及生长环境、产地加工或炮制加工、性味功能、主治功用、附方等，如从《神农本草经》始，到后来的《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所收载的内容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日趋丰富而全面。但是，综合类本草叠加式的发展，迄至李时珍《本草纲目》时已经不堪重负，过长的篇幅以及过于集成性质的内容，使其离临床应用的实际需求越来越远，也离《神农本草经》的本原越来越远。

另一类就是应用类本草。自宋元起，有关机理的探究逐渐兴起，成无己撰《注解伤寒论》，以及韩祗和、许叔微、庞安常等人群起著述，开后世伤寒学派之先河。作为临床治疗基础的本草之学，自不甘抱残守缺，于是关于药性药理的探讨日渐增多，如寇宗奭的《本草衍义》，李中梓的《本草原始》等等。著作虽多，但是仍如前所说多为根据个人临床经验而阐发，未能追根溯源。

从古至今，纂写本草书籍的作者大都自诩为基于《神农本草经》并对其进行阐发论述的，但事实多是作者各自讲述自己的临床体会或是读其他经典而得来的对《本经》中药物的理解，并非在对《本经》本身的方证理论体系进行解析。也就是说，这些相关的本草书籍仅仅是录用了《本经》上的药名或是有关叙述的字句，真正阐发其用途的还是基于作者自己的临床理解；同时侧重于对单味药的古今考证以及字面文意的解释，并没有从整体上对《本经》所蕴含的方证理论体系予以研究、分析与总结。《本经》所强调的四气五味、配伍法度、用药原则等思想真髓，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研究。

基于以上原因，为了还《神农本草经》的本来面貌，也为了让读者学习领悟处方用药的博大精深与万变不离其宗，学苑出版社医药卫生编辑室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历代有关本草类的典籍，反复筛选，从中精选出10位古代医家的10部本草著作，旨在给读者提出一套不同于以往的可以学以致用的学习本草的思路，向读者阐述和还原《神农本草经》的治病用药原则和思想，即《神农本草经》一书最核心的内容——四气五味——药物的形、色、气、味。这10部书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阐释，细心研读可以发现，它们可相互引证，且各有发挥。

中药的形、色、气、味，是现代学习中医药者容易忽视但却极为重要的内容，也是《神农本草经》的精髓，是我们能看懂此书并灵活运用的切入点。药物的功效并不是现代《中药学》告诉我们的那样简单划一，只有知其所以然，才能更好地知其然。如何全面解析《神农本草经》中药的形、色、气、味，并进行辨证处方用药？这些篇幅不大却字字珠玑的著作告诉我们：据形则可推药物作用部位，据色则可明药物归经，据气则可知药物阴阳属性，据味则可辨药物作用部位。如此一来，一扫现在《中药学》以及不少中药书籍不管阴阳不论经络只按大致作用进行分类，导致具体使用时功效相似药物过多而不知如何对证选用的迷茫与矛盾，使得专病专症专药的运用是水到渠成之事。

《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可谓一脉相承，陈修园在《神农本草经读·凡例》中说：“明药性者，始自神农，而伊尹配合而为汤液，仲景《伤寒》、《金匮》之方，即其遗书也。阐阴阳之秘，泄天地之藏，所以效如桴鼓。”这次奉献给读者的10本书，对于每药的注解，必透发出所以然之妙，力求与《内经》、《难经》、仲景等书字字吻合。虽在丛书筛选编集之过程中慎之又慎，反复斟酌，而细琢磨，此十人之书仍很难说是绝对的还原本草本真而不掺一点一家之言。但这些书籍均将《伤寒》、《金匮》之法融贯于《本经》解读之中，以经方解释《本经》之功效主治，以《本经》推衍经方之药用配伍，是本草书籍的另一大特点。惟有如此，方可解《本经》之奥难，明用药之准绳。这也是我们编写本套丛书的最大心愿。

下面对10本书做简要解析，以助读者阅读。

　1．《本草崇原》　

这是一部注释《神农本草经》的药学专著，作者张志聪在书中创立了五运六气之原、明阴阳消长之理的药气理论，阐明药性，解释详备，尤其重视格物用药原则。因此，运气的观点是本书的最大特点，也是张氏作此书的最大成就。　　

当时从医者用药多从主治功效考虑，鲜有提及性味归经者，更不必讲运气学说的运用。唯独张氏将运气观应用于药物学，创立药气理论，当之无愧为自《本经》以来第一位窥其门径、登堂入室者。　

张氏曾说：“万物各有自然之性。凡病自有当然之理，即物以穷其性，即病以求其理，豁然贯通，则天地所生之万物，人生所患之百病，皆曰一致矣。”他认为，格物用药是先圣的用药原则，这在《本经》一书中有深刻的体现，也正是他自己反复强调的学术观点，　　

此书承前启后，承《本经》而引发后世之论。此书之后，又有乾隆时陈修园著《本草经读》，半师其说；同时姑苏叶天士著《本草经解》，吴江徐大椿著《神农本草百种录》，虽见智见仁，各有心得，而皆以《本经》为纲，颇受张氏《本草崇原》影响之故。　　

五运六气、阴阳消长为基础的药气理论是张氏所倡导的，而气化、阴阳正是药物形色气味的总括，是治病用药的关键，是《本经》核心，也是这10本书所着重体现和阐释的。

2．《神农本草经读》

此书在释《本经》之药效时，每先论述药物性味、有毒无毒等，然后联系到药性的归经，由归经言及应用，并加以辨析，以期使“每药注解，必透发出所以然之妙，求与《内经》、《难经》、仲景等书字字吻合”。　　

举黄连一药为例而言，陈修园曰：“黄连气寒，禀天冬寒之水气，入足少阴肾；味苦无毒，得地南方之火味，入手少阴心，气水而味火，一物同具，故除水火相乱而为湿热之病。”由于黄连入心肾除湿热，故对《本经》所主诸证“热气目痛眦伤，泪出”（湿热在上），“肠澼腹痛下痢”（湿热在中），“妇人阴中肿痛”（湿热在下），均能治之。　

又如，为了阐明其对“人参甘寒益阴”之见解，陈氏援引仲景之方反复论证：“故仲景于汗吐下阴伤之证，用之以救津液，而一切回阳方中绝不加此阴柔之品反缓姜附之功，故四逆汤、通脉四逆汤为回阳第一方皆不用人参，而四逆加人参汤以其利止亡血而加之也，茯苓四逆汤用之者，以其在汗下之后也。”　正是因为陈修园析归经、辨应用悉遵经旨，以《伤寒》、《金匮》之法，并参考《内经》之旨，以明正药之性能功效，故被誉为“洵神农之功臣也”。

3．《神农本草经百种录》　　

清代名医徐大椿所作，是历代《本经》注疏中偏重阐发古本草药性机理与用药规律的临床指导著作。　

此书意在以《本经》指导临床用药，关于《本经》的注释揭示了古圣之立本草所以能治百病的基本机理：“凡物之生于天地间，气性何如，则入于人身，其奏效亦如之。盖人者得天地之和气以生，其气血之性，肖乎天地，故以物之偏性投之，而亦无不应也。”　徐氏领悟《本经》用药的基本思路为：“凡药之用，或取其气，或取其味，或取其色，或取其形，或取其质，或取其性情，或取其所生之时，或取其所成之地，各以其所偏胜而即资之疗疾，故能补偏救弊，调和脏腑。”　

此书从临床药用实效出发，推原古本草学用药物偏性纠正人体阴阳气血之偏，使其返平的用药思路。本着阴阳五行、取象比类的象数思维，阐注《本经》药物四气五味、主治功效，并融会《内经》、《伤寒》、《金匮》之精义于《本经》注解、发凡之中，昭示《本经》常用药物的药性机理与用药规律，为后世医家点亮发蒙解惑、拨迷归正的引航之灯。

4．《本草求真》　　

《神农本草经》三品分类实际上是按药物“益气延年”、“遏病补虚”、“除邪破积”等功效并参考药物良毒进行的。　　

此书由黄宫绣编著。黄氏认为：“本草药味，他氏多以草木、昆虫、金石类为编次，以便披阅。然形质虽同，而气味不就一处合编，则诸药诸性，又已分散各部而不可以共束矣。”指出了这类本草虽便于按药物来源检索，但不利于对相同功效药物群的总体把握。　　

为消除这一弊端，黄氏将“往昔诸书，细加考订”，阐明药义，删除牵强附会之说而成《本草求真》。此书“开列药品”总以气味相类共为一处，如补火等药，则以补火为类；滋水等药，则以滋水为类。将全书520种药分为补、涩、散、泻、血、杂、食物7类。除食物类外，其余6类又分若干子目，下列所录药物并作编号。如补类分温中、平补、补火、滋水、温肾；其他子目尚有散寒、驱风、散湿、散热、渗湿、泻热、泻火、降痰、温血、凉血等，分类系统明细，药物排列合理，为临床用药带来了极大方便，“俾气味既得依类而处，而形质亦得分类合观。庶泾渭攸分而学者自无亡津之叹”。　　

此书不仅在药物编排体例上展示了功效系统，而且在分论药物主治中进一步细化了功效层次，从而粗线条地勾勒出了功效理论的立体结构。如“脏腑病症主药”和“六淫病症主药”部分，实为按脏腑、六淫、气血等有关功效系统归类药物。其脏腑证治的功效系统中，治心的功效有补心气、补心血、泻心热、镇心怯等16类；治心热之药又有犀角、黄连等13种。其六淫证治功效系统中，又以风、寒、暑、湿、燥、火、气、血、积等为系统，如治火的功效有散风热、泻肺热等45类，治湿的功效有散湿、燥湿、渗湿、伐水等12类。　　

黄氏一改前人统言药物或补或泻或温或清之习惯，而立足功效分析说明病证用药理由。如黄芪由益气而直言补肺脾气，龙胆由泻火而径书大泻肝胆实火，何首乌由滋水补肾而特标养血益肝等等。如此既突出了药物的个性特征，又无只言性能而空泛不切之感，发前贤未竟之义，增强了掌握和遣使药物的准确性。

　5．《本经疏证》　　

邹澍著述中影响最大的要算是他耗费六年心血，参考各种文献写成的具有临

床指导意义的《本经疏证》、《本经续疏》、《本经序疏要》。　　

《本经疏证》以《本经》为主，《别录》和《唐本图经》为辅，并取《伤寒》、《金匮》、《千金》、《外台》等古方，交互印证，逐味疏解。凡某证用某药，某药适用于某病，均以经方解释《本经》的主治，以《本经》所论分析古方的应用。　邹澍深研经典，发明仲景《伤寒》、《金匮》的方药应用意义，以印证《本经》，这是对仲景书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结果。　　

本书所疏证之药物，尤以仲景所用之药，阐述透彻详明，分析入微。如甘草，邹氏说：“《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中，凡为方二百五十，用甘草者，至百二十方，非甘草之主病多，乃诸方必合甘草始能曲当病情也。凡药者外而不内（如麻黄、桂枝、青龙、柴胡、葛根等汤），攻者下而不上（如调胃承气、桃仁承气、大黄甘草），温者燥而不濡（四逆、吴茱萸等汤），清者冽而不和（白虎、竹叶石膏等汤），杂者众而不群（诸泻心汤、乌梅丸等），毒者暴而无制（乌头汤、大黄NFAE6虫丸等），若无甘草调剂其间，遂其往而不返……讵诚决胜之道耶？！”　　

邹氏对《伤寒杂病论》用药规律的探讨，以及与《本经》相互发明印证，并结合临床辨证进行深入研究，十分有意义。

　6．《本草思辨录》

清末名医周岩，有感于前人注释仲圣书时，对用药心法探析较少，提出“读仲圣书而不先辨本草，……非特不效，抑且贻害”。故其在晚年，集平生之识验，采百家之精英，著成《本草思辨录》。　　

本书载药128味，按《本草纲目》编次排列，对每味药物的性能及应用，皆本于《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方论》所载加以解说。　　

周氏阐析仲景用药，均结合《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具体条文，紧扣方剂，医理与药法并析，毫无抽象空洞之感，读来十分亲切。如认为仲景用人参主要取它有补、和两大功用，还将仲景所创的补虚方剂高度概括为补脾（理中丸、黄连汤），补胃（大半夏汤、甘草泻心汤），补肺胃（竹叶石膏汤），补肝（乌梅丸、吴茱萸汤），补心（炙甘草汤、通脉四逆汤、四逆加人参汤及白虎加人参汤）五大类，这对后学运用这些方剂大有启迪。　　

周氏还常通过对方剂之分析来阐述药物之性用。如肾气丸乃仲景所创名方，每用治小便不利、消渴，以及小便反多两种截然相反之症，对其中玄机，虽前人见仁见智，然周氏却云：“盖小便不利者，肾中阴气之壅也，以茯苓与附桂消其阴，则壅由得通；小便反多者，肾中阳气之弱也，以茯苓与桂附扶其阳，则转弱为强。”并结合对防己茯苓汤、半夏厚朴汤、茯苓杏仁甘草汤、桂枝茯苓丸、薯蓣丸、侯氏黑散等诸多仲景用茯苓方的分析，别有见地指出：“惟茯苓以甘淡之味，温和之性，能于气中消水，水中化气。”

　7．《本草问答》　

《本草问答》是清末名医唐容川与其弟子张伯龙答问药之理的记录。唐氏在本书中具体地阐发了辨别药物的理论与方法，指出药物的形色气味、部位、升降、所生的天地时间方位等因素，决定了药物之功效。所谓“论药者，或以地论，或以时论，或但以气味论，各就其偏重者以为主，而药之真性自明”。即研究药物的功效，应当根据药物的自身特点，有选择地采用因时因地、因气因味的不同分析方法。　　

唐氏认为，药物之味源于五运六气，五行的特性及变化规律决定了药物功效。他说，天地是由阴阳二气形成的，在天地之间的万物均秉受此阴阳二气。天地阴阳二气互相流动就成为五运六气，即金木水火土五运，风寒湿燥火热六气。人出生在天地之间，天以六气为节，环动不居，人得六气以生六腑，其气象天藏而不泻；地以五运为制，静而守位，人得五运以生五脏，其气象地，泻而不藏。人得阴阳之全气，人生病是因为人身五脏六腑之气出现偏胜偏衰。药物也得阴阳二气，但得到的是一气之偏。一气之偏，便有一药之味差异。所以，可借用药物的一气之偏调节人身之气的盛衰，待五脏六腑之气回到和谐的状态，人体自然就会康复。药物之味的作用机理均大致如此。　

他还认为，药味辨识遵循“物极必反”之理，只有掌握“物极”与“未极”，才能正确地辨识药味。　

如艾叶、远志、巴戟味皆苦，但不能泻火，反而能补火。这就是“苦之极者，反得水之性。若微苦者，则犹存火之本性，故补火”。极苦之味才能泻火，而微苦之味未到物极必反，故还存有火之本性。而且微苦之中，必带辛温，味不纯苦。唐氏认为：“盖有间味者即有间气，不得以纯于苦者论参！”　　唐氏在书中所强调的“深研五运六气气化之理，以药味之偏纠正人体阴阳之气的偏盛偏衰”理论，值得读者反复学习玩味。

8．《珍珠囊·珍珠囊补遗药性赋》　　

易水学派创始人张元素在临证用药中非常重视药物的归经，即在方中加入引经药，用以向导全方主治的效用，使制方有专主，从而提高疗效。故在《珍

珠囊》一书中，总结出十二经常用引经药。　　

此书几乎所有的药物都载有归于某经的论述。他认为取各药性之所长，使之各归其经，药有专司，而使药专力宏。例如对泻火药的论述：“黄连泻心火；黄芩泻肺火、大肠火；白芍泻肝火；知母泻肾火；木通泻小肠火；石膏泻胃火；柴胡佐黄芩泻三焦火，佐黄连泻肝火、胆火；黄柏泻膀胱火。”　

正如尤在泾《读书笔记》云：“兵无向导，则不达贼境；药无佐使，则不通病所。”何柏齐《医学管见》亦谓“引经即引治病之使，致谓病之所在，各须有引导之药，使药与病遇始得有功”。张氏对药物的研究成就，较之前人更加系统完善，并能够行之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具有极大的实用价值。　　

脾胃学家李杲在遣方用药上，深受张氏影响，运用引经药很有建树。遂在张氏《珍珠囊》基础上，加以深入研究和不断完善，著成《珍珠囊补遗药性赋》一书。此书主要遵循《内经》理论，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在药物的气味、补泻、归经等方面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探讨，颇具实用价值。书中的总赋部分，可谓是对《本经》一书的深入揭示和阐发，详《本经》所未言，至今仍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9．《长沙药解》　　

清代著名医家黄元御，精研《伤寒》、《金匮》数十载，感慨“本草既论，杂不可信，《素问》诸书，又不及方药，唯仲景氏继炎黄之业，作《伤寒》、《金匮》，后世宗之，为方书之祖”。为正药性而师后世，遂“远考《内经》，旁概百氏”，笺疏仲景方药，“述《伤寒》、《金匮》之旨”，撰《长沙药解》。　　

此书取仲景常用药物162种诠释之。于本药之下，首述性味归经，继述功用治证，次录《伤寒》、《金匮》凡用是药之方，是方治证，再加以诠释，兼及前人论述之得失。诠释多有发明，为前人所未及者。后世评述先生“理必《内经》，法必仲景，药必《本经》”。　　

例如在凉血滋阴、养肝润木的地黄条下，列有肾气丸、薯蓣丸、炙甘草汤、大黄NFAE6虫丸、黄土汤、胶艾汤、百合地黄汤等方剂，均逐个归类释义，对病证遣用本药之见解，君臣佐使配伍原理之分析，甚为明确。　　

众所周知，药用部位不同，功效乃殊。尽管有些药物效用相近，但也存在个性差异。黄氏体察仲景用药，结合自己的经验，对此抓住典型，详加辨析。举常用数例：甘草“上行用头，下行用梢”，“熟用甘温培土而补虚，生用甘凉泻火而消满”；大枣“其味浓而质厚”，“长于补血而短于补气”；与人参相比，“人参之补土补气以生血也，大枣之补土补血以化气也”；“天冬润降寒

凉，清金化水之力，十倍麦冬”。可谓要言不繁，“一语破关矣”。

10．《本草经解》　　

此书原题“清·叶桂”撰（实为姚球所撰）。叶天士邃于易而善医，择汤液中药品而取其精，于《本经》三百六十五种药物中选录117种，其他本草书中的择取57种，共174种临床常用药物，以易之盈虚消息，通乎药剂之轻急缓重，着眼于药物的性味归经，对《本经》等书的原文作了详尽必要的注解。　　

此书尤在临证用药补泻方面，纲举目张而使人有豁然贯通之宜。且各药之后有制方一项，诠释《本经》各药物的配伍运用，由单药而推及对药，由单药而演绎经典方剂，不仅为后学者明药物意理，亦示之处方规矩。　　

叶氏本温病大家，在临证用药制方上又有其独到之处，可参可鉴，此书实为药物使用指南。　　

需要注意的是，《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后附有《药性切用》，《本草崇原》后附有《医学要诀·草诀》、《神农本草经读》后附有《药性赋》、《珍珠囊·珍珠囊补遗药性赋》后附有张元素的《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以及李东垣的《药类法象》和《用药心法》。如此安排，在于各大家对《本经》的药物性质及临床用途进行了详尽的叙述之后，辅以简单明了的各自临床用药经验总结，示读者以规矩，并可与前文的理论论述相互印证、相互发挥，使文至于此而意长远。望有心的读者细细研读揣摩，能从本套丛书中有所获益。　　

另外，如王好古的《汤液本草》，朱丹溪的《本草衍义补遗》，张山雷的《本草正义》等，均为论述本草的佳作，但囿于篇幅，以及本着“精选最具代表性的本草十人书”的原则，故此次未予选用，在此推荐读者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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