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方的“听说”说起

从方方的“听说”说起 陈鲁民

作家方方的武汉抗疫日记，引起不小轰动，褒贬不一，网友们各执己见，争得很热闹。我不想评判是非曲直，只想就其中一个现象发点议论，即方方日记里的“听说”太多。有细心网友统计过，作者先后“听说”了100多次，亲历事件几乎没有，这就是个明显硬伤，或许会影响日记的可信性与价值。

“听说”，即道听途说，口口相传。计有面谈、电话、微信、QQ等形式，也包括街谈巷议，其中当然有真实可信的内容，可资参考，但虚假不实三人成虎的东西也不少，甚至可能会更多。所以，无论何朝何代，何邦何国，一切严肃庄重的文字载体，都绝不会采用 “听说”的内容。所以，孔子《论语•阳货》说:“道听而涂(途)说;德之弃也。”

“听说”为何不靠谱？因为说者固可以实事求是，有一说一，也可以信口开河，不负责任；可以原原本本，不虚不诳，也可以添枝加叶，添油加醋；甚至可以捕风捉影，信口雌黄，究竟能说成啥样子，有几分真实，全靠说者的个人素质与偏好。反正，说不说在我，信不信由你，没有成本，不需证伪。听者可姑妄听之，将信将疑；也可偏听偏信，信以为真；甚至还可以再次加工，又说给别人，炮制新的听说。

“听说”为什么会那么多？铺天盖地，暴风骤雨，无处不有，无所不在。这是因为世间有太多的“听说家”在不懈劳作，不辞辛苦。首先这是长舌妇们的生平最爱，无所事事，可以此打发时间；其次这也是消息灵通人士的骄傲本钱，浅薄无聊，可以此满足一点可怜的虚荣心；再就是少数唯恐天下不乱之徒，发泄私愤，一逞口舌之快。又恰恰迎合了一些闲得发慌百无聊赖的市井民众，可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估计科学家钟南山、李兰娟们就不会与“听说”有缘，这固然是因其太忙，夙夜在公，无瑕旁顾，更重要的是长期形成的科学素养，使他们只相信数据和事实。

“听说”，往往有巨大的叠加功能，如果一旦失控或变异，将会产生巨大副作用。“听说”的源头可能是一粒微尘，经过人们传来传去，不断放大、扭曲、变形、膨胀、发酵，最后就可能成为一块巨石，甚至一座小山。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同样，有些荒诞不经的“听说”，也会以假乱真，混淆视听，使人们信以为真，颠倒是非。历史上那些主要以“听说”为内容的不靠谱野史，至今还在流传，甚至比正史影响还大，即是例证。

当然。“听说”并不是洪水猛兽，异端邪说，把它放对地方了，就是生活中的小摆设，小调剂，无伤大雅，无碍宏旨，可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点缀枯燥的人生。而历史记载，法庭判决，科学研究，学术探讨，会议公告，著书立说等，就绝对不能给“听说”留有立足之地。

马克思为写《资本论》，苦心研究了2000多册权威经济学著作，4000多种报刊杂志，还有大量英国官方会议的有关文件和蓝皮书，前后花了四十年时间。他不仅从不采用“听说”的资料，就连非权威出处的资料也都决不引用，因而其研究成果科学严谨，无一字无出处。所以，《资本论》在几百年后还有巨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也多次被评为“千年思想家”之翘楚。

至于日记能不能采用“听说”的内容？那要取决于日记的用途，如只为记录个人心路历程的私密作品，用不用悉听尊便，纯属个人自由；如果是给大众看的，想作为历史来记载，那就要慎之又慎了。毕竟日记属于纪实类文体，不能虚构，如果想让纪实作品成为信史，无懈可击，具有长久的生命力，那就要坚决把“听说”的内容去掉，或努力坐实“听说”的内容，譬如说搞清楚何时何地何人所说，有无旁证，有无水分。不过这样一来，那本著名日记估计也就剩不下多少东西了。

胡适说“大胆假设，小心论证。” 傅斯年说：“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妨看看美国那个蓝蓝的防疫日记，全是一手资料，或褒或贬，都是自己经历，客观描述，包括陈冲的防疫日记，也是写实，没有“听说”的内容。还有著名的拉贝日记，安妮日记，曾国藩日记，蒋介石日记，鲁迅日记，吴宓日记，梁漱溟日记，宋教仁日记， 张謇日记，竺可桢日记等，均与“听说”无缘。

范文澜先生有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可谓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