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曾经的领袖因自白招叛徒罪名，邓小平：他的叛徒罪名必须改正

历史发生的瞬间，也许人们并不知道它的真实面貌。随着时间的积淀，历史的真实面貌才会不断露出头来。

1935年6月，上海著名报纸《申报》报道了一则重要消息：“十七日，奉中央电令，着将瞿（秋白）就地枪决。”

第二天（十八日）早上八点，国民党36师特务连连长廖祥光亲自到狱中请瞿秋白去中山公园照相，瞿秋白欣然随之。

照完相，瞿秋白如释重负般叹道：“死是人生最大的休息。”而后又返回囚室，取笔书下绝命诗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写完，瞿秋白步行至中山公园，在园中的凉亭里举杯畅饮，谈笑自如中唱起了俄文《国际歌》和《红军歌》……

唱完，他手持烟卷，态度镇静地走向了刑场。

“乃至刑场，盘坐草地上，尚点头微笑。俄顷，砰然一声，饮弹而陨矣……”

如此大义凛然的壮举，瞿秋白理应铭刻在历史的英雄碑上。但是，他却很长时间背负着“叛徒”的罪名。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在就义前夕写下的《多余的话》。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就义前在福建汀州狱中花6天的时间写成的，意在自我剖析，“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

他把曾经拥有过的浪漫、热情、执着、苦闷、困惑、坚定等，都以本来的面目留在两万多字的自白中。

这份自白，后人读来感受到的不是作者昂扬向上的斗志，而是内心的痛苦、忧郁、厌倦。

这与刑场上从容不迫的瞿秋白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也正是这篇他面对死亡写下的“多余的话”，招致了身后无穷无尽的是非。

十年期间，《多余的话》被看成是“一个叛徒的自白书”、“自首叛变的铁证”，瞿秋白被视为“叛徒”。

瞿秋白的母金衡玉1916年自杀，葬于常州，1967年1月19日， 她的墓被砸毁。1967年2月8日，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瞿秋白墓上的像被砸毁。1967年5月12日，瞿秋白墓被砸毁。瞿父瞿世玮1932年在济南贫病交加中去世，葬于济南南郊，也被砸墓平坟。

那么，瞿秋白到底写了些什么?

《多余的话》正文共列：“何必说一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告别”等7个标题，作“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瞿秋白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是历史潮流使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陈独秀不再担任党的领导人)，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

他坦言，他在担任领导工作期间，没有当好党的领导人，犯了很多错误。在担负“直接的政治领导”期间，他犯过盲动主义错误，“广 州暴动失败之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 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

“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对于政治，从1927年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中是‘ 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形势实在懒问得”。

他还说，他即将就义，即将成为烈士，但是请你们别“ 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很久了。”

《多余的话》透露出来的个人感受，与时代洪流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冲突。

这就是后来《多余的话》被看成“一个叛徒的自白书”的主要原因。

今天，我们再来读《多余的话》，联系当时的历史环境，以及瞿秋白政治上所遭受的接二连三的排斥和打击(1930年6 月，被撤销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1931 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被开除政治局委员职务，红军长征转移时，他以病弱之躯被“左”倾中央领导安排留下来“坚持斗争”)，也许就能够理解他的这段“自白”。

新中国成立后，“瞿案”复查中，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认真查阅从公安部调来的关于瞿秋白被害案审查卷宗。

卷宗共二十卷，约三尺厚。

1954年初，按照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指示，湖南省公安厅追查瞿秋白被害问题。

同年10月，公安部十三局组织专门力量查办。“经过十年的严密调查侦审，于1964年10月19日完成《瞿秋白烈士被害问题调查报告》。

报告里，证据确凿，事实清楚，完全可以做出瞿秋白在狱中对敌斗争坚决、从容就义的结论。

然而，1964年12月30日，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依据中宣部向陆定一、康生和中央的报告，将陈列中出现瞿秋白、项英、博古、谭政、甘泗淇、袁国平、彭雪枫、陈光等人的名字和形象文物完全除掉。历史事件的真伪，历史人物的沉浮，就这样被某些人为了某种目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颠倒于股掌之中了。

十年结束后，人们没有忘记瞿秋白。

“瞿秋白问题复查组”在1979年底起草了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准备提交给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

1980年1 月7日至25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中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主持会议。会议修改和充实了即将提交中共中央通过的包括《关于刘少奇、瞿秋白同志的复查平反报告》等一系列文件。

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但遗憾的是这次全会只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文件，而对瞿秋白的平反文件未予通过。

虽然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未获通过，但在2月29日的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当有人提到如何评价瞿秋白时，邓小平明确指出：

“历史遗留的问题要继续解决。比如这次会议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

终于，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转发了《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正式为瞿秋白平反昭雪。

《报告》指出：

瞿秋白被捕后“拒绝劝降”，“坚持了党的立场，保持了革命的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多余的话》“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求饶、乞求不死的任何内容”，“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

从而推翻了以往《多余的话》是其“叛徒铁证”的不实之词。

历经近半个世纪，瞿秋白终于摆脱了叛徒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