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红薯的曰子

眨眼又是一年的深秋季节，气温也随着清冷了许多，眼手着远近高低田地里的庄稼树叶变黄变红，恍忽间联想到三十年前的秋季里生产队分红薯的场景。

七十年代后的生产队时期，冀南山区丘岭地带，玉米小麦不像如今高产，社员一年四季辛苦下来分点玉米小麦根夲不够吃的，特别是小麦白面更是少得可怜。在家里，小麦面粉只是逢年过节招待亲戚而用，平日里也就是玉米面配红薯。红薯打几天不吃想得慌，可吃的时间长了又烦得慌。那时，红薯几乎成了全年的主要口粮，每到饭时，人们碗里端的、手里拿的全是红薯。人们嘴里啃着面酥酥的红薯，说看以往的村庄琐事，满街飘着的也是红薯的香气。

那时，队里好点的地种玉米、棉花，赖些的坡沙薄地种上红薯，到秋罢红薯却不大减产，又大又红的红薯堆得满地都是。队长与保管拿了称杆，几个劳力有装有倒的，张家多少，李家几称，在地里一堆一堆的倒开。最叫人发愁的事情是往家担红薯。劳力壮人口少的人家，一会儿便把一堆红薯担回了家，劳力少人口多的则遭了秧，从傍黑一直担到深夜。那时我十三四岁，弟弟十一二岁，母亲被生产队的牲口踩伤了脚，父亲在乡企干活又不能早点回来，每次分得红薯后，我和弟弟都恨不得把那大堆的红薯担回家去。从地里到家坡坡沟沟二三里不等的路程，担完自己的，再替姥爷担，担完姥爷的再替舅姥爷担，再累也不说啥累话。

十三岁那年，生产队评工份，队长提仪给我评了与大人一样的工份，每日出勤十分工。为这事儿母亲找队长评理，说小孩子干大人的活儿怎受得了。那时虽然只是星期天和麦秋假在队里干活，可小孩子在队里干活也是顶大用的。五月拣麦子，秋收拾玉米根，抱玉米杆，脏累的活儿大人都不愿干。但，大人的活儿有些小孩子确实干不了。十二三岁的我便想着与大人为伍，与他们一起干活，背镢头拿锹，他们干啥我就干啥。担水抗旱整上午的上坡下坡，队长都有些顶不住了。我担着水，爬十几道高坡自不觉咋累。

那个时候一到秋末，担挑手推是经常的事儿，下午放学后，一听队长喊分红薯啦，家里有人没人我总要担起箩头到地里往回担红薯，慈祥的姥爷也总是或前或后的伴随我左右，姥爷生怕我压出毛病，总是一再提醒我少担些，别摔了，我也总认为我要担起所有人都担不动的东西。

红薯担回家里，放入红薯窑才算了事。多余的则留在院子里，茶余饭后拿来镲成红薯片，晒在房顶上。晒干的红薯片能磨成红薯面，红薯面的窝头吃得又细又甜。那时每家每户都要在院子里挖一个十来米深的地窑，就是红薯窑。红薯放在底下可长时间不腐烂不变质，天冷了，人们饭时在街上拿个红薯，碗里端个红薯面的窝头或玉米饼子，再拌两个熟透了的红红的柿子，那曰子是甜是苦说不出。

如今人散了，地里很多大柿树却被人砍光了。八十年代中期，村边的小焦厂干得红火冲天，柿树却有些年不开花不结果。这些年环境好啦，柿树又奇怪的开花结果了。可是，地里也没几棵柿树啦。

自由的时光确实不赖，经常听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说心里话:如今的曰子真是好，人自由，有粮食吃，就是不好挣钱。是啊，现今物质生活横流，其实不关什么时候，没钱真不行。年少时能一口气把分得的红薯担回家，年壮时却担不动家庭这副担子，人的一生啊！真是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