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昨 | 在十字街小学念过书的孩子，一辈子怀念这里

十字街历史街区

如今，即使在教育部门的档案中，恐怕也再难找到这所小学了。几十年前，它就已经悄无声息地消逝了。闲暇时，我总愿到它的旧址上徘徊，思绪飘回60年前的校园——烟台市十字街小学。

在分别多年之后，那次，三四年级的班主任王馨芝老师和我们这些老学生聚会了。年近八十的王老师，体形健美，步履轻捷，稍有老年斑的脸上，依稀可见当年的风采，特别是那双大眼睛，还是那么炯炯有神。

当年，我们背后叫她“王大眼”，当然，不敢当面称呼。校园联欢会上，她引吭高歌，一曲《放牛的孩子王二小》，征服全场，从此，我们开始喜欢唱歌；那年，郑凤荣打破世界跳高纪录，她又领着我们练跳高跳远，好静的我，从此也随了大流，热衷体育运动……

王老师以茶代酒，举杯话当年，开口竟然先道歉，说当年自己的教学水平有限，没能尽到老师应尽的责任。

老师，这话过谦了。

当年的十字街小学，被社会普遍认为是教学设施较差的一所初级小学，教师不足10人，学生不足400人，直到初小毕业，整个级部，就我们这么一个班，班里年龄最大的女生有十六七岁，沒读完初小就辍学了。

除课本教学外，其他教学科目都比较随意：上体育课，用几条旧麻袋铺地上，就练起前后滚翻；地上挖个坑，到海滩取沙填上，就可跳高跳远……

然而，正是这种不正规，迫使老师们扬长避短，尽可能地发挥个人才智，老师们也因此而拥有了更多的灵活性。受益最多的，自然是我们这些孩子。我之所以会爱上文学，就在这里播下的种子。

一次语文课，课堂秩序不好，王老师没批评大家，她把课本放在讲台上，说：“同学们如果能认真听讲，往后每堂语文课，我就会留下10分钟，给大家讲《牛虻》的故事。《牛虻》这本书，我是流着眼泪读完的。现在我给你们讲，等你们长大了再自己读好吗？”大家同声说好。

从此，每堂语文课，同学们都洗耳恭听，认真做作业。王老师信守承诺，堂堂留下10分钟，讲《牛虻》。我总嫌45分钟的课时太短，不知不觉下课的铃声就响了。

同学们听不过瘾，主动要求缩短课间时间，只要王老师一点头，立刻一片掌声。放学的铃声响起，离校时总感到很不情愿，早晨背起书包上学时，会扳着指头算一下，今天有几堂语文课？

《牛虻》封面图

讲到《牛虻》结尾时的那堂语文课，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枪口对准了他（牛虻），刽子手惧怕面对面开枪，让他转过脸去，而他坚决不肯。突然，他举起一只手说：我来指挥，你们开枪，死亡不可怕！一、二、三……刽子手们胆怯地闭上眼睛，猛地扣动板机，他倒在血泊中……”

王老师读得泪流满面，几个女同学哭得更伤心，有的还抽泣起来。王老师用一块白手帕捂住脸，擦干眼泪后对同学们说：《牛虻》讲完了，续集更精彩，等大家学好语文，自己读续集吧。今后语文课堂不再讲故事，如果大家有兴趣，课外活动时，我还讲。

后来，每当课外活动，王老师讲故事，我都会从头到尾听完，渐渐的，我对以往厌烦的语文课有了浓厚的兴趣。

有一次课外活动，王老师读巴金的作品，我心想，他为什么要取名“八斤”，九斤不是更重吗？将来我要取名“九斤”。

我的这个想法让同学们知道了，后来又传到老师的耳朵里。班会上，王老师表扬我：我们班有一个同学想当“九斤”，当作家，这很好！

众人的目光一齐投向我，我的脸热辣辣的，心热乎乎的。园丁播下的文学种子，已植入我的心田。王老师是我的文学启蒙恩师。

升入五年级时，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王老师、离开了十字街小学。到了新学校才发现，课程安排十分严格，课程进度都是统一教案，班主任老师无权更改，一切都非常正规。

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时过境迁后，我经常反思这个问题。特别是举国上下对教育改革呼声渐高之时，我想这样说：当年，正是十字街小学的种种“不正规”造就了我，是老师们的灵活教学，给了学生深切的启发和影响。不管怎样，让老师多一点教学的自主权，总是好事。

文 | 哈本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