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勇/一代儒医胡衡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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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城文化丛书》文选三十一：

一代儒医胡衡甫

文/胡勇

祖父胡衡甫，字秉钧，号晴谷；生于1893年3月29日，卒于1968年5月16日；城关镇义井人。他是湖北当代名中医，生前任麻城县人民医院副院长，中医院院长，并先后被选为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副主席、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

执着济世路 拳拳仁术心

祖父幼年丧父，毕业于城南高等小学堂，二十岁时从其舅父熊清溪学习中医。熊乃当时县内名医，祖父从师四年，得其真传。出师后，他即在城关镇义井行医兼营药店，号“胡长春”。祖父勤奋好学，行医之余，一方面刻苦研读中医四大经典，一方面又遥从江苏恽铁樵先生函授学习。他挑灯夜读，从不懈怠，特别是对《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经方研究有素，用之每有药到病除之效，医术被广为传颂。青年时，他曾治疗一病人。那人因在赌场遇警察捉赌，惊恐不已，翻墙而逃，数日后即畏冷发烧，其腹中有一包块气从下腹上冲心后即不识人。其人几番求医治疗无效，自认为是死症，后慕祖父之名前来求治。祖父诊其脉象，详问病情，思之，诊为奔豚病，遂用“金匮奔豚汤”，仅九味中药，三贴后病愈，令当地人惊叹不已。病人六十多岁的老母登门致谢，誉祖父为神医。

祖父勤奋敬业，在浩翰的医学海洋中不断求索进取，不仅与当地名医交往甚密，又与北京名医秦伯未（中医名家、中央卫生部中医顾问）、上海名医余无言、湖北名医曹冰清、蒋玉伯、张梦侬经常函牍往来，切磋医技，上至数千年的中医古籍，下至民间单方均认真探求，用至临床，效验后又复加推广。其时有人治疗瘈狗病（狂犬病）有一验方视为枕中鸿宝，秘不示人。祖父翻阅上至春秋的《左传》，中至唐朝的《千金方》的各种论述，联及当时民间持紫竹以避瘈狗的习俗，反复研思，知其为人参败毒散加地榆、紫竹根。尔后用之有效，复广为宣传。他师古而不泥古，在长期医疗实验中，每有心得之处，均谆谆告诫于后学。他在《论医》中告诫后学：“《金匮要略》中的有些经方在使用中要切切注意。例如乌头与半夏、半夏与甘遂均为反药，经验不丰者不可滥用。再如蜘蛛治疝、乌头治寒痛等剧毒药物的使用，均应审慎。在祖国医学中治蚘虫药物，如使君子、苦楝根皮、雷丸、榧子、槟榔均有效验，且简当稳妥，正宜研究而推广之。若以冷僻之药，矜奇炫异，试之病人，非忠恕之道也。”此段论述不仅是他数十年经验之累积，更是他拳拳仁术之体现。在临诊之中，他常常告诫我们：医者贵乎圆融活泼，不可有偏颇，每见有喜用温药者，有喜用凉药者，有喜用补药者，有喜用攻药者，皆狃于一偏之见也。凡治一病，必有一病之主药，用药当辨证精审，然后用药。无论古方时方，用之不当皆足以误人。

辨证论治是中医的基本原则和灵魂。祖父在几十年临床中，十分注重辨证论治，强调有是症用是药，反对大处方、滥用药。他常说：“医之难，难于辨证，审证既的，用药宜专，若以模棱两可之药治病，以冀幸中，是自欺欺人。”因此，在日常的诊疗中，他总是细心诊察，沉思详问，四诊合参，尔后审症用药。即使是一味药的加减，剂量的轻重，他也不马虎，必用之有据。在他的医疗实践中，善用柴胡，妙用芍药，汗、下、和法之运用得心应手，至今仍为诸多医家所借鉴。

祖父一生治学严谨，博览群书，凡字字句句皆用心推敲，浓圈密点，注按眉批，重要书籍引经据典必追溯渊源，常常为推敲一字一句而废寝忘食。他书桌前必有红、蓝钢笔及小毛笔，读时用红、蓝钢笔圈点，重要之处又用毛笔注入眉批或另加小纸条贴上按语。他淳淳教导我们：凡读书不能先看注解，应将原文反复详味，待有所心得体会再以注脚做参考，才能义理昭然，不为他说所敝，否则不能横断众流，直入歧轩之堂之奥。

祖父一生活人济世，以治病救人为毕生宗旨。特别是五、六十年代，他公务繁忙，社会活动繁多，病人无论贵贱，职位高低，只要求诊，他均一视同仁，悉心诊治，把寝室当诊室，热忱为病人服务。即使是“文革”动乱，厄运当头，他仍躲着为病人看病。当时他曾私下对我说：游街戴高帽我都可以忍受，最不能忍受的是不让我看病，这是我最大的屈辱。这体现了老人对事业的赤诚和忠心。老人一生廉洁简朴，唯对病人热忱悉心。他常常讲：医者当保持愉悦之精神，对职业当感兴趣，勿有营业得失之心，勿动钓名沽誉之想。对病家当本之胞与之怀，凝神定气，唯心小胆大者能之，忍气负责，唯智圆在方者能之，不如是不足以为医。这些教导至今仍是我医疗行业的医德操守。他不仅以此律己，而且以此教育后学。六十年代，他在给中医学员班讲课时先讲医德，他说：“夫医者必三不可，即一不可不明理，二不可自持妄为，三不可视人。所谓明理者，必须多读善思，弄懂医理、病理、药理，这样临床不致茫然也；所谓不可自持妄为者，切不可以为读了一、两句书，似懂非懂，一知半解，就昏昏然，粗心大意，盲目断病处方，这样小则贻误病情，大则害人性命，前人谓‘医生持生杀之权’，确也，实不可儿戏。所谓不可视人，则医者不可趋炎附势，不能嫌贫趋富，应一视同仁，是时是病是药。须知业医是救死扶伤，解人之危也，医德不能忘。”他认为只有良好的医德，才能有好的疗效。一次，他带学生看病，诊完后在学生的笔录上写了一条幅告诫学生：“肯与病家共休戚，便从绝旨到歧轩。”

治学严谨 辛勤耕耘

祖父一生嗜书如命。他一生所藏中医书籍上至几千年的《内经》《难经》，下至历代名笈，有古本线装，亦有十分珍贵的孤本，他均视为“枕中鸿秘的宝物，骄傲富足的本钱。”数次躲避战难，他将很多书籍背到龟山、阎河，宁可失衣物，不可失书籍。解放后，他所购之书，特别是重要和喜爱之书，他均用厚纸自己制作封皮，并用清漆涂边口，以防折破，尔后盖上“长青馆藏书”之印章。他一生不抽烟饮酒，但以每日饮茶、伏案看书为享乐，遇有动情之时还大声诵读，和诗吟咏，直至古稀之年仍手不释卷。六十年代，国画大师齐白石之子镌刻一印章“一息尚存书要读”赠给他，他喜欢至极。他正是以这种精神在浩瀚的书海中精思熟读，汲取着营养和精华，又反哺给社会。

祖父读书从不囫囵吞枣，一字一句必追根溯源，对疑惑难解之处反复研讨。如《金匮要略》“肺痈篇”中有：“始萌可救，脓成则死”。几千年医者均认其为训律。他根据自己的临床研究，对“脓成”二字作了特别的诠释，认为一般肺痈患者所唾出者为腥臭之浊痰，并非真脓。他还专函给秦伯未先生以示探讨。秦老对他这种读书与实践结合的精神甚为称赞。上世纪六十年代起，我跟随祖父读书学医。他首先要我熟读经书，尔后认真理解，一字一句也不能马虎。为了学习，他亲手给我制作了质疑本，并用正楷隶书在扉页上写下“业精于勤而荒于嬉。”每有疑问，哪怕是一字的诠义，他都追本探源，给我记述得清清楚楚，过后又再三查考，看我是否弄懂。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他伏案修文，把自己数十年的读书心得和临床经验逐步加以整理，命名为《柏举下工论医杂著》《诊余随笔》《医案存菁》三个篇章。他在《自序》中写道：“下工为人诊病，向不留方案底稿。猥以诊务栗六（原文如此），赋性疏慵，故存稿绝少。……窃愚以为以事医学，不仅为总结成绩，对于失败之病，尤有研究之价值。当集思广益，探索失效之原因，结合中西医之治疗，互相参究，期于病之必愈而后已。如此，在中医之成果发展改进上，方有裨益。”1964年后，他将三个篇章合为一书，名为《衡庐医话》，共四万余字，引证参阅古今医籍达129家，评书医籍81种，精辟地阐述了医工、医德和个人临床经验体会及典型医案，既把中医的理法方药融为一体，又把文言文和白话文相互贯通，深入浅出，义理环周。他三易其稿。初稿成功后，他遍送省内著名中、西医专家评阅。中央卫生部顾问秦伯未先生阅后为他题写了书名，上海著名中医余无言先生为书作序，并赋诗曰：“肱经三折是良医，济世婆心老不疲，惜得寸阴勤著述，十年不负党栽培。仁术须将皓首传，一珠一字费钻研，搜罗灵素长沙秘，写入青囊寿世篇。”1964年，湖北省卫生厅编写的《湖北中医医案选集》中选录了全省29位名医的131篇医话，其中唯他一人共选录了28则，为最多。1981年，麻城县卫生局组织专班将《衡庐医话》整理出版，内部发行数千册，不久即传至全国各地，至今仍广为流传，或在网上传购。其部分内容分别被《湖北中医杂志》《新中医》及国内外医学杂志刊录及引用，至今仍为各地研究和推荐的重要著述。1988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湖北当代名中医传》为他立传并刊用了部分医案。祖父的传记也分别被编入《麻城县志》《鄂东人物志》等史志中。

精书法 攻诗文

祖父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凡经史子集、诗词歌赋、金石书画，无不涉猎。他不仅与麻城当地文化名人交友甚笃，经常赋诗论文，而且在省内外均有诗友。1963年5月，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来麻城视察，亲切接见了他。在随董老视察浮桥河水库时，他即兴赋诗：

赠董老

庞眉皓首精神健，忧乐常从万众心。

水库丰碑挥妙笔，人间到处有甘霖。

董老离别时专门赠诗：

别麻城兼谢吴副县长伯厚胡副主席秉钧

多年未入麻城境，一望龟峰气已雄，

人民衣食初能给，不久终将庆永丰。

辱承明教幸为多，况复情深作颂歌，

我愧未能当万一，薰香盥沐诵无讹。

小住馋经五日期，采风已获数篇诗，

十年改革新兴象，人物衣冠异昔时。

董老还在赠诗后题道：“敬请胡副主席秉钧指正”。祖父收到诗稿后高兴不已，第二天还带上我一起去欢送董副主席。1954年他为上海名医余无言先生著作《金匮要略新义》再版题跋。1955年又应邀为余先生《翼经经验录》一书作序。1958年当代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逝世，祖父亲送挽诗；白石先生四子齐良迟随即刻了一对印章还赠给我祖父。至此，他们经常赋诗论道，齐先生还镌刻了不少印章和书画赠送给祖父。可惜这些珍贵的作品大多在“文化大革命”中流失。祖父很多诗词在民间收藏，五十年代就有律诗发表于《长江文艺》，现《麻城县志》之内也载有他的律诗。

祖父精书法，尤以汉体小草及竹根体、魏碑见著。“文化大革命”前麻城的许多建筑物上有他的墨迹，如麻城工人俱乐部、麻城县人民医院等。这也正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批斗的原因。1948年3月至9月，国民党第三兵团司令张淦驻扎宋埠，因赏识祖父的学识及书法，即令他作私人秘书，专教张淦的儿子读书写字。在龟峰的石壁上，有他代张淦所写“抗战胜利”四字，现在成了游人喜欢的景点。1962年，祖父为自己看重的青年学子金仕善书写条幅“闲窗听雨摊书卷，独树看云上啸台”，并将齐良迟的一幅《墨虾图》转赠给他。金仕善不负我祖父的期望，后来成了知名作家。他收藏的很多名家石刻，如唐醉石、齐良迟等的作品大多在“文革”中遭劫掠，所剩无几。

培植后学 呕心沥血

祖父一生十分热爱家乡，无论是在战乱的旧中国，还是建国以后，他一直对这块故土不离不弃。解放前夕，国民党兵团司令张淦撤离时要他同行，他拒绝离家。解放后的五六十年代，上级多次调他到湖北中医学院及黄冈大学任教，他均再三恳辞。

他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医学事业，特别是为麻城的中医药事业呕心沥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58年他主持麻城卫生工作者协会工作时，将自己珍藏多年的罗田万密斋的名著《片玉心书》手抄本献出，一字一句进行校勘，亲自组织编印出版，并请卫生部中医顾问秦伯未先生题写书名，为挖掘祖国医学遗产做出了贡献。

在繁忙的诊务活动中，他十分注重培养后学，言传身教，培养了一批得意门生。每次临诊，他都让学员一起望闻问切，自己先诊脉，再让学员体会，注重考察他们的辩证思维。处方遣药时，他总是认真讲解，引经据典，尔后又让学生抄录备存，复诊时加以验证，从不苟且。为了培养学生的理论底蕴，提高全县中医药人员的整体素质，1958年他亲自领导和主持了湖北中医学院在我县的第一届中医函授班，并兼任教师。特别是在六十年代初，他身为麻城县医院副院长，兼任多种社会职务，利用各种渠道力争县委、县政府支持，首先在县医院开办了中医学徒班，招收了十余名不到20岁的青少年男女学徒。他让这些年轻人从基础理论学起，培养了一批麻城中医事业的精英。尔后，他又专门在全县开办了三届中医药学员训练班，选调麻城市德高望重的名师及具有真才实学的中年优秀医师担任教师和辅导员，进行三年的系统学习。他还亲自担任《内经》《温病》《内科》等课程的面授教学，每次他均认真备课，写好教案，亲自批阅作业。在培训中他严格要求，不仅要他们学好医，更要他们做好人。每天晨起，他亲自督促学员读经典、背原文，还利用工作之余到学员中答疑解惑。他要求学生认真读书。他常说，自己一生读书、爱书，有三句秘诀：泛览成器，熟读成诵，精思有得。通过三年的扎实理论功底学习和基本功训练，从1961年至1966年，全县三批中医药学员训练班培养了150余名麻城中医药事业的后起之秀和业务骨干。同时，名师们的教案也形成了《夏注金匮要略》《赵氏针炙讲义》等一些具有较高学术成就的著作。县医院中医班的学员毕业出师后，他又把这些青年全部下派到乡镇基层乡镇和山区农村，让他们在实践中经受锻炼，从而为麻城的中医药事业培养了一批优秀后辈人才。当时，我也是这批下派青年医生中的一员。为此，他甚为高兴，即兴赋诗曰：“研讨经方传后学，发扬仁术寿斯民，衰年有幸逢盛世，刮目相看畏后生，更喜东风陶万物，新栽桃李满山城……”

他十分赞赏和支持中西医结合，亲自参加各科临床的疑难病症会诊，热忱同西医界的同道学习探讨，并不断从实践和理论层面认真总结。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先后总结了中西医结合对肝炎、糖尿病、肺结核、肠梗阻等的认识和体会，至今仍成为中西医结合临床的指导性意见。五十年代末他亲自选调了数名大学生和西医骨干作为首批“西学中”学员，让他们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并亲自在临床中带教，开创了麻城中西医结合的先河。

正当祖父以古稀之年，精神焕发努力工作之时，“文化大革命”灾难降临。他虽身处厄境，但仍躲着为病人看病，看书撰写医案。他珍藏的古籍、书画、金石被洗劫一空。他也被冠以“历史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遭游街批斗。1968年5月16日，他含冤自杀，终年七十四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为他平反昭雪。1978年县委、县政府隆重召开了“悼念胡衡甫先生大会”，称赞他为人民的好代表、好医生。1988年，麻城中医学会还专门召开“胡衡甫学术思想讨论会”。

斯人已逝，英容永驻。一代儒医胡衡甫先生对祖国、对家乡、对人民的赤诚将永远铭刻在后人心中，他的教诲将激励我们永远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