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恩义/两弹一星功臣彭桓武

《麻城文化丛书》文选48

两弹一星功臣彭桓武

文/杨恩义

在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名单中，彭桓武的名字赫然在列。这位长期以来不为人知的著名科学家原来是我国原子弹、氢弹理论设计的主要学术领导人。他与王淦昌、郭永怀组成我国核武器设计制造的最初的三大支柱，为我国国防建设和科技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彭桓武住所的墙壁上有他16年前写的七律《七十自况》：

少小离巢自学飞，省垣故国识芳薇。

华园六载登堂座，云海多年入室帏。

众木喜看撑大厦，群禽协舞映朝晖。

一场霪雨风平后，韧翼总凭余热挥。

这首诗如一部高度浓缩的人生传记，记载着他求学、创业、矢志报国的精彩历程。

海外求学

彭桓武，1915年l0月出生，湖北麻城人。其父彭华清曾任长春县知事，因不满当局，辞去官职，致力于教育和慈善事业。

彭桓武4岁入学，成绩优秀。在上初中之前，自学了《史记》和《汉书》部分章节，父亲彭华清在诗词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对他的影响很大。

1929年6月，彭桓武入自强学校。

这所学校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很多，党员也很多，爱国思潮非常高涨。后来任民盟第三、四、五届中央副主席的楚图南当时在该校当老师。

1930年夏，彭桓武考上了北平汇文中学。1931年9月，彭桓武以总分第7名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奋发学习，练就过硬本领。彭桓武的毕业论文是在导师周培源先生指导下完成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地球上单摆的摆动周期是多少？》，漂亮的论文答辩使彭桓武顺利地进入了周培源先生的研究生行列。

“七·七”事变后，彭桓武到昆明大学理化系任教员，边教书边等待深造机会。1938年3月，在周培源先生的指导下，彭桓武报考用“庚子赔款（英国）”设置的理论物理名额研究生。彭桓武不愧为清华大学四杰（另三杰是杨振宁、王竹溪、林家翘）之一，不愧为物理系骄子：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剑桥大学物理系。周培源教授对彭桓武说：“你上爱丁堡大学吧，那里有马克思·波恩。”

波恩是量子力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彭桓武是马克思·波恩的第一位中国弟子。彭桓武的同学中，除了英国人，还有德、法、印度、爱尔兰等国家的人。后来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大名鼎鼎的福克斯这时也在波恩门下与彭桓武同窗。

1939年8月初，彭桓武与留学伦敦帝国学院的王大珩等人相约一起跨越海峡，找到巴黎大学镭研究所的钱三强。钱三强的导师是科学家玛丽·居里的长女伊莱娜·居里。

小憩之后，彭桓武等人决定再去德国首都柏林，透过德国和苏联时近时远的会谈，他们当时已经感觉到世界不太平。将分手时，钱三强对彭桓武说：“到了柏林看到我的电报就马上返回——不论我电报写什么。”

彭桓武等人到柏林，受到在那里留学的何泽慧的热情接待。8月23日，苏、德在莫斯科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次日一大早，他们接到钱三强发自巴黎的加急电报：“见电速回。”彭桓武、王大珩等人买了当日的火车票，迅速离开了柏林，直奔巴黎，旋即转车到英国。次日得知，他们乘坐从巴黎出发的火车正是大战前最后一趟直达伦敦的车。彭桓武从伦敦返回爱丁堡的第二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40年春，彭桓武圆满完成了毕业论文，得到导师波恩的高度评价，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但是，彭桓武对自己的论文不满意。他对波恩说：“我只做了一半。”波恩说：“如果你都做了，就不能给你哲学博士，而是给你科学博士了！”

1941年8月，经马克思·波恩推荐，彭桓武到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所做博士后的研究学者，在著名科学家埃尔温·薛定谔领导下的理论物理所工作。薛定谔也是20世纪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是波动力学的创始人。

1941年8月到1943年7月，彭桓武和海特勒、哈密顿合作，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宇宙线现象进行了较系统的解释。这些成果中最著名的是HHP理论：HHP理论以三位作者姓名的头一个字母命名，其主要工作出自彭桓武之手。它发展了量子跃迁几率的理论，用能谱强度首次解释了宇宙线的能量分布和空间分布。在这个理论中已经出现了后来被称为“戴森(DYSON)方程”的方程。

1945年夏，彭桓武以论文《量子场论的发散困难及辐射反作用的严格论述》顺利获得了爱丁堡大学科学博士学位，他所论述的问题是当时物理界认为最大的问题。同年，彭桓武与波恩合作以关于场的量子力学与统计力学的一系列探索性工作，获得爱丁堡皇家学会的麦克杜格尔——布里斯班奖。

1946年夏，战后的第一次基本粒子会议在剑桥大学举行，彭桓武应邀出席了会议。在会上，他与来自法国的钱三强和何泽慧相遇，并在会上聆听了由钱三强宣读的何泽慧撰写的正负电子弹性碰撞现象的论文。更让彭桓武高兴的是，在这次会议上，他除了遇到胡济民、梅镇岳、胡宁、吴大猷等我国许多著名物理工作者，还有幸与周培源导师相会。

毅然回国

1947年秋冬时节，彭桓武冲破一切阻挠，踏上了东归的海轮。船到香港，中共地下党员周绮霖在码头上迎接。彭桓武到上海二姐彭楚秀家作短暂停留之后，便到上海数学研究所与时任所长的陈省身深谈，表示自己归国后教书育人、为祖国效力的决心。

紧接着，他分别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北京的清华大学作了学术报告。然后就匆匆踏上了去云南大学的旅程。

1949年5月初，他得到严济慈的帮助，到达北平。第二天，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同志便来到清华大学看望他，并问他生活有没有困难。

1950年5月19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彭桓武、钱三强、吴有训、何泽慧等人成为我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拓荒者。彭桓武一边从事物理所的组建和课题研究工作，一边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研究生导师。彭桓武门下不乏高才生，如：黄祖洽成为我国第一座原子反应堆的主要设计者，周光召在两弹理论设计中功勋卓著，金南星、唐懋荧、张继恒、严肃等人在发展我国核事业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彭桓武运用他精湛的理论物理知识，丰富的研究工作经验，应用热传导、弹性力学的知识从理论上计算，建立物理模型，简化了数学计算，举重若轻地求出了高温加热中钢锭的安全直径。他同时还证实这个理论适用于炭钢，而特殊合金不能采用。彭桓武参与了我国钢锭高温热处理第一个规程的制订，完成了论文《高温加热中钢锭的安全直径》。由于这些突出贡献，彭桓武被誉为新中国理论物理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第一人”。

为了加快我国原子能和核物理项目建设的步伐，1955年10月，彭桓武以中国特派实习生的身份前往莫斯科；一同前往的还有他的学生黄祖洽，他们的任务是向“老大哥”学习核反应堆理论。在异域学习，彭桓武的时间抓得非常紧，看资料，参加学习报告会，还要代表中国前往设在杜布纳的联合原子核所开会，与各国的科学家交流学习。

半年的时间里，彭桓武他们掌握了核反应堆理论。在对苏联援建我国那座核算反应堆进行独立的物理计算时，在国内已钻研了一年中子运输理论——反应堆的理论基础的黄祖洽还纠正了设计书中的一个错误。后来移交时，苏方认为反正中方已经可以设计了，就不把设计书给予中国。

从苏联回国后，彭桓武全面负责原子能、核物理研究的学术理论工作，同时协助钱三强搞好组织指挥。1956年10月，中央批准选址北京西南远郊坨里地区，兴建一座原子能科学研究新基地。1957年6月后，彭桓武受命搬进坨里全面主持原子能反应堆工程。

1957年冬天、彭桓武领队代表中国前往印度参加亚洲第一座核反应堆开堆典礼。1958年6月13日，我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达到临界开始运转，彭桓武、黄祖洽作为理论物理师开堆值班。

原子能反应堆工程，给我国原子能研究事业带来了辉煌，一时间，周恩来、朱德、董必武、贺龙、陈毅等中央和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都前来视察参观，表现了极大的关怀和殷切的期望。

随着核反应堆开堆正常运转，研究制造核潜艇，增强我国海防实力的计划又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共中央决定，由二机部下达研制核潜艇动力堆的任务，彭桓武欣然受命，负责核潜艇动力堆工程的组织领导和堆工程技术方面的工作，任科技领导小组组长。不久，一支由200多名科研工作者组成的科研队伍陆续开展了堆设计、堆物理、堆材料、材料防腐、元件工艺、热工水力、自动控制等一整套有关堆工程的科技研究工作。

这时，世界上只有美国和苏联的核潜艇建成下水，他们对研究技术严格保密，彭桓武带领的科技人员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但他们不畏艰难，刻苦攻关，通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于1960年6月提出了《核潜艇核动力方案设计(草案)》。虽然国家计划调整放缓了“核潜艇动力堆”工程，但这一草案为1965年工程重新上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两弹巨擘

1961年初春的一天，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派专车接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怀三位科学家进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说：“我们刚刚起步的国防尖端事业，需要尖端人才，需要第一流的科学家，你们当之无愧，党和人民寄希望于你们啊！”周总理对科学家们服从祖国需要，加入到核武器研究行列中来非常赞许。

周总理亲切地询问彭桓武老家何处。彭桓武回答：“父母亲是湖北麻城人，我出生于长春。”

周总理继续对彭桓武说：“这一次，调你去研制原子弹，可是一项政治任务啊！”彭桓武握着周总理的手连连点头，无言的回答，显示无限的坚毅和极大的信心。

周总理一席话，让彭桓武记住一辈子。从此，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怀成为我国核武器原子弹研制的最初的三大支柱。

很快，他们就组织展开了紧张的研制工作。他们手下的骨干力量还有程开甲、邓稼先、陈能宽、周光召、黄祖洽、于敏、龙文光、杨承宗、王承书、周毓麟等。

不久，彭德怀、陈毅等老帅们都到核物理研究基地来看望科学家们，陈毅元帅握着彭桓武的手高兴地说：“有你们科学家撑腰，把原子弹造出来，我这个外交部部长也好当了！”

为了尽快完成这伟大的历史使命，为了使国家尽快强大起来，彭桓武、郭永怀忘我工作，斗志昂扬，他们带头在讲座会上各抒己见，在黑板上写着一个又一个的计算公式，以他们深厚的理论基础启迪着年轻人的思路……

大量的分析和计算之后，从纷纭的数据之中，一个个在当时文献和资料上找不到的公式终于被列出来了，一个繁复的联立非线性偏方程组由这些天才而勤奋的探索者创造出来！

可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方程组几乎不可解！大量的计算工作只靠法国的手摇计算机，每秒10次。苏联的乌拉尔先进一些，叫电动计算器，不过每秒100次，算一个除法要分好几步走，若要开方，还要查巴罗表。

彭桓武运用他强有力的理论手段，把复杂的方程组予以简化，完成了原子弹反应过程的粗估计算，科学地划分了反应堆反应过程的各个阶段，提出了决定各反应过程特性的主要物理量，为掌握原子弹反应的基本规律和物理图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彭桓武除了领导理论方面的攻关外，还在科技大学担任着两门课，另外，还带着六个毕业生。教育部规定一个教授的工作量是两门课或六个毕业生。彭桓武干的是两个教授的工作，且都是在业余时间里完成的。

攻关在继续。中央领导深知科学家的辛苦、疲劳和营养不足。一天，彭桓武、钱三强、王淦昌、郭永怀、邓稼先等走进人民大会堂宴会厅。

突然，掌声响起来，周恩来、陈毅、聂荣臻走进宴会厅。聂荣臻举杯宣布：“会议开始！各位辛苦了，为感谢大家，总理要我和陈老总请大家来开会，会议主题只有一个，吃肉！”乌兰夫敦促身边的彭桓武多吃肉。

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全国人民不会忘记彭桓武等科学家对国家的一片忠诚。

当原子弹理论方案陷没在迷雾之中，科学家们在A方案和B方案之间举棋不定时，彭桓武请周光召复查邓稼先小组B方案的计算数据。周光召在复查时发现年轻人的计算是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问题出在表达方式上，而不是结果有错误。周光召向彭桓武一一说明了检查结果，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终于从迷雾中走出来。

点火装置，在原子弹的设计中占有重要位置。彭桓武作为第四委员会主任，亲自领导并参加了中子点火装置的研究设计工作。他和钱三强、何泽慧、王方定及原子能研究所的科研工作者把生死置之度外，亲监现场做一比二核装置集合爆炸试验工作，直至成功。

1963年3月，第一枚原子弹理论方案正式出台。理论方案出台后，便是按图纸生产了。原子弹的主要部件是铀芯、浓缩铀球。世界上被科学家称为难以捕捉的铀-235的生产面临安全和是否成功的问题。为了使浓缩铀厂尽快投人生产，作为核工业部临界安全小组第一任组长，彭桓武奉命去甘肃某地解决临界安全的问题。他赶到生产现场，加班加点，直至通宵达旦，拿出了安全生产具体方案。1964年1月14日，成功生产出铀-235，我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之后，第四个生产出这种产品的国家。

整装待发，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指日可侍。最后时刻到来之际，为了缓解科学家们的紧张情绪，周总理指示身边工作人员刘柏罗和总指挥张爱萍派专机接送彭桓武、邓稼先、郭永怀等科学家，邀清他们进行一次短暂的旅游——去古楼兰国观光，同时观看原子弹爆炸实况。

面临我国进行的一次破天荒的大试验，研究中科学家们争论方案，一次次碰撞争论得面红耳赤的场景，一幕幕地展现在王淦昌面前，他紧张凝重，放心不下。彭桓武却高兴得拍手称好。他是自然之子，要融入大自然；他是浪漫诗人，要走进构思的天国……

在彭桓武的意识里，这次原子弹爆炸没有不成功的。这之前，理论方案已经过无数次的理论验证，均无丝毫差错，9个月前的缩小尺寸的整体模型爆炸试验，在实践上对理论方案进行了最重要的检验。

终于，广播里传来倒计时的报读声“10、9、8、7、6、5、4、3、2、1，起爆！”

闪光，强烈的闪光！

比太阳更大更亮的火球欢腾着向上，向上！

一个巨大的蘑菇状烟云柱矗立在试验场中心。

原子弹试验成功啦！

观察区一片欢腾！

彭桓武和陆祖荫站在一起。彭桓武没有叫，也没有跳，更没有与人拥抱……

当蘑菇烟云消退，沸腾的场面平静下来之后，彭桓武才感到一阵酸楚，突然想哭……他想起了周总理和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的话，原子弹爆炸成功，祖国的强大感随之上升，他激动了！

当晚的祝捷酒宴上，在张爱萍举酒与之碰杯时，彭桓武赋诗一首，以抒发他对祖国国防事业的热爱和这一次原子弹爆炸成功的万端感慨：

亭亭铁塔矗秋空，六亿人民愿望同。

不是工农兵努力，焉能数理化成功。

事实上，在原子弹方案诞生之后不久，彭桓武就受命带领着他的队伍悄悄地向新的课题氢弹项目进发了。

为落实毛泽东主席“氢弹要快”的指示，彭桓武在心中立下氢弹爆炸赶在法国人前面的雄图壮志。要完成这一庄严的政治任务，就依赖于氢弹设计方案。设计方案是龙头，设计方案好坏决定事业的成败。

在彭桓武、朱光亚的主持下，邓稼先、周光召组织科技人员，制定了关于突破氢弹原理工作大纲，最终形成三个方案。彭桓武以学术领导人的魄力和智慧，艺术地指导讨论，肯定了亮点，破解了疑点，推出了新的思路，进行了综合升华，形成了新的方案。彭桓武对新的方案有十足的信心。他这个学术权威领导人的气魄，为国家领导人下最后决心，加了一个重要砝码。

聂荣臻元帅又一次来到罗布泊，坐镇指挥。1966年12月28日12时，在一片蓝天下氢弹装置按时起爆……

大量的测量数据表明，氢弹原理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12月30日、31日在马兰招待所，聂荣臻元帅连续两天主持座谈会讨论氢弹试验问题。张震寰、李觉、张蕴钰、钱学森、胡若瑕、彭桓武、王淦昌、朱光亚、程开甲、郭英会、陈能宽、方正知、于敏、周光召等科学家先后发了言。

高尚情操

心中只有共产党，只有祖国和人民，这就是彭桓武。一头钻进祖国科学事业的彭桓武已至中年，建立家庭的事却高高挂起，直到1958年夏秋之交，43岁的彭桓武才认识了在国务院幼儿园工作的刘秉娴大夫。

刘秉娴，幼年丧父母，与两个姐姐相依为命，学当护士自食其力。几年后，大嫂病故，大哥抛弃三个儿女娶妻成家，她和大姐承担父亲和母亲的职责抚养三个侄子。为了这三个孩子，她到三十六岁还未婚嫁。

彭桓武了解这位文静、漂亮的姑娘的身世经历后，不禁产生敬意和爱慕。但他给刘秉娴去信，不加掩饰地把自己的缺点列举出来，如不会洗衣服、不会做饭，对当官不感兴趣等等二十几条。刘秉娴立即回信：你不会……，我会……。

为了不影响工作，彭桓武、刘秉娴把结婚的日子定在1958年最后的一个星期天。这天晚上，国务院幼儿园以娘家的身份主办了舞会。没有婚礼，没有宴会，一对新人就这样正式成了夫妻。婚后，彭桓武生活规律多了，饱一餐饿一顿的日子少了，着装整齐了，这是妻子刘秉娴的得意之作。刘秉娴只知道自己丈夫是一心为国的高科技文化型的干部，自己的责任是：安排好他的生活，使他的身体更好些，好为国家多作贡献。

1959年年底，彭桓武的儿子彭征宇降生了。这时我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做母亲的刘秉娴没有奶水喂儿子，商店买不到奶粉，新鲜牛奶更订不到。老科学家赵九章、傅承义知道了此事，找到彭桓武，执意把他们自己的一份牛奶让给孩子。

小征宇满月后不久，彭桓武再也不忍心接受老科学家们让出的牛奶，便动员妻子刘秉娴调出国务院幼儿园，把家搬到坨里卫生室，那里有科学院的奶牛基地，用这种办法解决了供应小孩征宇的奶水问题。

“文化大革命”期间，应对一些特殊场面，更表现出彭桓武的耿直和正义感，他的举止言行又往往令人忍俊不禁。一位领导对彭桓武说：“大家都在批钱三强，你是钱三强的朋友，对他更了解，应该带头批，你为什么不批？”

彭桓武说：“钱三强是党员，对我的生活关心，对我工作帮助很大，我找不出他有什么毛病。”

“别人怎么批，你也怎么批，这总该行了吧！”

彭桓武说：“我不会写。”

有造反派质问彭桓武：“支持革命的夺权运动的大字报总该会写吧？”

彭桓武仍然说：“不会写。”

有些人不信：“堂堂一个大物理学家，难道连篇文章也不会写？”

彭桓武说：“不错，搞物理，我能行，离开物理就无理了。你们如果不信，就去我家调查，我在家里听夫人的，去公园听孩子的，到单位来，我听大家的。”

众人被他的话逗得哈哈大笑。

彭桓武以为一笑就没事了，谁知道他们搬出“大棒”高高举在这位“不谙世事”科学家的头上：“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

彭桓武无奈，声情并茂地大声朗读毛泽东的诗词：“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怅廖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造反派们也无奈……

刘秉娴虽然不知道丈夫领导和参加了原子弹、氢弹的研究、制造工程，但丈夫是科学院的科学家，是比“黄豆干部”还要大的“罐头干部”，是受国家特殊照顾的，这一点，她心里清楚明白。所谓“黄豆干部”、“罐头干部”是指在困难时期享受一点黄豆、罐头补助的国家干部。

她预感丈夫将是受批判、被抄家的反动学术权威。

彭桓武同样有预感，他把家里的沙发扣起来不用，表示向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决裂，迎接造反派的检查……

1976年十年动乱宣告结束，国家对外学术交流渐渐活跃起来。一天，彭桓武以中国科学院主人的身份接待日本高能物理学会的客人登长城八达岭。饭后，彭桓武陪客人走出饭馆。饭馆建在山腰处，就在下台阶时，彭桓武觉得头昏眼花，突然眼睛一黑摔下山去。人们小心翼翼地把他抬上汽车，送到积水潭医院。经检查，彭桓武被确诊为左脚跗骨粉碎性骨折。手术后，一根钢筋永远钉在彭桓武的左脚骨中。

然而，祸不单行，也就在这时刘秉娴被确诊为肺癌晚期。

在彭桓武没有告诉妻子检查结果之前，刘秉娴已经猜准了病根。彭桓武紧紧握住妻子的手说：“我们一起和它斗争，我们努力奋斗，一定能战胜它！”

在刘秉娴病重期间，“文革”中被逼离开彭家的保姆李大姐又回到了刘秉娴身边照顾她的生活。

刘秉娴意识到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她把李大姐叫到跟前说：“我唯一的牵挂是他的生活。我担心我死后，他会连饭也吃不上的。”

李大姐说：“你别担心，我给他做饭，不会让彭先生挨饿的。”

“他最喜欢吃牛肉炖红萝卜，这道菜也最有营养。”

“我记住了。”

“还有，你要尽量照顾他，让他多活几年，他活着对国家有用……”

李大姐泣不成声，连连点头。

给刘秉娴开完追悼会的那天晚上，彭桓武被外甥朱德熊接回家。半夜，他要水喝，等朱德熊把水送来，却发现他已经昏死过去。

彭桓武高烧不退，脉搏微弱，昏迷不醒。

已经七天过去了，病房外站满了前来看望他的领导、朋友、老师、学生……人们呼唤着彭公、彭先生、彭教授、彭爷爷……

北京三医院全力抢救。七天后，彭桓武终于听到儿子彭征宇的声音：“爸爸，您总算醒了。”醒来后，彭桓武最担心的是自己的智力退化，不能钻研科学了。他连忙用英语背诵31年前看过的哈密顿写的一首诗予以验证，结果一字不漏。彭桓武喜形于色。

1978年，我国科技界最高层决定：彭桓武任首任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即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彭桓武乐意接受这副高科学技术的重担，但他明确表示不开会、不出国。他不愿意出头露面，不愿意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应酬上。

上任初期，彭桓武就向上级备案并和同志们约定：所长“轮流坐庄”，废除终身制，每届任期两年。1980年，在理论物理研究所已初具实力时，彭桓武递上了一份辞呈：他要把机会交给更年轻的同志。在大家希望他连任时，他又递上第二份辞呈，提出不但不连任，而且“从我开始，不设名誉所长”。

卸任后，彭桓武把精力放在凝聚态物理上。根据彭桓武的建议，科学院数理学部成立了统计物理与凝聚态物理学术小组，彭桓武出任第一任组长。他亲手创建起一个形散神不散的统计物理和凝聚态理论研究小组，在国内尚属薄弱的理论研究领域里拓荒。1981年，在一次会议上，彭桓武从凝聚态物理发展的战略目标出发，邀请交叉学科——化学和生物方面的专家做报告。这个小组的成员虽然分散在全国各地，但他们协调作战，使整个学科各方面均衡发展。他们的工作，为迎接新技术的挑战，作了基础理论研究的储备。

两年后，彭桓武又把组长的位子让给了别人。

1982年，我国首次试行科学基金制，彭桓武被推举为科学院数理学部基金组组长。

1983年，彭桓武又担任了科学院数理学部的规划组组长，为2000年以前中国数理科学的发展勾画蓝图。

彭桓武曾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换届之前，他上书谢绝了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职务提名。

1984年，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前夕，国家颁发国家自然科学奖，彭桓武领导和研究的核武器理论设计荣登榜首——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按国家规定，这个奖项的唯一一枚金质奖章应授予名单中的第一位获奖者。当有关方面负责人代表组织给彭桓武送奖章时，他坚持不受。彭桓武说：“这是集体的功勋，不应由我一个人独享。”

在颁奖和受奖形成矛盾、相持不下时，彭桓武略一思索，接过奖章说：“好，既然这么说，我就先收下。”然而，话峰一转：“现在这枚奖章已经归我所有，我就有权处理它，请你带回去，就将它放在研究所，送给所有为这项事业贡献过力量的人们吧。”

随即，彭桓武扯下一张日历，提笔在上面写下：“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

在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的展览上，国家颁发给“两弹”理论设计功臣们的奖章和奖状旁也摆放着彭桓武的这两句题词。

1995年10月15日，81岁的彭桓武在钓鱼台国宾馆骤雨般的掌声中，接过第二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的证书和一百万港元的存单。面对台下的观众，彭桓武面对话筒感慨万千，千言万语凝成一句话：“我非常感激能得到这个奖，但回想起来，我思想不艰苦，没有周培源先生勤能补拙的精神。我锲而不舍不够，对科学研究缺乏磨砻砥砺的精神。”

会上，包括第一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得主王淦昌在内的许多新老科学家向彭桓武表示祝贺。热烈的场面、滚烫的语言和一百万港元的奖金，使得彭桓武更加冷静和沉着。

一日成百万富翁，不少好心人劝彭桓武出国治疗糖尿病、脉管炎、肾衰等病痛。彭桓武说：“不！”他要按照自己为人的准则办事，他要用特殊的方式奖励那些当年为祖国科学事业做出贡献，而现在年纪大了，无精力再去竞争奖项的人们，他把这一计划定名为：“彭桓武纪念赠奖”。

他成立了只他一人参加的“评奖委员会”，他既是评审委员会主任，又是办事员。经过测算，他确定生前的奖励办法：把百万元奖金作为基金全额封存，第一年年息3万元奖励一个人，第二年6万元奖励2个人，第三年9万元可以奖励3个人。后来由于利息降低，他宁可将工资补上，也要保证奖额到位。彭桓武写信告诉“获奖者”，劝说“获奖者”接收他的奖励。强调说：“不是馈赠，更不是施舍，而是奖励！”

赠奖工作他都是在暗地里做，不露声色。活着，彭桓武用这种特殊的形式，鼓励那些颇有成效的科研工作者；死后，以什么形式定格，他还没有想好。

凡是有抬高他的身份之嫌的场面，彭桓武即挥手作罢。一次，某大出版社根据有关部门安排，出版了《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彭桓武》一书，出版社主要负责人特地邀请彭桓武到人民大会堂出席该书的首发式。彭桓武不同意。他认为宣传他个人大可不必，用我国的“两弹一星”精神去鼓励青年人扎扎实实多读点书，多做些科学研究，多搞些创造发明，为中国的富强多做些贡献，才是应该共同努力去做的事。

彭桓武86岁后，独居生活，怡然自得，时而与人谈笑风生，时而埋头著述。他添置了电脑，全神贯注地整理自己创作的诗词，以结集出版。同时，应答有关部门高科技课题立项和高科技成果的评选咨询，撰写研究论文。还研究被誉为“数学的女王”的尖端边缘学科——拓朴学。

彭桓武认为，从前科学发展的程度，非线性化的物理问题，线性化后可以得到解答。现在，科学的发展要求直接针对非线性问题时，这就需要拓朴学的方法了。

彭桓武经常与朋友、同事、甚至学生切磋学艺，回顾我国高科技原子能基地初创时期的战斗场面。他品味着人生的美丽，不时闭目低吟自己的诗作：

喜迎晚景清真，诗思萦盈。廉颇刀利，太公钩直，又几番壮我征程。愿宁静而致远，求深新以升腾。唯童心不泯，耄耋期颐，总似年轻。

选自2002年第1期《世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