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子聪：在云南乡下的日子里

知青情缘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钱子聪，出生于1949年8月，文革开始时就读于昆明市第八中学高68(4)班，1969年下乡到云南省潞西县遮放区户弄乡插隊、1974年底返昆。现在是昆明市实验中学的退休高级教师。

原题

在乡下的日子里

（四篇）

作者：钱子聪

农闲我不闲

在农村插队生产时，“农闲”的时光，并不都是闲着；它也只是与“农忙”时相比较而言，劳动的量要小一些、强度要轻微一些。尤其是头一年，经过了农忙”季节洗礼的知青，对“农闲”期间的话，要特别的“亲睐”。所以，一般来说，只要是“农闲”时期；知青都能安安份份地出工，接受“再救育”。

我最怕的农活就是栽秧、犁田和堆谷子。

栽秧的季节正是雨季，出工时经常冒着大雨；而每个人也只能头戴一顶竹编的小帽，身披一块塑料布；由于干活是第一位的，避雨是次要的；所以，每天收工时，全身几乎部是湿透的。更难以忍受的是，从早到晚干活都是低着头、弯着腰；往往收工后，回家倒在床上，不仅不想起来；连饭都不想吃……

犁田也是—件痛苦的事。它并不象我以前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潇洒；一手扶着犁，一手挥着鞭，口里还吹着口哨或亨着小调。其实，扶犁的那只手，不仅仅是扶犁把；更重要的是要能控制犁。如果太浅，象猫盖屎一样，起不到翻地的作用：然而，太深也不行，容易把犁头折断；这不仅要承担经济责任，还要承担破坏生产工具、抵制“再教育”的政治责任……

即使直犁得很不错了；到了田头还必须在牛调过头来之前，就得把犁头抬起来放在一个准确的位置；它必须与刚才犁过来时的“犁沟”衔接。这样“直犁”“调头”、再“直犁”、再“调头”……即便不出什么问题，一天下来，何止是腰酸背痛，只有在夕阳的余辉照耀下，赶着牛、扛着犁回村时；才觉得有那么一点点苦尽甘来！

堆谷子也不仅仅是把谷子堆起来那么简单：我是“过来人”，就知道这农活也有相当的“技术”含量。一开始，是由“老把式”指挥着大家顺着铲好的底座来堆。这跟盖房子打基础一样重要；否则，谷堆也会垮掉！大家先把割倒的稻子收拢，—抱一抱地放在事先摆在地上的粗绳子上；等到齐胸高时，再拉起两边的粗绳把它捆住；但不结疙瘩，只是用手把两根重合的绳子捏紧；然后猛地往上一提，人就趁势往下一钻；就扛住了这座像“小山”一样的稻谷；最终把它搬运到现场。

在堆到近一人高时，就要用竹梯搭在谷堆上，以方便运送稻谷的人上下。我就是“技术”不行，曾经从梯子上连人带物摔下来过！那竹梯有十多公尺长，当它搭在谷堆上，与地平面夹角小的时候，上下闪动就特别厉害：我当时是第一次上竹梯，扛着沉重的东西；由于脚步与梯子的闪动不匹配，导致重心失调而很狼狈地摔下来；还引起了一阵子哄堂大笑。

让我更难以忍受的是，在炎热的天气下干活，却要穿着长袖衣裤；还得戴一种特制的帽子：它不仅戴在头上，还有一截长布往下拖，用来遮住脖子；否则，谷子和碎草会掉进脖子乃至全身；所以，在强劳力干活后，这身“行头”都是被汗水湿透的……

俗话说：“爬惯了山坡不嫌陡！”我等以前没“爬”过；即使只看看，腿都是发“抖”的。尽管下乡插队、安家落户，接受“再教育”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那种长时期不堪忍受的“煎熬”也可以让人变成“犹大”；哪怕是当一个临时的“犹大”！也能暂时避开这段非常时期。

过去，我们接受的教育是：董存瑞如何舍身炸雕堡；黄继光如何用胸堂顶住枪眼；邱少云如何忍受烈火的焚烧而纹丝不动……当然，也正是接受了这样的教育，才会在这种环境中脱一身“皮”；要不然，等不到脱“皮”，人早就跑光了。

一年一度的春耕生产又拉开了序幕。

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农闲我不闲，农忙我不忙。说白了，就是一到“农忙”季节，不少知青就从田间地头消失了。这些人当中一部分是回昆明“探亲”；另外的，不是到县区医院“看病”，就是跨区、跨县地找朋友、找同学。针对这样的情况，各县区的“再教办”，也联手出台过相应的措施：农忙时限制知青出行，只开出很少的通行证。以此来扭转态势；但收效不是很好。

我们寨子的知青是如何“人去楼空”的呢?如果有人要追究的话；那么，我应该是一个“罪魁祸首”。最初，我们寨子的两位女知青，实在是忍受不了这种长时间、超强度的“农忙”活计；“病假”也请了很多次，但是，每一次期限一到，还得抖手、抖脚地去出工。于是，就想回昆明“看病”；但“再教办”的负责人已经“洞察”到她们的雕虫伎俩；尽管她们三番五次去申请，都被拒绝了。

出于同情，我就去邻近的寨子找一位朋友帮忙；想替她们俩搞一张通行证。据说，这位朋友经常性地上下昆明；可能还搞着点什么明堂……我总觉得他可能是认得县上某个“管火”的人；才能上下那么地容易、方便！第一次去找，他不在；旁边的人说，他上昆明去了；第二次去找，也不在；第三次去找，总算碰到了他；尽管我跟他是好朋友、老街坊；但他答应的口气并不是很干脆。

令我不解的是，他矢口否认与县上的“要人”有关系。我的目的是开证明；于是，想打消他的顾虑，就说：“你放心，我不会叫你带我去认识他……”他却用嘲弄的口吻对我说：“打蚊子毋须用大炮。如果真要开证明，也不必去找当官的‘要人’，只要搞定开证明的这个人就行了！”我问他：“那你找的人是谁呢?”他神秘地对我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行了！”

继而，他从上衣袋里拿出了一张自己的通行证，放在床头的桌子上。我想：这有什么用呢?接着，他叉从床底下拿出两个有橡皮盖子的针水瓶子也放在桌子上。然后，再从破棉被上露出的棉絮上揪下一点旧棉花，分别固定在两根火柴棍上。他像变魔术一样，先用一根蘸了第一瓶里的“水”，在那张有字的地方涂抹；过一会儿，叉用另一根“火柴棍”蘸了第二瓶里的“水”，在刚才涂抹过的地方再涂抹；不一会，证明上的所有字都消失了。

至此，我才恍然大悟。但他还没有歇手，用洗脸盆从橱房的水缸里打了半盆清水；再把那张只有油印格式和鲜红印章的空白证明放进去。十来分钟后，再小心地把它捞起来；放在晾洗脸毛巾的铁线上；等到半干时，才把它夹在一本“毛选”里边。他说要等一会。我就跟他瞎扯了一些有关“缅共”监狱暴乱的传闻……快十点了，我起身告辞时；他把那张“崭新”的空白证明交给了我。

第二天一早，我就把那张“证明”填好后交给了同寨子的两位女知青；并叮嘱她俩：“回家后就赶快把‘证明’寄下来！”因为，我也想回家了！

她俩走后的第二天旁晚，我就收到了一封来自保山的挂号信：打开一看，是她俩寄来的；除那张“证明”外，还有一张小纸片，上边有简单的留言：只有过“惠通桥”时，才用“通行证”！原来，她们俩还没到家就把“通行证”寄回来了。

当晚，我拿着“有字“的通行证去找朋友；请他再加工一下；结果，他说那天晚上我走后，他一不小心就把那两个小瓶打翻了。我听后，顿时从头凉到脚……不过，他告诉我还有办法：改天去卫生所弄点“东西”就行了。看我有些迫不及待；他又说：“你自己去弄也行！”并把那两种“东西”也告诉了我。

第二天，我先去卫生所，只开到了“维生素c”；后来，到百货公司的医药柜台买了点“草酸”，就“万事”齐备了。

回到寨子，看到其他人也是跟我一样；累得“皮塌嘴歪”的；于是，动了恻隐之心；就把证明让给了他们……

我们寨子不大，只有知青八个。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就全部消失了。当然，我这个“导演”是最后一个离开的！然而，其它区县的知青是如何“溜之大吉”的，我没有去考证！我觉得“鸡有鸡路，鸭有鸭道”。

我听人说：“中国人的忍耐力是最好的！”说得不错，这是中华民族得以昌盛的基本要素！但忍耐力也不是无穷的；当忍耐力达到局限的时候，就应验了另外的一句话：“中国人也是最聪明的！”

因字得“福”

“头顶香蕉，脚踩波箩，摔一跤后爬起来衣服包包里就装满花生米。”这种宣传效果，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并不亚于当年曹操的望梅止渴。正是带着这种美好的憧憬，我在1969年2月来到了潞西县遮放区插队。

第一年还真有些“莺歌燕舞”。因为有180元的安家费；所以，大家都基本上不出工，可以尽情地跨区，跨县找要好的同学、朋友玩。被“再教办”的称为“流窜犯”。

第二年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不但没有安家费，还必须出工，否则队上不会借给你粮食。家庭条件好的每月还有点帮补，仍可以继续“流窜”。而绝大多数知青都开始面对现实，老老实实地出工、干活！由于干农活大多数知青都是外行，所以“能力、效力、耐力”都是咱们的弱项，每天的报酬也很底，一般只是两三分。而强劳动力每天的最高分值是十二分。

有一位女知青干一天活还要倒贴“黄瓜”二两。我们队上有土政策，她因为出工时戴眼镜被扣一分，戴手套再扣一分，穿鞋子又扣一分。她几次都只评着二分；那么，这一天出工，她无论怎么卖力，结果，还倒差队上一分。那段日子，对知青来说的确很是艰难。

出于本能，知青群体开始悄悄地分化。除了一些出境参加缅甸人民军或干一些更出格的事以外，不少知青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来逃离“苦海”：如参加县、区文艺宣传队、当赤脚医生、赶马车、开手扶拖拉机、进乡上办的小工厂、甚至还有争当读“毛选”的积极分子……我在这些方面都慢了半拍或是弱者；所以，只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份了。

就在“山穷水尽疑无路”时，对一部分知青来说，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遮放公社耍修建一座水电站。我们寨子已经接到通知：派三个劳动力参加会战。对一般傣族社员来说，因为要顾家，所以很少有人愿意去。当队长找我商量时，我就爽快地答应了。一方面能记全工分；另一方吃集体伙食，省掉了在家时每天劳累后的“埋锅造饭”，在我看来，自己也已经跳出了一半的“苦海”。

第二天，队上就派了一辆马车，把我和另外两个社员连同行李一块送到了工地。在去的路上，我找到了一点自信和强者的感觉。另外两个社员中，一个是六十多岁的老波淘；还有一个是四十老几还讨不到老婆的“独眼龙”。下午，到指挥部报到后就被安顿在“先遣队”盖好的工棚里。六点整，捧着自己的铝饭盒到食堂里吃了下乡后的第一顿“不劳而获”的晚餐。尽管它是那样的清烫寡水，但对我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尽管知青是接受“再教育”的对象，但出工前要排队，喊口令，这相对来说知青要强一点。所以，我们乡另外一个队的知青捞了个小队长，而我也捞了个小组长的“官”。

干了几天的活，我发现在工地上揽“轻松”活的知青比在生产队里的还要多。除了县、区、乡、已有的名目外，还有通讯员、广播员、保管员、秘书、食堂工作人员……听说指挥部还准备成立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也寻思自己能否再找一点更轻松，更有利的出路；但前思后想没戏。我唱歌、跳舞、玩乐器都是外行，其它松活早已经满员。不过，我觉得已经比上不足而比下有余了。认命吧。

修水电站要筑拦河大坝；筑大坝就要先修导流沟，这就是第一期工程。那天，我们正按照测量队事先划定的线路挖着导流沟。指挥部又派人来下达了再加快进度的指令。不管进度是快还是慢，干累了还是要休息一会儿。我找了一处荫凉的地方，把锄头横在地上而屁股顺势坐在锄头把上，掏出了“毛烟”，裹了一根吸着。这是在队上干活时养成的“习惯”。如果你不抽烟，那么，无论是站着还是坐着都要被扣工分。理由只有一个：偷懒。

当我点燃第二根喇叭烟时，指挥部又来人了。这是一位穿戴整洁的女知青。她没有催进度，而是直呼其名地叫我跟她去一趟指挥部。我当时一头雾水，也不敢问什么，就跟着她走了。还是她打破了僵局，自我介绍是指挥部的通讯员。总指挥派她来找我，有什么事，她也不知道。

尽管由于自己家庭出身不好，一贯都是夹着尾巴过日子；但此时还是有些紧张。一路上翻来覆去的寻思：自己有没有在无意之中犯过什么事?尽管百思不得其解；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别人干过的那些出格事。如买走私手表、五星打火机、贩卖解放鞋、都没干过；甚至连缅甸猪油都没买过……

到了指挥部，周总指挥让我在他简陋的办公桌对面坐下；然后笑着对我说：“明天来这里报到，把行李也搬过来！”由于没有思想准备，我的脑袋“嗡，嗡”作响。在响声中我反复自问，我能干什么？该不是自己听错了吧?

周总指挥见我没反应。就安排了具体的工作：“你以后就帮我写一写有关的材料、报告……到时我会吩咐你。”他见我还在傻站着，才揭开迷底：“我在邮局看到了你写回家的信封，上面是一手漂亮的好字！我也调阅了你的档案材料：是高中生。你能帮我，我这个造反派起家的革委会主任就能少吃力一些……”

从此，我在水电站工地上很是风光了一阵子。

瞒天过海

退休了，选了个“黄金周”，我开着车，带着全家老小；到自己曾经下乡插队的地方游玩、度假。那里就是与缅甸接壤的“外五县”，它不仅风景优美、独特，还有民风淳朴、善良的傣族、景颇族、崩龙族……

年轻人开车，从昆明到芒市，一天就可以到达。我开车不赶路，用两天的时间慢慢走：一方面考虑安全，毕竟自己也上了年纪，另一方面也让家人尽睛地领略沿途异乡的美好风光。

好不容易到了遮放镇，再穿过高速公路，沿着熟悉的马车路，就到了江边；当年自己参与修建的户弄桥，尽管已经有些残破，仍然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 在桥头两边的立柱上，还能隐隐约约地看到当年我用红色油漆在上边写的“提高警惕，准备打战”的字样。

过桥后往左拐，沿着马车路穿过竹林就应该进寨子了；可是却走错了路，竟然来到了江边的挖沙场。调头出来后，再从另外一个陌生叉笔直、宽阔的岔口进入，就到了村口熟悉的大青树下。真是旧貌换新颜！

我见树下有几个小孩玩，就伸出头用傣语问道：“牟宾杯浩?(你是谁家的孩子)宰隆儒目儒?（大人在不在家)”。小孩透着好奇的目光摇了摇头。此时，一个老蔑巴(老奶奶)走过来，看了看我，停了一会儿，随口道：“小苏玛啦(回来啦）”；我也接上她的话道：“莱呀，莱呀！高宾小苏(是呀，是呀！我是小苏)。”。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老婆问我：“你说些那样?怪激动的！”我顺嘴说：“我说我是小苏。 ”全家人都很诧异；我怎么会姓苏?

说来话长，这要从我下乡到达芒市时说起。

原来认为，知青下乡接受“再教育”的待遇应该是一样的；没想到我们兄弟俩下乡，只因我哥曾经参加过“炮派”，划线站队中被认为是站错了队的人；所以，按照中国传统的“连坐法”，我也被“发配”到最艰苦、最贫穷、最闭塞的江东区。

当然，被“发配”的也有好几十人；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把愤怒压在心里，跟随着区上派来的马帮走了。那些赶马帮的人，所穿的衣服不仅破烂，而且很脏，不用靠近就能闻到一股汗臭味。我对他们不由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怜悯；但马上叉警告自己：接受“再教育”的根源可能就在于此。果然，我没有猜错；一路上，他们嫌知青走得太慢；即便是女同学，也会被他们励声的喝斥：好像声音不大，自己的立场就不够稳定一样。

我们用了两天的时间才到达目的地。头天傍晚到达区上，住在用马厩改成的临时“招待所”里；各人打开自己的行李，在大通铺上睡了一夜。即便条件再差，大家也睡得很香；因为每个人都很累了。第二天起床后，一队知青就被那些赶马帮的人“瓜分”了。原来这些赶马人是各村各社派来接知青的书记、社长。我跟着芒蚌社的书记挨晚才到达村子。一路上，他几次招呼我吃点出他自带的干粮；虽然我很饿，却假装客气地谢绝了；因为他的那一身和味道，我的确吃不下去。

我暂时住在书记家。尽管是书记，当我跨进他家后；才真正知道什么是“一贫如洗”。摆设就不用说了，看得见的只有自己用竹子编成的床和饭桌；几个“小凳子”其实就是几个树疙瘩。靠墙摆着几把锄头和镰刀。我被安置在一间四处透风且看得见星星和月亮的耳房里；看得出，这是一间很久没人住，但曾经有人住过的房间……

刚到那天正好是春节。我在书记家吃了一顿年夜饭，也仅仅在碗里多了几砣带肉的骨头。第二天就没有油腥味了。然而，我也知足了；当时在家里，每人每月也只有二两肉。

据说，这个村里有许多老人，从出生到死都没有下过山。我想也是，没事他们下去干什么呢?即使不要通行证、介绍信；你背着几天的干粮到处乱转，肯定是进收容所的脸嘴。

那天出工，我旁边有一个弱不禁风的老头被一个抬枪的民兵训斥；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地主。这个地主与我头脑中早就成形的地主黄世仁、南霸天相去甚远。据说，他被定为地主，是因为他家的房子比别人家多了一些瓦。那些年，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很多的“敌人”是被按比例划分出来的。我们读书那个年代，也感到很压抑，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只能“夹着尾巴”过日子：如果你想“表现一下”或“积极一些”，人家都会认为你想混进“革命队伍”，成为将来的“定时炸弹”。

至此，我对“人望江东坡，眼泪往下梭！”有了一点粗浅的认识。

我们村还不是最远、最偏僻的。过年后的几天，有一位女知青路过我在的村子时找水喝；才告诉我，她在的村子距离“区革委”比我在的村子还要远。出于感谢，她还告诉我：她表姐在芒市找了关系，把她转到风坪乡的傣族寨子去了；现在，先到区上办手续。看着她匆匆离去的身影；我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念头：尽管都是下乡，我凭什么就只能在这里接受“再教育”?

到芒市等待分配的当天，就听到一些传言；说是当地有很多人出境参加“缅共”，支援“世界革命”。还有，上一批送知青下来的一位昆八中的老师也出去了：他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我当时听了也没在意，因为从小自己就被冷落、排挤：凡是有什么好事，我都不去想；少一分希望也就少一分失望。现在，我却在盘算着：与其在这没有出头之日的地方苦死、累死；不如支援“世界革命”；等到红旗插遍全缅甸时，说不定可以搞个旅长、团长当当……

事不宜迟。第二天，为了不惊动其他人，我什么东西也没收抬，只顺手牵了几个煮得半生不熟的包谷；揣着仅有的五元钱下山了。

我最当心的是美梦不成却被戴上一项“偷越国境”的帽子。这个罪名是承受不起的；它会影响到父母、兄弟姊妹全家：所以，我还是先到县上打听一下，最好能办个台法的手续。

下山的路比上山也轻松不了多少；一路上忍饥挨饿不说，在离“区革委”不远的路口，我因为没有通行证而被扣押。我知道逃跑是不行的，如果没有相关的证件，即使躲过了初一，也躲不过十五。于是，我只能“申诉”自己是到县医院看病的：审查我的干部，看我也不像坏人；最后又核对了刚分到江东的知青名单，才放我先到乡卫生所开介绍信，再到“区革委”开通行证。好在我们乡的卫生所离“区革委”不是很远：不过，办完手续后，天色已经挨晚了。

我凭着这张通行证，又到临时“招待所”，利用还在大通铺上的那些草席和稻草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夜晚：尽管这一夜很冷，我却睡得很安稳：因为我已经是个有“身份”的人了。

我终于怀着支援“世界革命”的“雄心”顺利下山，又来到了德宏州的首府一一芒市。

尽管有“雄心”，但还得解决肚子问题；我正准备在夕阳斜照的一家饭店吃点东西；忽然，看到有好几辆满载知青的卡车接二连三地开进“芒市一小”。我以为又是昆明下来的知青，就跟了过去，想看看有没有本校的熟人或同学；结果，是从四川下到瑞丽农场的知青；他们今晚就住在临时的接待站一一“芒市一小”。

正要扫兴离去，却闻到了一股久违的饭菜之香：在学校最里边的拐角处，有几张课桌上摆着两大筲箕热汽腾腾的大米饭：我忽然打消了离去的念头。

那些学生下车后把自己的行李扔在地上就嚷着要吃饭：他们肯定也是饿坏了；菜还没有炒好，就密密麻麻地围往摆米饭的桌子前……我利用炒菜的这段时间，到芒市广场边的饭店里“抓”了一双筷子和一个大土碗；又回到了“芒市一小”，混在打饭的人群中；先去大筲箕边用大勺子舀了一碗饭；再到另一边接了食堂工作人员舀绐的一勺菜。然后，蹲在一棵榕树下美美地享受了一顿。

我跟这些初来乍到的学生，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他们知道我是来混饭吃的，却并没有揭发：只是问了一些连我都不清楚的问题：兵团战士发不发枪?傣族小仆哨是不是都会唱歌跳舞?边境地区是不是经常打仗?那天晚上，我就与几位男同字挤在一张在教室里用课桌拼成的大通铺上过了一夜。

第二天分手时，他们还要了我的江东地址和姓名；说是等安顿下来以后，回头再来找我玩耍……我心里想，等到下次见面时，只能是在异国他乡了。

在去“县革委”的路上，我碰到了我哥的一个同学；由此，打乱了我的全盘计划；也使得我当“旅长、团长”的美梦化为了泡影！

这位同学叫苏得宝。我之所以能记住他，就是因其与众不同：心脏生在右边；医学术语叫“先天性内脏倒置”。一跟他照面，我就心生一计，且只能让他来帮忙；他毋须帮自己，因为他已经在芒市坝的傣族寨子里落户了。跟他打了招呼后，我就求他帮帮忙。

他说：“我两个都是一根线上栓着的蚂蚱，我能帮你什么呢?”

我说：“你陪我到县医院开个病情证明。”

他说：“你自己去吧，我又认不得人！”

我说：“你一句话都不用讲，只要陪着我去就行了！”

他说：“就这么简单?行，那就走吧！”

我俩一同来到县医院；进门时，我再次叮嘱他：“你一句话都不要讲！”；然后，让他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我扶着他进了急诊室……

一位值班医生问：“怎么了?那里不好……”我回答说：“昨天，他从树上摔下来；不想吃，不想喝，只喊头昏、心翻 。”医生用手摸了摸他的头，也不发烧；便用昕诊器来听心脏的搏音，但听来听去不见动静……

此时，苏得宝不耐烦地嚷道：“在这边！”并用手指着右胸。医生好奇地把听筒移到了右边；从表情上可以看出他是听到了令他难以置信的动静。

更让他尴尬的是，面对这样一个把心脏从左边摔到右边的“病人”；他是无法医治的。

我看他很为难，于是就提出了一个要求：“他在山区，以后治疗不方便；是不是开个病情证明，把他照顾到附近的寨子……”他说：“我没有这个权力！”我说：“那请你写个不能照顾的情况，顺便签个字：将来如果有个好歹，才好向他的家长交代……”

医生听后更不敢写，就起身去找来了院革委主任；我看主任也是一脸的难色；肯定医生已经向他汇报过了情况。我不失时机的再向他施加点压力：“三万八千分之一的重病知青，你们都不照顾；还谈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救死扶伤。”他赶忙解释道：“不是我们不想照顾；而是县革委已经三令五申，不准医院再开证明了。说是拿着我们开具证明的许多知青，都是弄虚作假、装病。…”

至此，我估计这场把戏是耍不下去了。于是，我无可奈何地说了一句：“他是不是装病，你看着办吧。”没想到他却安排医生道：“开绐他，这是最后的一张！”并让苏得宝拿出自己的学生证以此验明正身。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觉得那句话中还有什么意思?不管怎样，已经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我与苏得宝分手时，拿出了身上的五元钱，请他到芒市最大的饭店，点了好几个荤菜；共进了下乡后最奢侈的一顿饭。

下午，我拿着“病情证明”到县革委去换“介绍信”；县革委主任见我的“医院证明”又来了，什么都不说；把它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转身进了里屋；然后，把门“砰”地关上。我在外屋仍能听到他愤怒地嘶叫声：“怎么又开证明来了? 再也不许开了！”一会儿，他开门出来，铁青着脸为我开了一张到遮放插队落户的“介绍信”；并解释说，芒市坝子实在是安排不下去了。

从此，我就变成了苏得宝。拿着这张“介绍信”，我先步行到风坪乡：在去遮放要经过的上“三台山”的大坡上，我爬上了一辆拉化肥的货车；悄悄地来到了遮放。这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我已经身无分文；再说，当年要想免费搭个便车；只有女知青才有这种可能！

我很珍惜在遮放插队的日子，面对着美丽、富饶、风景如画的坝子，我与它共日月、同风雨；面对着勤劳、善良，亲如家人的傣族，我与他共衣食、同悲喜……

我也不会因为自己动了歪脑筋而感到内疚；因为我是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的对待而作出的力所能及的反应；而不是像以往那样逆来顺受。我同情与我有着同样遭遇的同学、朋友；就像我自己过去也被许多人同情过一样；但是，对这些逆来顺受的人来说，同情又有什么用呢?

正因为往后的我，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麻颂，都不会轻易地放弃或逆来顺受；所以，才会有今天这个还算不错的结局。

走火的铜炮枪

在下乡之前，昆明也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武斗”。除了两大派之间你来我往的攻防战之外，我还见过枪走火后同样触目惊心的血腥场面：一个女指挥员带领小分队去黑市“压价”后满载而归。当她宣布解散后顺手把盒子枪往腰间一插，人们就听到“啪”的一声闷晌；她还扭头问了一句：“哪个打枪?”接着就歪倒在地上；吃力的挤出最后的一句话：“咯是打着我了。”

当其他人帮她解开棉衣查看伤情时，一块块凝结的血冒着热气与倒插在腰问的手枪一齐掉了出来；此时，人们才意识到，是她把自己打倒了。过了一会儿，中队长带着卫生员匆匆赶到，看了现场后明知没救了，仍叫卫生员赶快送医院；并自言自语：“她也教过我，说是枪口朝上倒插，这样出枪快。”她自己也没料到，这种别枪的新花样会把自己的命送掉。

如今，我们不仅在电视上，还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同样触目惊心的血腥场面。那是各种各样的车祸。究其原因，大多就是一个明知故犯和麻痹大意，而酒后驾车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我下乡插队时，躲过了一劫：就是大难将要发生时，在自己的脑海中闪过了一句警语：“枪口不要对着人！”这句话对接触不到枪的人来说，好像意义不大；就像对常年只走羊肠小道而又很少出门的老年人唸叨“不要闯红灯”一样。因为我在乎这句话：所以才得以“重生”。

那是1970年的秋天，也就是下乡插队的第二年。大多数的知青已经面对现实，老老实实地接受“再教育”，服从队上的安排，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说，知青基本上已经融入到了农村这个大家庭中了。

那天，我请假从大坝工地回家；因为是“街子”天，所以碰到了不少的同学和朋友，免不了说长道短；午后，才赶到江边。看着江对面熟悉的竹林，我很有耐心地等待着过江的筏子。我知道，过江后不用五分钟，沿着马车路穿过竹林，再绕过一棵大青树，就到家了。也许，还能赶上点同村寨其他同学没有吃完的残羹剩饭……

当我乘坐大竹筏渡过湍急的江面，才一上岸，就听到一阵熟悉而又悦耳的歌声从岸边的草屋里飘出来：“在那矮小的屋里，灯火在闪着光，有一位纺织姑娘，坐在窗口旁……”这间茅草屋是广弄社为看守等待渡江的公粮而建造的。由于广弄是户弄乡离遮放镇最远的寨子，每年交公粮都是先用马车把粮食运到江边，等粮食局的卡车到了江对岸，再将粮食渡江后装上卡车运走。而这位又弹又唱的知青，正是我的朋友，他也是守粮者之一。我寻声进屋一看，几乎都是熟人；除了老朋友以外，男男女女还有一帮帮；他们都是赶完街后到这里来休息一下。

一进门的左边，有一扇用棍子撑开的窗子，在窗口坐着的不是纺织姑娘，而是一位满头汗水又疲惫不堪的女知青。她把尖顶的傣族小帽拿在手里当扇子，不紧不慢地煽着；尽管外衣是一件仿女式军装的小开领灰衣服，可里边还穿有一件连脖子下边的锁骨都被遮住的衣服。只有在挽起的衣袖和裤腿下，除了无论谁都能一眼看到的蚊虫、蚂蝗叮咬后留下的斑斑红点外，才能看到圆润的胳膊、腿，还透出了一点青春的气息。

男知青几乎都是光着上身，因为被汗水浸透的衣服粘在身上很不好受。有几个靠在顺墙卷起的铺盖上，抽着廉价的香烟；另外，有几个正在争抢着街子上买来的牛肚子果……我跟大家打了招呼后，就在最里边的床边坐下。张柏把琴放下，递给我一根“金沙江”；我舍不得抽，就把它别在耳朵上，掏出“毛烟”裹了一根“嘲叭”，继而点燃它。一边抽一边听着大家唱歌、七嘴八舌地说笑……大家都很珍惜这难得地欢乐一一尽管是穷欢乐：它毕竟也是欢乐啊！

我扭头往里边的墙根丢烟头的时候，发现在昏暗的墙拐角靠着一样东西；我起身走近一看，是一支枪。好奇心驱使我把它拿了起来；尽管它很丑陋却很沉；我总觉得它怪怪的：既没有“半自动”的弹仓；也没有准星；更没有“五六”式的弧形弹夹。我之所以一眼就认出它是一支枪；是因为我在“大串联”的时候到过北京，在参观革命军事博物馆时，看到过当年“八国联军”用过的枪，几乎跟它一模一样。

看着这个“原始”的家伙，我把唯一能动的地方一一扳机，对着墙抠了几下，没动静；原来是一支空枪。就在我觉得很扫兴，准备把它放回去的时候；却发现扳机的护圈里边，用沥青粘着几个像壹号电池头头上的铜帽。我这个人读书时也不笨；马上就明白了它的用处。我顺手抠下了一个，把它安放在枪筒末端向外突出的“圆嘴”上；我想，如果弄晌它，也应该有“电光炮”那么响。我把枪对着窗口的非“纺织姑娘”，想吓唬她一下；但马上又收了回来。我觉得，尽管是开玩笑，吓唬—个女同学很不地道。

于是，我又把枪口指向好朋友；他本能地用琴挡了一下；当我正要抠动扳机时，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念头“枪口不要对着人！”于是，很不情愿地把枪口又转过来，对着门外轻轻地一抠：“轰”地一声巨响，整个房间烟雾弥漫；我感觉是地球爆炸了……

过了一会儿，才听到一个“宰隆”大声嚷嚷：“义蔑梳（妈个X），那个动我的枪……”因为这间屋里只有这支铜炮枪。此时，大家都还没有晃过神来，一个个傻呆着……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感到后怕：如果不是调转枪口，无论打中谁都是没有救的，因为被击中者不会只是一个而是几十个或者上百个枪眼；如果不是调转枪口，这将毁掉两个家庭；自己即便把牢底坐穿，也不可能有今天的天伦之乐……

我们一定要记住，很多警示都是从血的教训中升华出来的！

左为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