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桓 ▏解放军汉口高级步兵学校（三）

编者按:中国人民解放军汉口高级步兵学校(以下简称“汉高”)被撤销五十周年(1969-2019)之际,汉高大院的部分子弟组织了一次聚会活动并印制了一本小册子《往事并不如烟》,小册子分为:上篇和下篇,上篇收集了汉高父辈的五篇文稿;下篇收集了汉高子弟的十一篇文章。读一读这个小册子，能比较全面的了解汉高的历史沿革和看到汉高子弟的大院童年生活趣事。

汉口高级步校记忆

文/刘启年

一、 校歌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话泼，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

汉口高级步校是在长江之滨的武汉，怎么校歌一开头是 “黄河之滨”呢?这就要寻求她的悠久历史了。原来她的前身是瑞金中华苏维埃的“红军大学”，随长征到达陕北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就更名为“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下面还辖有几所设在解放区的分校。1940 年11月至1943年1月，延安“抗大”总校曾奉命移往河北省邢台县太行山上的浆水镇一带办过学。延安“抗大”的校门经常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上，尤其是最近纪念红军长征八十周年出现得更频繁，抗战胜利后，出兵东北，“抗大”也随之迁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更名为“东北军政大学”。解放战争时期，大军南下中南，“抗大”又随之而来。总校设在武汉市硚口区仁寿路。更名为“汉口中南军政大学”。下辖六个分校: 即两广、两湖、河南和江西。江西分校后因江西归福建而迁至武汉，即今天的“空军雷达学院”。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汉高”被解散，大连海军工程学校搬来，虚名并入北京“国防大学”。其实没有一个人去，而是就地安置。有的分配工作，有的复员转业。

二、中南军政大学广西分校经历

1949年初北平解放不久，当时北大、清华、燕京(今“北大”校址)、华北学院、中国大学、北平师院、铺仁大学、朝阳学院等大专院校的学生及少数中学生踊跃参军，人数逾万。我当时正在华北学院读书，也参加了“南下工作团”（简称：“南工团”）。“南工团”设有一、二、三分团。我属一分团。在北平学习三、四个月聆听过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郭沫若等知名人士的报告。我们于当年七月份南下到河南鸡公山继续学习。不久我被分配到“中南军政大学广西分校”、地点在桂林。是远近闻名、山水甲天下的地方，心情特别高兴。当时广西尚未解放、我们就在汉口、长沙等候了两三个月才启程。进入广西北部时，由于铁路被白崇禧破坏，不得不徒步行军数日才到达。

在广西分校时有几件事我至今难忘:

第一.桂林山水甲天下，其中独秀峰独秀。我有幸生活在独秀峰脚下长达一年之久。原来独秀峰就在伪广西省政府大院内(今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分校就设在此地。我高兴极了，在独秀峰底下站着拍了张照片，至今仍保存着。

第二，我首次真正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了。在“南工团”时，只能带上“南工团”臂章。这时的我一身解放军军服，担任广西分校学员连队区队长(排长)。在“南工团”时，印象最深的是身边的区队长们事事处处带头干。我学习他们的样子，也特别注意这点。其次，在破旧的墙上拆砖瓦，这些墙又孤立又单薄，学员们愣住了。我毫不犹像地带头蹬梯而上，大家都跟上来了，很快就完成了任务。这种干部带头的光荣传统，我一辈子都继承未忘。

三、调回总校

我在广西分校工作一年多之后又被调回总校。从1950年下半年到1969年“汉高”解散，在这里工作生活了长达二十年之久。有许多往事仍牢记不忘。

1、吃住在北京前门城墙门楼上

怎么突然提起北京，还说到前门城墙和城门楼呢?

这件事情的确特殊又特殊，稀奇又稀奇。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件特殊事儿。被我遇到太幸运了!至今六十年过去了，一直未忘。

1950年下半年，从广西回到汉口总校时，学校要抽调近十名人员临时去北京担任“中国人民解放战绩展览会”解说员。我有幸被选中。我至今仍保留我们十人在一起的合影。这个战绩展览会，就是北京“军事博物馆”的前身。它就设在天安门紧里边的午门城楼上。缴获的美、日大型武器如:飞机、坦克、大炮、战车等，陈列在紧后边太和殿前的广场上。

我解说的是苏北七战七捷，我对此一无所知，就按背了的现成解说词念。最有意思的是我们这帮解说员吃住的地方，正如前面所说“特殊又特殊”。究竟特殊在哪儿呢?就是天安门南正对着城门楼上。我们一日三餐和睡觉都在那里。城门楼内打地铺，楼外城墙头(当年有名的北京城墙现已拆除)盘个锅灶。那时北京的前门楼作为名牌香烟大前门的盒面享誉全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不会抽烟的人也知道“大前门”。我们住在这个极其面熟的地方，你说特殊不特殊!还有，特殊之上又加特殊的是，从古到今大家只能看看前门楼，有谁在上面吃住过呢?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没有!”

2、我在“总校”工作的二十年

(1)、地盘大，房子少

我初到高级步校时，从中山公园到这里足有七、八里的路旁一片荒凉、 人烟稀少。可一进校门，地盘却很大。原来此处是一所旧军营，只有孤单单的几栋平房。学校从东北迁来后，很快在这里修建了至今仍存在的三层两门楼房。当时大部分作校部、训练部、政治部的办公室用，只有少数给家属居住。后来有“二八团”的改进，规定二十八岁团级干部才能结婚，随军家属仍然不多，加上一贯实行“供给制"，每月除吃饭外，只发少量“伙食尾子”零花钱。

我们1950年到武汉时，零花钱只够上街吃碗热干面。供给制加上结婚条件限制，所以，住房没什么困难。可到1956年改“薪金制”后，结婚条件放宽，一大批干部要结婚， 可房子还是老三栋。只好把二、三号楼让出来成为家属楼。结婚时每户只给一间房、一张没抽屉的方桌和给小孩使用的两个小板凳，这样一来可热闹了每栋楼里户挨户住得满满的。虽拥挤不堪，但却有一个好处， 孩子们从小一起玩、一起长大， 彼此很有感情。这从最近几年已经五、六十岁，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下来的几百位“汉高子弟”经常在原“汉口高级步兵学校”附近一起聚会联欢。他们还办了不定期刊物。看来，当年这一间房一户，户挨户确实有这个长处。

(2)、忘不掉的苏联顾问们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各军事院校都从苏联老大哥处请来顾问帮助训练。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是早操 30分钟。按照苏联规矩，先是预备动作，保持队列进行。开始走慢步，接着是快步，再就是跑步。队员们虽有先后不同，但队列始终保持不变。快慢步完了再进入正式早操。整个早操是30分钟，顾问们站在旁边看着手表，30分钟到了立即喊停。一分钟也不多、 也不少，可准时认真了。

二是午睡。号一吹，任何人都得上床入睡。有的学员不习惯，不行，睡不着也得上床躺着，不许干别的事。这个苏式午睡对我来说可是个天大的好事。参军前我是个大学生，身体差。在广西分校担任区队长，因为事事处处要带头，每天从起床到晚睡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中间也不休息。也没有节假日及星期天，一年下来身体极其消瘦。寄张照片回去，家人担心我活不了多久了。这个苏式午睡一觉醒来，我感觉头脑清醒，全身舒服极了。从此我坚持午睡至今六十多年未变。有时实在没有午睡时间，我趴在办公桌上打个盹，立即精神百倍。

最典型的例子是有次要午间劳动干活，我把自行车放在旁边，一吹起床号，蹬车就回家。躺在床上闭眼又骑车去一号楼上班，一分钟也没迟到。这件事我到现在都没忘记。苏式午睡给我一生带来健康。今年我已88岁高龄，午睡不仅没减，而且还增加，每天午睡两次。

午睡、午睡，对人体健康太重要了!

（3）、“韩、史、杨”我敬爱的老首长

“韩、史、杨”是“汉高”最不能忘的三位老首长。他们的年龄都同我的父辈相当，出生在满末民初。“韩、史、杨”都是抗战初期的老革命。“韩”还是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八只钢笔”(知识分子)之一的著名人物。

“韩、史、杨”是指韩万煜政委、史达政治部主任和杨继先后勤部长。他们都受到汉高干部的敬爱。

韩万煜那时只有三十多岁，已是身穿呢子服的师级干部了。他是个贫苦师范生，文武双全，对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有功。在东北解放区第一部电影《回到自己队伍来》里边扮演主角。史达更是中共老地下党员。他们均是学校的主要领导。

（4）、解放牌汽车

1949年全国解放前，旧中国经济特别落后。汽车全是外国进口的“万国牌”，自己只能生产少量的自行车。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苏联援助了141 个项目。其中包括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和洛阳拖拉机厂。1956年高级步校要过第一个暑假，政治部史达主任要领一些人去东北工业区参观。我本打算回西安老家探亲，立即放弃了这个念头报名前往。我们先参观了长春“一汽”,嗨!厂房比大专院校还整齐。生产全是自动化，最后下线的地方站有司机，下线后司机开车就走。车头上是毛主席题写的“解放”两字，因为我们是第一批参观的解放军，厂里破例开车让我们坐上试一试。太高兴啦!

下一站是去沈阳参观钢铁厂。一位同行者领我们先去他亲戚家看煤气灶。揭开灶台上的小盖、火柴一点，“嘣”的一声蓝火苗直往上串，方便极了。对东北还有很多传说:说长春的电线全埋在地下，街面上只有电线杆子排列。我在长春时也看了这个“西洋景”。又说大连火车站汽车能直接开到上面大门口，又是个新鲜事。到那里看，果然名不虚传。车站门在高处，两边修了个斜坡路上去。在沈阳看完了，又去大连、旅顺口参观，因为这里有史达主任一位战友，我们有幸坐上海轮驶出旅顺口一游才结束了这次的参观旅行。

（5）、1957、1958年去南京部队政治学院学习两年。

（6）、1959年去四川阿巴西边海拔4000米高寒山区（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过的草地西边）、成都军区独立营，下连当兵锻炼一年。

1969年“汉高”未解散时，这时全校1000多名干部，大多数连、排级被复原回各自老家。营级以上干部被送往设在襄樊北部的武汉军区“五七干校”劳动，学校原址交给从大连迁来的海军工程学校后整体连锅端，连家属也没地方住了，只好一同随去“襄北农场”干起喂猪喂鸡的活，我们的孩子也全都去“襄北农场”的附近小学读书。

在襄樊“五七干校”劳动一年多，这时“汉高”大部分留队的营级以上干部分到湖北、河南两省军区和县人武部工作，有的还去了刚刚开始的葛洲坝工程。我原本也被分配到葛洲坝，但就在去葛洲坝的前夕，干校突然命令我复员，我想我的老家陕西那里不能去，我是从北京参军，按照政策应该“从北京来回北京去”，这招还真灵，说给他们听后只好让我回武汉。回武汉了，我的一杠四星大尉军衔(相当于地方17级)没有了，被发配到武汉市第五机床厂当上了五级工，工资从部队112元突然降到60多元。

我复原到了工厂，扎扎实实地开个小机器。干了一段时间， 领导上知道我在部队是个政治教员，地方上称马列教师，就叫我给他们讲政治课。因此，暂时离开了工厂。又过了段时间厂领导对我说:“武汉军区” 来人找你未遇。果然不出所料，不久传来军委总政《关于妥善安置军队在运动中对错误处理的离队干部的有关问题》的国发字(1975) 104号文件，我才正式得到平反解放，恢复了我的大尉、营职原待遇。但要退回复员费5700多元。到银行取钱银行职员愣了，叹息地说:“我在银行从来没看到这么高的工资”。的确，当时月工资般是五、六十元，哪会有这么多的存款哩!

平反后我转业去大专院校，继续做政治教师工作。以后，恢复职称评定时，被评为副教授。该提升正教授时，不巧已到年龄离休了。至今。熟人们还称我“刘教授”就是这个原因。

四、“汉高”的组织系统

“汉高”的前身是延安“抗大”总校。全国解放后，除新成立的南京军事学院外，她是著名军事院校之一,任务繁重、机构也较为庞大。主要是三个大部门，即训练部、校务部和政治部。此外，还有很大的練习团、配合学习演练。训练部:下设教务处、军械器材处、战术射击教研室、特种兵教研室，校务部:下设军务处、财务处、军需处、管理处、教育勤务连、门诊部；政治部:下设组织处、干部处、宣传处、保卫处、秘书处、政治教研室(我属政治教研室)。

此外，还有专门的练习团。下辖步兵一、二、三连、重机枪连、炮兵连、坦克连。团还有直属队、工兵通讯、防化排等。

学员有四个大队。每个大队又设四个中队，每个中队一百多名学员。他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大军区及野战军。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他们虽属营连级，但文化底子簿，入校后先要补习文化课一到两学期。学完文化课之后，再转入正规军事课。战术系除教学员在课堂学习战术理论外,还要到设在黄陂县城西横店附近的梅家店及城东北甘露山的演习场去演練。

射击系在学校后边，专门围设的靶场上,作实弹射击续习。由于学校地处武汉市区，在射击场筑有很高的靶墙，至今仍巍然挺立在原处未动。过往的街上行人，从远处就可望见。

注明：这是我父亲《汉口高级步校的记忆》修改稿，因是记忆中的事情，不一定准确，只是他的经历和感受。不对的地方海涵。刘藏平

编者个人简历：

1955年出生，上学、下乡、湖北省军区当兵10年，转业后为公务员，现在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