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二趁烈士（官四大娘）传「上」

官大四娘

革命烈士官四大娘，原名李二趁，1886年出生于濮阳县一个贫农家庭，生前家居滑县大寨乡汴村。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滑县四区委地下联络员、区妇联主任、汴村党支部书记。因其丈夫李成邦（又名李昌邦）排行第四，大家都亲切地称她“四大娘”，又因平时与之来往的都是“官方”人员，所以又称“官四大娘”，这样称呼的人多了，“官四大娘”这个名字便代替了她的真实姓名。

1947年2月8日，“官四大娘”遭地主还乡团杀害，终年61岁。

李二趁烈士出生在濮阳县一个贫农家里，全家四口人，借住在别人的一间破草房里，父亲终生给地主扛活，年过七旬还不得不靠给地主拾粪维持生活。成年后，她同汴村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李成邦结为夫妻。婚后，随即参加了革命工作。

1933年，黄河失修泛滥，滔滔的黄河水像脱缰的野马，在滑县广阔的平原上狂奔。当时的汴村，平地积水数尺，穷人的小土屋全被冲垮。本来就饥寒交迫的人们被洪水撵到了堤上、树上。他们向地主借粮、借房，被赶了出来。官四大娘怒火万丈，和李成邦、录炎等党员干部发动群众兑钱买了十几把砍刀，组织起百十个贫苦农民，冲进恶霸地主赵灿章等家里，夺了枪，分了粮，吓得地主们叩头求饶。

李二趁烈士

赵灿章之流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该年年底，他们纠集了附近几个村的地主、恶棍两三千人，在旧历除夕的晚上包围了汴村，李成邦等几个支部委员被抓走。赵灿章等诬陷李成邦有人命案，将李成邦解送到了县里，并判处了死刑。

为了营救丈夫出狱，使村中工作重新开展起来，官四大娘变卖了全部家产，到县城给人家当佣人维持生活，为李成邦告状叫屈。在同志们的帮助下，1935年，终于把李成邦营救出狱。回村后，他们吃住无依，但为了立即开展工作，没有出走他方，而是借住在透荒外出的李成旺半间破草屋里，以卖酒为名，展开了党的地下联络活动，组织起了一个小小的地下联络站。

1936年，在上级党组织的亲切关怀下，在官四大娘夫妇的亲手组织下，汴村第二届党支部建立起来，李成邦任党支部书记。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我国，各地“救国会”相继建立。官四大娘直接领导了本村的“抗救”工作，李成邦还担任了区“救国会”副会长、村“救国会”会长。

1940年的一天下午，官四大娘从打入敌人内部当兵的同志李运中处得到了驻扎在汴村南边两门村的日军准备大扫荡的消息，急忙派李运国把信送往秦寨，并再三嘱咐他要走小路，遇上敌人就把信吃掉。李运国路上巧妙地骗过了搜查的敌人，回来时已是五更天了，官四大娘仍在灯下焦急地等着。当听说信安全送到时才长出了一口气，并说“这我就放心了”。由于及早接到了情报，上级党组织迅速转移，群众也连夜隐蔽起来，使“扫荡”的敌人扑了个空。

同年7月的一天，地主赵九经依仗着日军，串通八里营、安上等村的地主武装和反动会道门“天门会”，由会首周立文亲自指挥开进汴村，妄图捕杀地下党员。官四大娘得知后，随即派人到王庄给地下党负责人李作民送信。李作民当夜调来抗日地方武装，与官四大娘集合起来的民兵会合，编成了三个支队，分别承担包围村子、打入村内和埋伏村外准备堵截日伪援兵的三项任务。事先约定，部队进村，点火为号，里外军民一起行动。村内敌人岗哨稠密，很难发出信号。官四大娘冒着生命危险，走一段、爬一段，终于点着了村边场上的麦秸垛。顿时火光冲天，杀声四起，打得敌人一败涂地。日伪军还没来得及救援，这场激战就结束了。

地主恶棍恼羞成怒，日、伪、顽、杂对汴村地下党组织早就恨之入骨。1941年5月5日，他们又一次将官四大娘和李成邦同志抓起来押送到濮阳两门村。他们面对敌人血淋淋的屠刀，大义凛然，怒目而视。官四大娘骂不绝口，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她对遭受敌人酷刑、即将永别的丈夫说：“你要记住我的话，我也记住你的话。”这简短的一语表达了她革命到底的坚强信念。第二天，李成邦同志被日寇杀害。丈夫的牺牲，不仅丝毫没有动摇官四大娘斗争的决心，反而更加坚定了她同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她踏着烈士的血迹又开始了新的战斗。

随着抗日形势的迅速发展，官四大娘的工作更加忙碌了。她不仅肩负着汴村党支部的领导工作，还经常化装成卖针线的、剜野菜的、走亲戚的到外地送信，散发革命传单。一次，她把信藏在头发里，在高梁地里行走了两天两夜，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终于找到了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官四大娘还经常到贫、雇农家中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并时常去附近村中进行革命串联。她积极动员青年参军，1941年，她一次就送李运有、鲍金国等10多名青年参加八路军，后来还把她唯一的、跛腿的继孙李世波也送去了。

1942年，在官四大娘领导下，汴村取得了“二五增佃”、减租减息的重大胜利。1943年8月，他们迫使地主拿钱买了10多支枪，扩大了民兵组织，并于同年11月从地主手里夺回了村政权，建立了农会，组织了青年队、模范班、姊妹队、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官四大娘的外甥女（叫官四大娘姨姥娘），寄养在她家的孙大娥还担任了姊妹队队长。

1944年2月，区工作队在山木村召开了12个村的雇工代表大会，人们把四个轮子的太平车推到场上当作主席台，官四大娘在台上作了发动贫雇农起来开展对敌斗争的演讲。这年3月，在官四大娘的领导下，汴村的对敌斗争空前规模地开展起来。村里组织的拆房组、拉碑组浩浩荡荡地冲进了几家地主的大院。官四大娘站在恶霸地主、清朝秀才赵灿章的“德行碑”和“德行匾”前，愤怒地揭露了他满口的虚假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狼心狗肺、敲骨吸髓地剥削穷苦人家、惨无人道地杀害地下工作者的滔天罪行。在场的贫苦农民愤怒地说：什么“德行”，明明是吃人、杀人。人们一拥而上把地主的碑砸了，匾烧了，房拆了，粮分了，穷苦的人们无不喜笑颜开。平时不可一世的地主恶棍狼狈出逃。

这时，官四大娘认识到对于地主不仅要开展经济斗争，更重要的是开展政治斗争。于是，她组织对回村看风头的地主一个个地收捕。到该年麦收就抓住了18户。5月份，官四大娘在汴村大街上主持召开了斗争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3000余人，附近村庄都派了人，一些县区干部也都亲临现场。会上，许多佃户、雇工怀着满腔仇恨控诉了万恶的地主阶级对自己的剥削压榨；许多苦主泣不成声地揭露了反动的地主武装夺去自己亲人生命的滔天罪行。这次大会的召开，大长了贫下中农的志气，灭了反动地主的威风。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党领导人民在肃清敌伪和粉碎国民党向解放区活次的激烈斗争中也是他大胜利。这年12月25日，毛主席发表了（一九四六年波区的工作方针》这一划时代的文献。毛主席指出：“在老解放区则应复查减租减息的工作，进一步巩固老洲大娘的村这个1943年8月就夺回了村政权的老解放区，的时约党支部书记官四大娘的领导下，又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1942年全村“二五增减租减息”工作的伟大胜利，全村贫下中农的生活得到了可靠保证。

1946年6月底，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对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毛主席在7月20日向全党发出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重要指示，其中强调；“必须提倡普遍植棉，家家纺纱，村村织布的任务。”（《毛选》第1084页）官四大娘领导非村人民群众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大力配合驻在汴村的我军后勤机关开展工作。地动员全村妇女组织了三个缝纫组，日夜为部队赶做棉衣，为前线纺纱织布、做鞋、磨面：号召村里干群捐粮捐柴，并组织民兵随时送到前线，有力地支援了转战在冀鲁豫的刘邓大军。

秋季，驻扎在滑县、濮阳交界的我军遵照毛主席“有些时机为集中兵力歼击敌军的目的，或使我军避免遭受敌军的严重打击，以利休整再战的目的，可以允许放弃某些地方”的指示，在蒋介石嫡系部队“老五军”的猖狂进攻下，向濮阳北撤退。官四大娘带领村干部和民兵武装继续留在村中坚持斗争。后来，随着敌军向汴村的逼近，上级党组织指示区、村干部，除了没有暴露的人，一律撤至清丰解放区。官四大娘为一些军烈属安排好生活，藏好用不着的文件、武器，对留下的同志再三交代后，最后一个离开了汴村。

人在异乡，心在汴村。官四大娘虽然到了后方，但她时刻惦念着被敌人占领的家乡，惦念着被“老五军”铁蹄蹂躏下的汴村人民群众，担心着留下的秘密党员，担心着藏起来的枪支弹药。多少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她冒着被捕的危险，往返几十千米的路，从清丰到汴村，把上级党的指示和解放区的喜讯传达到地下党员和群众当中，又从汴村回到清丰，把摸到的敌情及时送到上级领导手中。

撰稿人：王壮丽 孟瑞超

摘自：《滑县一村一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