凿空西域 张骞出使西域促进丝路大繁荣（下）

早在汉代之前，丝绸之路已经开通，但没有一个统一的、强大而昌盛的政权经营和管理，常常因为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纠纷和战争被迫中断，只能走走停停，断断续续，没有得到繁荣和畅通。张骞通西域之后，兼之卫青、霍去病征讨匈奴，河西走廊完全控制在汉帝国之下，汉帝国和西域，以及帕米尔以西诸多国家建立了通商关系，才使得这条横贯亚欧的大通道发展壮大，畅通无阻，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张骞的凿空之功

张骞首次远征，仅就预定出使西域的任务而言，是没有完成的。因为他未能达到同大月氏建立联盟，以夹攻匈奴的目的。如从其产生的实际影 响和所起的历史作用而言，无疑是很大的成功。自春秋以来，戎狄杂居泾渭之北。至秦始皇北却戎狄，筑长城，以护中原，但其西界不过临洮，玉门之外广阔的西域，尚为中国政治文化势力从所未及。张骞第一次通使西域，使中国的影响直达葱岭东西。自此，不仅现今中国新疆一带同内地的联系日益加强，而且中国同中亚、西亚，以至南欧的直接交往也建立和密切起来。后人正是沿着张骞的足迹，走出了誉满全球的“丝绸之路”。张骞的“凿空”之功，是应充分肯定的。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不仅是一次极为艰险的外交旅行，同时也是一次卓有成效的科学考察。张骞对广阔的西域大地进行了实地调查和研究，不仅亲自访问了西域各国和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诸国，而且从这些地方又初步了解到乌孙（巴尔喀什湖以南和伊犁河流域）、奄蔡（里海、咸海以北）、安息（即波斯，今伊朗）、条支（又称大食，今伊拉克一带）、身毒（又名天竺，即印度）等国的许 多情况。

回长安后，张骞将其见闻，向汉武帝做了详细报告，对葱岭东西、中亚、西亚，以至安息、印度诸国的位置、特产、人口、城市、兵力等，都做了说明。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为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保存下来。这是中国和世界上对于这些地区第一次最翔实可靠的记载，是世界上研究上述地区和国家的古地理和历史的最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开辟西南通道

自远古以来，中国西南部，包括四川西南。青海南部、西藏东部，云南和贵州等地，为众多的少数民族所聚居，统称为“西南夷”。战国末年 楚将军庄乔入滇立国，但不久即重新阻隔。汉武帝初年，曾先后遣唐蒙、司马相如开发“西南夷”，置犍为郡（今四川宜宾），并使邛都（今西昌 风流人物 313 一带）、榨（今汉源一带）、冉琥（今茂县）诸部内附。后因全力对付匈奴，停止了对西南的经营，中国西南各少数民族同中原王朝基本上仍处于隔绝状态，通道西南地区当时是十分艰难的。张骞首次出使西域后，向汉武帝 报告了所见所闻。此前，根本不知道在中国的西南方有一个“身毒”。张骞在大夏时，看到了四川的土产邛竹杖和蜀布，追问来源。大夏人说是商人从身毒买来的，证明身毒离蜀不太远。张骞向汉武帝建议遣使南下，从蜀往西南行，另辟一条直通身毒和中亚诸国的路线，以避开羌人和匈奴的 危险地域。

汉武帝基于沟通和大宛、康居、月氏、印度和安息的直接交往，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彻底孤立匈奴的目的，欣然采纳了张骞的建议，并 命张骞去犍为郡（今四川宜宾）亲自主持其事，这就是《史记·大宛列传》里记载的“乃复事西南夷”。元狩元年（前122年），张骞派出四支探索队伍分别从四川的成都和宜宾出发，向青海南部、西藏东部和云南境内进发，最后的目的地是身毒。四路使者各行一两千里，分别受阻于氐、榨（四川西南）和禹、昆明（云 南大理一带）少数民族地区，未能继续前进，先后返回。张骞西南通使，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对西南的开发贡献极大。

张骞派出的使者深入滇国（又名滇越），当地盛产大象，士兵坐在大象上作战，故又叫“乘象国”。在此以前，西南各地少数民族对汉朝的情况不甚了解。汉使者会见滇王时，滇王好奇地问：“汉朝同我们滇国比，哪一国家大呢？”夜郎国也同样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夜郎自大”的由来。通过汉使者的解释和介绍，他们才了解到汉朝的繁盛和强大。汉王朝从此也更注意加强同滇国、夜郎及其他部落的联系。至元鼎元年（前111年），汉王朝正式设置胖柯、越侥、沈黎、汶山、武都等五郡，以后又置益州、交趾等郡，基本上完成了对西南地区的开拓。

张骞二次使西域

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奉派出使西域。此时，汉匈之间的形势已经发生了逆转。公元前 127年，汉将卫青大败匈奴，控制了河南（今河套地区一带）；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征战河西，统治河西走廊的浑邪 王、休屠王损失惨重，引起匈奴单于的不满，打算加以惩处二王，浑邪王、休屠王得知消息，遂决心投汉，在汉军过河接应之时，休屠王中途反悔，被浑邪王所杀，率领河西匈奴各部投汉，河西走廊完全为汉朝控制。

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分兵出击匈奴，匈奴单于大败远遁漠北，自此“漠南无王庭”，其主力转向西北方。为彻底抗击匈奴，进一步开通中原与西域的联系，汉武帝召见张骞问计。张骞向汉武帝建议：“满溢恋故地，又贪汉物，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指乌孙祖上居住的河西走廊），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这就是张骞“断匈奴右臂”的著名战略思想。同时，张骞也着重提出应该与西域各民族加强友好往来，这些意见一一得到汉武帝的采纳。

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轻车熟路，率领300人组成的使团，每人备马 两匹，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这次出使西域，与上次大不相同，首先河西走廊已完全在汉政府管辖之下，其次，这次规模庞大，物资充足。张骞率领这支庞大的使团，一路西行，顺利到达乌孙的赤谷城（今伊塞克湖东南），由于乌孙内部发生王位继承的纠纷，西汉欲同乌孙联盟 共同抗击匈奴的意愿未能实现。但经过张骞传达汉武帝友好旨意和介绍汉朝的富强之后，使得乌孙与汉朝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乌孙王昆弥派遣亲信大臣为专使，携带良马作为礼物，前往长安向汉朝致谢。张骞在赤谷城期间，还通过乌孙的关系和影响，分遣副使持节到达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元鼎二年（前115年）张骞回汉，乌孙派使者几十人随同张骞一起到达长安。

此后，汉朝派出的使者还到过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中国使者还受到安息专门组织的二万 人的盛大欢迎。安息等国的使者也不断来长安访问和贸易。至此汉与西 域的交通贸易建立起来。张骞回到汉朝后，拜为大行令，第二年去世，葬于陕西城固县城以西三千米处的博望镇饶家营村。

西汉乌孙和亲

元封六年（前105年），乌孙王以良马千匹为聘礼向汉求和亲，汉武帝把江都细君公主嫁给乌孙王。细君公主死后，汉又以楚王戊孙女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解忧的侍者冯镣深知诗文事理，作为公主使者常持汉节行赏赐于诸国，深得尊敬和信任，被称为冯夫人。由于她的活动，巩固和发展了汉同乌孙的关系。这两次和亲，对于巩固汉与乌孙的友好关系，使乌孙成为汉在西方牵制匈奴的一支重要力量，以及发展双方经济、文化交流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司马迁曰：“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张骞出使西域，接触到西域各国的风土人情，使得汉朝开始对西域各国有所了解，促使汉朝与西域建立了友好关系，为后来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使西域正式归附西汉打下了基础。汉朝使者不断往来于西域诸国，一年多则十几次，少则五六次，都用张骞曾经的封之“博望侯”的名义，以便取信于各国。

为了打破匈奴对大宛的控制，并获得大宛的汗血马，汉武帝还于太初元年（前104年）和太初三年（前102年）两次派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大宛，迫使大宛进贡良马几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沿途中亚各国听说汉军征服了大宛国，无不大受震动。各国王公贵族纷纷派遣子侄跟随汉军到达中原，他们为汉武帝呈上特产贡品，并留在汉朝作为人质，表示对汉武帝的效忠。至此，张骞定下的用外交手段和贸易战来扩张汉王朝在中亚影响力的策略取得了完美成功。

此后，汉政府在楼兰、渠犁（今新疆塔里木 河北）和轮台（今新疆库车县东）驻兵屯垦，置校尉。这是汉在西域最早设立的军事和行政机构，为后来设“西域都护”创造了条件。神爵三年（前60年），匈奴内部分裂，日逐王先贤掸率人降汉，匈奴对西域的控制彻底瓦解。汉宣帝任命卫司马郑吉为西域都护，驻守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这是汉朝在葱岭以东，今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广大地区正式设置行政机构的开端。

促进政治经济往来

汉通西域，起初出于军事目的，但西域开通以后，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军事范围。张骞不畏艰险，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中国同西亚和欧洲的 通商关系。中国的蚕丝和丝织品、铁器、瓷器以及先进技术从长安往西，经河西走廊，今新疆境内，运到安息（今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再从安息转运到西亚和欧洲的大秦（罗马），把西汉同中亚许多国家联系起来，促进了它们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交流。

由于中国历代封建中央政府都称边疆少数民族为“夷”，所以张骞出使西域促进了汉夷之间的第一次文化交融。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蚕豆、苜蓿等十几种植物也逐渐东渐，并在中原各地栽培、传播开来。汉军在鄯善、车师等地屯田时使用地下相通的穿井术，习称“坎儿井”，在当地逐渐推广。此外，大宛的汗血马（也称汗血宝马）在汉代非常著名，名曰“天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中国的蚕丝和冶铁术的西进，对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甚大。史学家司马迁称赞张骞出使 西域为“凿空”，意思是“开通大道”，功高至伟，无人能及。自此，从西汉的敦煌，出玉门 关，进入新疆，再从新疆连接中亚、西亚横贯东西的通道畅通无阻。这条大通道，就是闻名后世的“丝绸之路”。

张骞被誉为伟大的外交家、探险家，是“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东方的哥伦布”。梁启超说张骞是：“坚忍磊落奇男子，世界史开幕第一人”。张骞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走出国门的使者，打开了中国与中亚、西亚及欧洲等国交往的大门，同时，也通过外交实践，第一次张扬起国与国之间平等、诚信交往的外交理念，构建了汉与西方国家友好交往的桥梁，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经济的交流和发展，为中国汉代昌盛和后世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为整个世界的文明与进步注入了新的活力。 （王彦峰 杨秀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