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请给冯道一点宽容

五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至为混乱，最为黑暗的时期。自朱温灭唐到赵匡胤建宋，其间不过50余年，中原却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5个朝代，皇帝也走马灯似的换了十几位，都是些短命王朝。如此乱世，很多人活着已属不易，但冯道却是个例外。他一生历经五代，长期身居相位，可谓“铁打的冯道，流水的皇帝”，被人戏称为官场“不倒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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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道(882年-954年)，字可道，号长乐老，瀛州景城(今河北沧州西北)人，五代时期宰相。早年曾效力于燕王刘守光，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并先后辅佐于后唐庄宗、后唐明宗、后唐闵帝、后唐末帝、后晋高祖、后晋出帝、后汉高祖、后汉隐帝、后周太祖、后周世宗等十位皇帝，还向辽太宗耶律德光称臣。期间，始终担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后周显德元年(954年)四月病逝。

冯道的这份官场简历实在有点沉。不管如何改朝换代，无论谁当皇帝，他都能稳居高位。这样的经历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那一片“高光”，属于冯道

冯道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君子还是小人？一个不知廉耻的奸臣？还是一个治世之能臣？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颇有争议，没有形成定论，其实也无法盖棺定论。纵观冯道的一生，瑕瑜互现、可圈可点，有很多地方还是值得称道，值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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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学苦读，文采斐然。冯道并无显赫的家世，祖上也只是世代务农的小门小户之家，社会地位很低。这使得他对下层人民的疾苦，有着十分深刻的了解。冯道是耕读并举的寒门士子，为人敦厚、孝老爱亲，从小就吃苦耐劳，勤奋好学，不管是大雪堵住了家门，床上积满了灰尘，依然读书吟诵，苦学不断。因为勤奋，冯道也拥有了真才实学。他擅长文章诗词，文思如泉涌，提笔即能一气呵成。他的文章除了词语典雅华丽之外，还具有义理包含古道，经常被周围的人传颂抄写。唐明宗时期，三次进献上明宗徽号的表彰，都是冯道亲笔撰写，其文浑然一体，不同于流行庸俗的体制，举朝上下为之叹服。

容人有度，胸怀宽广。冯道为人谦和宽厚，即使有人侮辱他，他也一笑了之。有一次，有人在一头驴的脖子上挂了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冯道”二字。冯道的家人倍感羞辱，非常生气，跑去向冯道告状，冯道却说：“天下叫冯道的人多的是，他又不一定是在说我。”

冯道在同州任地方官时，有一个名叫胡饶的前军吏，跑到衙门口把冯道一顿大骂。守护衙门的兵丁把他关押起来，并立即将此事禀报给冯道。冯道平静地对属下说：“这家伙一定是喝高了，酒后胡说八道，我们大可不必计较。”言毕，派人将其召入衙署，令人将一些醒酒的食品送给他吃。傍晚时分，胡饶酒醒后悻然离开了衙署，也没留下一句致歉之语。尽管如此，冯道自始至终都没有一点恼怒的意思。

你可以说冯道没有脾气，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气度胸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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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清正，不贪财色。冯道一生为官非常清廉，从不贪吃贪占。要知道，他长期居于高位，位高权重，要想为自己、为家人捞取一些好处还是非常容易的。冯道日常生活相当简朴，从不铺张浪费，其住所十分简陋，饮食也很普通，可谓安贫乐道。有一次，他随军出征，沿途一路都是住在茅草屋中，连床和卧具都不用。所到之处，一捆喂马的干草往地上一铺就解决问题，毫无怨言。发到俸禄后，交与随从、仆人一起花，与他们吃一样的伙食，同甘共苦，毫无高官的架子。当有将领将掠夺来的美女送给他时，冯道坚辞不受，实在推却不了，他也安分守己，另外找房子将女子安置，找到其家长后再送回去。

扶危帮困，救贫济弱。他在常山时，经常用自己的钱财，来赎取被契丹军队俘获的中原男女，把他们安置在僧尼寺院，然后一一寻访他们的家人，将他们送回家。在丧父后，冯道辞去翰林学士回到故乡守孝，正逢大饥荒，当即散尽家财救济乡民，自己却住在茅屋里，日常亲自耕田背柴。他发现乡民中有人田地荒废却又没有能力耕种，便在夜里悄悄地去帮人耕种，主人得知后登门致谢，他却表示没有值得感谢的地方。当地官员听说冯道日子过得很清贫，就给他送来“斗粟匹帛”，冯道却坚辞不受，誓与百姓同甘共苦。

启贤用能，重儒兴文。冯道担任宰相后，“凡孤寒士子、抱才业、素知识者”，即贫穷的、无背景的读书人和有真才实学、有事业心的人，都能得到提拔重用，而唐末的那些世家显贵，以及品行不正、办事浮躁的人则被闲置起来。后唐明宗年间，冯道与李愚等官员将原来刻在石上的儒家经典用雕版印刷。这是见于记载的首次以雕版印刷《九经》，是中国印刷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战乱不绝的五代能做到这一点，十分不易，冯道自然功不可没。

当然，冯道还有很多其他的优点，不一一列举。冯道的这些“闪光点”即使放在今天，也是我们所缺少，为我们所提倡的，而司马光却视之为“小善”，未免有失偏颇。

骂声一片，冯道“太难了”

冯道死后，后世之人出于正统的忠君事国观念，对他非常不齿，一片骂声不断。欧阳修骂他“不知廉耻”，司马光认为“妇之从夫，终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无贰。此人道之大伦也。苟或废之，乱莫大焉!”。因而，冯道被司马光痛斥其为“奸臣之尤”!明清时期的王夫之、王鸣盛、赵翼等人也对冯道不同程度的蔑视和批判。当代历史学家范文澜更是对冯道痛加挞伐，斥之为“奴才中的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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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尽是一片骂声，也还是有一些零星掌声。宋初名臣范质对冯道的评价是:“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王安石则认为冯道能够在乱世忍辱负重，乃是接济天下苍生的行为，是真正的儒者，谓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诸佛菩萨行。”

而与冯道同时代的人，大都对他赞誉有加。五代时期即有“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偁誉”的声望，《旧五代史》盛赞“道之履行，郁然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冯道去世时正好是73岁，与孔子同寿，故“时人皆共称叹”。死后葬礼万人空巷，纸钱飞扬，道路两旁的树枝都染成灰色。后周世宗为此罢朝三日，以示悼念，并追封其为瀛王，谥号文懿。

金杯银杯，不如人民的口碑，这奖那奖，不如群众的褒奖。人民是历史最好的评判官，能得到上至君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的如此厚爱，已经能说明问题了，这其实就是对冯道的最好褒奖。

对冯道，还是别太苛求

鄙人以为，对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要客观公正，不能人云亦云。同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单纯地以今人的眼光看问题，不能割裂开了看问题，而应站在历史人物的特殊时代背景看问题。冯道最令人诟病的是一个接一个的换主子，但如果站在五代那个特殊的时代，设身处地的替冯道想一想，你便明白冯道的每一次选择，其实都是无奈之中的选择，是无解中的最优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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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人的评判，不能简单地用白与黑，正与邪，忠与奸来评判。我们小时候看电影时，一看那人的长相、言行举止就说这是好人，那个是坏人，现实中却不是这么回事。好人有长得歪瓜裂枣的，坏人也有仪表堂堂的；好人有时会干坏事，坏人有时也会做好事；没有绝对的黑，没有绝对的白，更多地介于灰。做人不可能像人民币，人人都喜欢你，只要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能接受你、喜欢你就可以了，如有百分之百的人都喜欢你，那一定有问题了。

在司马光等所谓正统历史学家眼里，“一臣不事二主，一女不嫁二夫”。忠君，而且不管国君是人是鬼，作为臣属，都要从一而终，这是大节，违背了这一点，其他方面再好，也是不足称道的“小善”。这一正统史观不仅影响到对冯道一类历史人物的评价，而且至今毒化着国人的思想意识。这就相当于今天，一个女子嫁了一个男人，不管这个男人品行怎么样，哪怕是一个坏透顶了的渣男，也应该嫁了就嫁，这辈子只能认了，如果要想离婚改嫁，那就是这个女子的不对了，那就会被骂不守妇道。

冯道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最频繁的时期，他一生所事四朝十帝，合计不过三十一年，平均每朝(含契丹)仅六年余，每帝仅三年余。最长的唐明宗和晋高祖在位也只有八年。而且，这四个朝代都是靠阴谋与武力夺取政权的，契丹则是趁乱入侵的。这十帝之中，除了个别皇帝，特别是最后一任皇帝——后周世宗柴荣贤明能干，具有雄才大略外，其余的一个比一个荒淫无耻、血腥残暴。为了夺得权力，父子相残、兄弟操戈、君臣火拼的事时有发生。普通百姓的性命更是贱如蝼蚁，大量的平民百姓被屠戮残杀、血流成河，人口锐减程度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一个朝代。晋高祖石敬瑭更是靠出卖国土、引狼入室才当上“儿皇帝”的卖国贼。这些帝王大多是“乱臣贼子”、昏君暴君，称之为豺狼虎豹也并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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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一些野兽皇帝，人人自危，自保性命都是问题，后世的一些“道德模范”却要求冯道要忠君殉国，不能随便换老板，换了就是“奸臣”、“小人”，就是“乱臣贼子”，就是大逆不道。那些谴责之人，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痛，没有生在乱世不知乱世之苦，为暴君们卖命值当吗？必要吗？

相反，我觉得冯道作为一个读书人，不读死书，不认死理，懂得变通，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发挥自己的作用，这难道不是明智之举，不是政治智慧吗？至少，冯道跟过的每一个老板对他的能力素质、敬业精神都是相当认可的。在每一个岗位，冯道都是踏踏实实、勤奋敬业的“好员工”。在几十年的宦海生涯中，他也没有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我觉得够了。

有些人最无耻的一点就是时常以圣人的标准约束别人，而以贱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谴责冯道，苛求冯道还是有点过了，毕竟他不是圣人。

历史，还请给冯道一点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