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便利的事物越有可能成为捷径，成为使人放弃思维与行动，沉湎其中的陷阱。电影中的语言也是这种带有毒瘾性质的便利道具。也许我们在过度依赖言语，致使我们以为它已经成为唯一的语言。以它为统治性的信息传递权威，放弃了从复杂的图像语境中建构叙事脉络的意愿。

凭着对快消时代的人们无暇欣赏缓慢、悠长事物这一现象的过度关心，艺术家开始盛产光有直白的言语而没有可以与想象调情的语言的便当作品。使观看影视剧成了用开水泡面般的无聊圈套。

巴勒斯坦人苏雷曼，既是导演，也是演员本人，利用《必是天堂》，以接近哑剧的喜剧表演风格改变不费脑力式的观影习惯，也在解构东方学。

戏里戏外的西方均将巴勒斯坦与战乱、冲突相联系，电影以It Must Be Heaven为名，借苏雷曼的纽约、巴黎之旅，在明面上肯定西方的东方学时，又带着调侃的实质去讽刺西方的话语强权。

必是天堂，必是天堂吗？仔细看一看，无论是纽约还是巴黎，都曾令人惶恐不安，或者，正在令人惶恐不安。世界各国既被它的子民渲染成和平和睦的世外桃源，又在以多重多样的内外部矛盾推翻前者的华丽措辞。

在西方惯性解读巴勒斯坦时，其实世界无处不巴勒斯坦。

苏雷曼将自己伪装成参与到事件当中的人肉镜头，嵌在拿撒勒、巴黎、纽约。他在影片当中唯一的台词，便是向纽约黑人司机交代自己的来路，那是底气十足地向西方申明身份的一章。不过，他也没有特别为巴勒斯坦打抱不平。他用挑动的眉毛为唯一的表情，冷静旁观三个世界。将为电影所仰仗的对白变成了独白，以“没有对话便没有统一结论”的宽容去呈现所谓的地狱或天堂的真实面貌。是非全在指向性不明确的，同时又意味深长的图像当中。

拿撒勒

拿撒勒确实有能够佐证西方学者笃信的东方学的证据。这里的街头有械斗，酒馆里有虎视眈眈的秃鹫一样的同胞男人。标记文明进化程度的广场上有男人小便，而拿着望远镜，本能看得更加清楚的警察们却对眼前的原始野蛮行为置若罔闻。

苏雷曼不用话语评判，却在用沉默审视。拿撒勒当然算不上天堂，他没有否认这一点。他的邻居可以堂而皇之地走进他的庭院，摘取他的柠檬后却不以偷窃为耻，反而以“每次进来都会敲门”为文明的铃声。另一个邻居会在路上堵住他，自顾自地向他讲述颇具寓言意味的故事：蛇如何给他的轮胎吹气，并抬起前半身向他鞠躬致意。他们自欺、自恋，然而这些还可以算作是鸡毛蒜皮的，甚至还有些滑稽可爱的毛病，究竟是如何被涂改成千篇一律的“战乱”的了呢？

苏雷曼在看似没有线性联系的片段中凝视，在不确定中走出迷城，在历经远方之后，试图探讨出一个确定的答案。

巴黎

苏雷曼或坐或漫步在巴黎街头，这里确实有迷惑人的部分。穿梭往来的时尚人群，正在把这里包装成人人心向往之的繁华都会。即使夜幕降临，从对面楼栋的显示屏上，还能看见T台走秀。

但这里也会有声色销迹的荒漠时刻，第二天，巴黎宛如空城，只有堆得比垃圾桶还高的酒瓶子向苏雷曼证明，昨天见过的热闹是真实的。

公园中只剩下树和风，风顺利无阻地在空城中流窜。偶尔，苏雷曼能在建筑群中聆听到这座城市为他敲击的浪漫音符。比如上方的飞机轰鸣、眼前的坦克喧嚣。频繁出现的代表安全的警察要么是在汽车面前逡巡，对车底下的一束花浪费时间。要么是煞有介事地丈量店铺的占道范围。

警察国家与暴力执法的荒谬、社会福利的铺张，这些“天堂”国度里的人间痞色。

最将人间之景生动呈现的是“座椅之争”。围绕着喷泉的一圈座椅从昨天的无人问津到今天的身价飙升，成为了人们争先恐后的稀缺资源。人们争抢一席之地的理由不全是需要的目的，只是为了占有或宣示实力。骑着自行车的健壮青年会从蹒跚的老人面前抢过那把椅子。将要离开的人舍不得费劲周折得来的利益，宁可撅着屁股也不放下椅子。更有两名绅士，在即使椅子已经有了主人的前提下，仍要紧紧跟着，随时寻找”虎口夺食“的机会。

前往巴黎时，苏雷曼乘坐的飞机曾遭遇颠簸，当乘客及空乘对此无动于衷时，只有苏雷曼瞪着好奇或慌张的眼镜张望来张望去。在那撇代表异乡人身份的眼神中，是好奇、困惑和警觉。他看见了拥挤背面的空旷、福利后面的榨取、文明后面的野蛮。它代表，危险暗涌在习以为常所造成的盲视当中。

纽约

纽约的黑人司机在得知苏雷曼是巴勒斯坦人后，兴奋地给他免了单。在他的熟络中，能看见西方大众对巴勒斯坦接近怜悯式的热情。然而此时的纽约，其实更需要这种同情的眼光。

在这个国家动辄以“主持和平”为目的，对他国进行干预的政治宏图中，自己的人民却要随身斜跨枪支，甚至已经习惯到像提着菜篮子一样日常。在这个国家强调解放与开放的文化前景中，在歌颂欢乐的乐队后，是一群动作整齐划一的古板母亲们。

纽约的公园步入了深秋，那里层林浸染，树木绣着斑斓的色彩。不过在树木的背后，耸立得更加高远的还是那片灰色的、一致的楼群。这里出现了一位天使，不过她有强烈的企图心，她身上裹着巴勒斯坦的色彩。她想要表达的诉求被纽约的警察围堵，这里上演了一场滑稽的追逐戏。

强壮勇猛的警察力量在追逐中缓慢、迟钝甚至愚蠢。当他们终于“抓捕”到了天使，试图用布蒙上那身招摇的巴勒斯坦色彩时，天使却遁地消失了。

是掩盖式解决方案无法触碰到问题的本质，还是权力善于玩表面安抚实际消声灭音的屠戮把戏？

在上演化妆游戏的街头上，苏雷曼看见死神在小摊前吃东西。那位从警察的蒙布中逃跑的天使，正骑着自行车驶过街头。美国，纽约，究竟是手握至上权力，却要为三餐发愁的死神，还是长着翅膀不能飞的天使？其实他们二者殊途同归，都难逃一层油墨。

苏雷曼回家了，在游览了一番它乡“天堂”之后。不管是巴黎还是纽约，都没有采用他那关于中东和平的剧本。和平本身既是声势浩大的愿望，又是人们私底下心照不宣的玩笑。一个不能接纳构建天堂草案的地方，必定不是天堂，苏雷曼只好回家了。

他的邻居还是照常来，不经同意摘他的果实、修剪他的树枝、给他的树浇水，缺乏周到和礼貌的擅自做主中又流露出充沛的热情。郊外的林中，头顶盆子的女人摘下了头巾，缓步回家。

苏雷曼继续记录碎片化国家、碎片化时代，在拼拼凑凑，并不严丝合缝的叙事中，留下一些需要观众自己联想的空白。他的电影少揭示一点，看他电影的人就得多想一会儿。

影片结尾，苏雷曼坐在酒吧里，听年轻人的吵闹。而影片的开头，是肃穆的宗教场景，人们唱同一个旋律，在宗教权威带的领下，形成方阵。到了结尾，权威被年轻而平等的群像打散，同一旋律被闹哄哄的杂音冲垮。这不一定是苏雷曼的刻意对照，然而又确实存在故意调侃的成分。

我们看起来和谐，就真的团结了吗？我们看起来无序，就真的凌乱了吗？前面那个问题，针对西方世界，后面那个困惑，苏雷曼的电影代替巴勒斯坦提问。

苏雷曼总是不脱帽子，除了他在睡觉的时候，他总是一副要随时启程的样子。

他还要去寻找天堂吗？不用了吧，我喜欢他站在海边的那个场景，有欢迎和目送的意思。创造一些崭新的话语，摒弃一些陈旧的观点。

大海是蓝色的，没有尽头，天堂在哪儿？不在我们所处的任何地方，也在我们能看见的任何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