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通读了美国罗威廉的心血巨制《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对其认知有了新飞跃。一个更加生动、壮阔而立体的人物呈现脑海，私誉之以中国版亚当·斯密。

桂林相国陈弘谋

在中国本土政治经济学界里，有一种中国缺少亚当·斯密式的人物而慨叹的悲情云朵压抑盘旋，情同世界著名航天弹道科学家钱学森为科学发问一样？

笔者今天大胆宣告，中国版亚当·斯密是乾隆盛世的辅宰重臣——桂林相国陈宏谋，一个被乾隆“活活掐死”的资本市场经济大师。(纵观数千载中国，缺乏袁隆平式的世界级科学家，是特殊的政治文化造就的，也是当下千篇一律的新中国需要深刻反思的)

笔者以此文略述中国版和英国版亚当·斯密，以及一个乾隆赖以盛世而不可或缺的重要股肱之臣、守正创新的改革家——桂林相国陈宏谋。

陈宏谋和亚当·斯密的比较

陈宏谋（1696—1771年）和亚当·斯密(1723——1790年)同处雍乾年份，两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实践的行家，是东西方原初资本扩张和市场经济发端的见证者和推动者。

亚当·斯密因经济学巨制《国富论》对世界经济的伟大贡献而家喻户晓，陈宏谋以东方伦理学巨制《五种遗规》等系列丛书、数十万之言却鲜有人知。如果不是乾隆从中作梗，笔者推测陈宏谋将盛大推出《六种遗规》之《富国遗规》（其实《从政遗规》就浓缩了“强国富民”的智慧，言政治必及经济，两者素来不分家）。

《国富论》之亚当·斯密

陈宏谋和亚当·斯密都集合了东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双重身份。亚当·斯密何以《国富论》赫名于世，背后需要一个伟大的灵魂来支撑，这个灵魂修著了少人听闻的伦理学大作《道德情操论》（陈宏谋《五种遗规》等著影响至民国，其实还不够）。

在《道德情操论》里，亚当·斯密发问：为什么有的民族发达，有的却十分落后？他解释道：自私自利是人的普遍本性，但是人还有一个获得社会认可和尊重的本性，这个利他本性规范了逐利本性的手段，是人类永恒的法则。可以这样认为，道德情操论就是英国绅士亚当·斯密的思想原貌。

那么，《五种遗规》则是陈宏谋期望的社会生态规范，以《养正遗规》、《训俗遗规》、《教女遗规》、《学仕遗规》和《从政遗规》分门别类地规范五个社会群体，包括遗规之外的《在官法戒录》、《大学衍义》和《课士直解》等，都是良心、良知和良能的守正教育，当然还包括《陪远堂手札》等，无不充斥着伦理学泰斗陈宏谋对国家后备力量教育的拳拳之心，涵盖儿童教育、女性教育、人生立志、正统风俗、从政为官、经世为人等等方面，真可谓“所至惓惓民生风俗”（乾隆皇帝语）。

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家曾氏家族并没有像样的族规，他把陈宏谋《五种遗规》等奉为家门振兴的必读书目，他立志学陈宏谋编辑属于自己的著作，遂有后来的《曾国藩家书》等系列丛书被世人追捧。

而曾国藩追随陈宏谋的缘起，在于他独特的生存哲学，也就是陈宏谋独道的从政经世之道，就是陈宏谋可以与英国经济学泰斗亚当·斯密相提并论的“经世”思想。请继续关注下文。

陈宏谋德才兼备的“体用思想”是多方碰撞的涤荡和汰选

陈宏谋出身岭南西粤的桂林，洒扫干净、勤俭节约的横山父母和当地敬天敬祖的祭祀风俗，是陈宏谋朴素思想、平民思维第一项原生发源。

田野教育的生命体认让他对天地君亲师有了根深蒂固的敬畏感，关心体恤底层的为政思想也来自他天然的农民阶层身份。

在翰林院庶常馆深造的时候，他有机会结识了乾隆皇帝的老师朱轼。陈宏谋之所以推崇司马光和陕西关中实学，朱轼满是干货的实学和实操教导给了他最直接的启发。

内敛、严谨、执拗又自信的个性，包含了他对人性的善良和对政府的乐观，而官僚政治的险恶斗争又令其常持必要的警惕。陈宏谋笑对碰到的挫折和来自外部的无端攻诘，当做成长的铺路石，淬炼了他“不怕事、不惹事、能扛事”的朗朗硬骨，“宦海无定，经一番波浪，增一番阅历。”

陈宏谋《五种遗规》

对于“为恶得福，为善得祸”的问题，历经风波的陈宏谋抚慰同僚：“君子不争一时之福祸，而争千古之名义，穷之流芳百世”。

为了有所作为，主张维护平民利益的陈宏谋喜结交高层领导和贵族干部，但是他从来不卷入派系斗争和主流学术没有意义的争辩。他认为学者必须是服务于公众的积极分子。

陈宏谋熟识潜规则，他讲究人情却不世故。凭借这点，他积攒了大堆同僚粉丝。

知行合一（体用合一）是陈宏谋受益终身的王阳明思想核心主题，他告诫苏州紫阳书院，“学问之无关于身心者，其病在求知而不求行”，“书自书而我自我”的读书人被定性为有知识没文化的于世无用、徒劳无功之人。

改革派陈宏谋的实用为政，集合了半个务实派的王安石和半个亲民派的司马光

陈宏谋早期从“宋碑看桂林”的丰富历史宝库中，站在湖湘学派一代宗师张栻(桂林知府)的肩膀上，建构了崇实经世的原初思想和从政画图；面对漓东普陀七星的“北宋元祐党籍碑”，他向老师们请教了北宋灭亡的原因，政治家王安石和司马光也双双进入了他的人物图谱。

陈宏谋认为司马光的生活和工作是体用合一的典范，极其欣赏他专注国计民生而很少形而上的思考。他发现司马光的女性伦理和家庭管理问题观点比程朱理学更为宽厚。

司马光对陈宏谋有两大影响力，一个是正确总结的前史经验，一个是超越激进派王安石的政府设计。

司马光《资政通鉴》

司马光第一项影响力是司马光编辑的《资治通鉴》对后世大有裨益，受皇帝委托和老师张廷玉的指导，陈宏谋三编《纲鉴正史约》，颁发给云南和陕西的所有官办学校，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一个历史比较学者的真知灼见。历史精华、儒家经典和理学识见的三者结合，是陈宏谋和前辈司马光的共通之处。

司马光的第二大影响是他对空想还激进的王安石的批判。王安石主张强而有力的集权政府而加强社会控制，而司马光却主张“小政府、大社会”以防止过分侵犯、索取百姓利益，这两个政治观点在后世反复政治实践且不同程度的受用获益。

王安石的观点没有在陈宏谋的辑著中出现，并非完全否定王安石，他作为变法派是很推崇王安石的一些政治主张的，比如王安石主张的中央集权和全社会动员的积极有为的治国之道，只是他不想因为支持备受争议的王安石而惹祸烧身。（笔者佩服陈宏谋不露锋芒的政治敏锐感）

陈宏谋对王安石过分的性善预期、机械的集权控制和打击私人利益的做法颇有微词，但也非纯粹的司马光主义。平民主义的陈宏谋反对司马光的贵族思想、过分等级观念和过度放任、消极而无为怠政观。

陈宏谋的传统儒家思想和维稳的许多观点政策有司马光的影子，是一个积极、亲民而有为的司马光；但在企图新作为上却更像王安石，应该说是务实派的王安石。

陈宏谋维护支持“性善论”的王安石和他的国家集权制下的社会财富增长和社会行动计划。陈宏谋把发展学校、追求利润、扩大再生产、金融扩张和市场选择等王安石政治主张付诸了地方社会治理的有效实践，比如“云南铜政”、农业开发运动、发展义学和建设社仓等。

王安石

陈宏谋痛惜王安石的变法失败，败在他对复杂人性的理想主义，败在没有一帮精通实用知识的人才队伍。而司马光是精通专业的政府公职，他对个人品德修养持不懈追求，对政治更多人文关怀。在乾隆时代，陈宏谋披着司马光谦谦君子的外衣，克勤克礼、持慎有恭地走着王安石的路。

陈宏谋在复杂政治环境下，以司马光之谦慎、王安石之图强，孜孜不倦地贡献国家

曾国藩格外佩服陈宏谋的治世方略，是他以守正的仁政为人和创新的经济思维在危机环视的乾隆朝廷，屹立不倒。

陈宏谋的著述能逃出文字狱的珠网密布，也算是他的观察独到，所以他的言论和著作让吹毛求疵的奸探找不到半点类似“清风乱翻书”的邀功嫌疑。

陈宏谋熟知的对他有提携之恩两朝元老张廷玉，八年即升巡抚的同年好友尹继善和他的舅舅大学士鄂尔泰，政治盟友孙嘉淦，携手调查鄂昌(鄂尔泰之子)西北战事失利的搭档重臣刘统勋，一起彻查缘起海宁查嗣庭案(金庸祖上)的浙江舞弊大案、后高居直隶总督的李卫，曾经叱咤风云的田文镜……都在雍乾两朝皇帝手中栽过跟斗。政治前途戛然而止的有之，革职思过的有之，降级处理的有之，杀头谢罪的有之。

唯独陈宏谋知虎而行、奇招淌险，守“不怕丢官”之正，摘“终得升官”之果，乾隆皇帝起初对其父亲的“亲信遗产”，持尽信不如不信的态度。后来，几次三番欲望痛击他，却被陈宏谋的忠耿和有为所叹服，终将其视为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和灭火将军，哪里有棘手问题，往往想到他的经济大师陈宏谋。

桂林临桂区横山村陈氏宗祠

乾隆皇帝的雄图伟略，离不开“天地人”观念很重、行政灵活、经济独道的陈宏谋。陈宏谋力主扩大种植规模、品类，“积储为民命所官，亦当今切实要务”，他为国家成就了包括粮食供应的一整套社会供应系统。比如，“湖广熟、天下足”，出自两湖巡抚陈宏谋之手。

陈宏谋给乾隆皇帝奏疏：“盛朝休养日久，生齿殷繁，纵尽水滨山涯皆为民业，犹恐有限之地，不足以养滋生之民……以官养民，而不以民养民，力所不及，势有所穷。此司土者所不能不转展于心，惧无以副圣天子惠元元之意。”

陈宏谋夙心不寐的是纯粹的土产和封闭的区域供应对国计民生无以全济的焦虑，商业经济成为他特别关注的民生领域。陈宏谋的商业思维发端于农业产品的商业化跨区运营，而粮食的商业出口是清朝历任皇帝极力反对的，但是在非常时期却有陈宏谋的非常之策，比如：主政福建期间（1752—1753年），他上奏说服皇帝解禁海峡两岸的贸易控制，以台湾富产的余粮填补福建所缺，也促进了对岸农业经济的发展。

陈宏谋当然希望贸易广泛开放，让福建的民生收益。1753年，他把允许泰国商人到厦门合理价格出售大米之举具奏皇帝，并提议将官办转为民办，这个提议和计划的实施收效显著，粮食困顿得以纾缓，民营经济也显示特别的活力。尤其是他智慧地突破朝廷颁布的“中国商人三年海外逗留期”限制，扩大中国商人南洋贸易的品类和年限。而因这样的时效开放政策在全国备受瞩目，被南部大省广东成功模仿，此举被户部以新商业法令颁布下发，也造就了一代资本大鳄，比如盐业起家的两广首富、江西临川籍桂林李宜民(三元及第陈继昌德配李氏孙女)，类似这样的商业市场行为很多，不再多加罗列。

陈宏谋治理的营商环境是十分宽大的，他清楚无商不奸的行业弊端，但是他认为政府对过分的商业谋利是完全可以有效施策的，这是他一直谨慎而乐观的全局把握。

但是，乾隆皇帝忌惮庞大的利益集团产生恐对有效政治控制的十分不利，两广总督陈宏谋更大的开放盐政被上峰撤换，接任者吉庆调查结果认为，陈宏谋没有什么商人挟持、贪污受贿的罪过，盐业的官商配额也在“保民生基本”的合理范畴，罪在他过于超前的市场化商业运作，一个活络的商业帝国被乾隆皇帝惮之而掐死。

乾隆后二十年(1775—1795年)，商业收拢的清帝国开始走下坡路，而商业思维旗鼓相当的西半球的英国，采取开放的市场化政策，促进因工业革命而生新业态，这是陈宏谋预想而未曾实现的商业梦想。

陈宏谋经世地方三十年(1733——1763年)，是清朝错过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黄金时期。乾隆如果是雍正，当不如此！

何况反对搞团团伙伙、富有政绩的陈宏谋，吸引了一帮或贵或富或贱的政治拥护者，按普遍逻辑推测，崇尚实学、政经一体的朝廷高级官员陈宏谋，比较英国象牙塔里的教师亚当·斯密，要更富含商业实务经验。

因为特殊的政治文化，中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起得较早却赶了趟晚集。扼腕叹息！

END

作为同乡，为中国的亚当·斯密——陈宏谋而鼓呼，责无旁贷！遂生此文，不足之处请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