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梦也不估计会有今天这点日子过

老张是医生，退休后学的驾照，买了张奔驰车，载着老妻，继续发挥余热，在这片土地上治病救人。有一次，我们相遇，在一起聊起来。我问：“张医生，今年出去旅游了吗？”他笑着说：“60岁，每年出去两次，到俄罗斯、美国、新、马、泰、台湾、香港看风景。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今年74岁，心有余而力不足，自然的规律，就不出去了。”我又问起他给人看病情况，他说：“附近的患者打来电话，都是些老朋老友老熟人，不给人家治疗一下，情面上说不过去。开个车，一下就到了。我去了，把病人的病治好，病人高兴，我也高兴。我们这代人是从穷苦中走过来的，做梦也不估会有今天这点日子过。”张医生的妻子坐在旁边，接丈夫的话说：“哪个想得到？当年我在食堂工作，一角钱一公斤洋芋买来，连皮都舍不得削去，就这样砍砍熬给职工吃。哪像现在，洋芋放排骨，放作料蒸出来都没几个人吃。”

年青一代对张医生说的话有没有同感我不知道，但像我们这些老辈子，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艰难，又赶上改革开放后的富裕，两相对比，天上人间，张医生说的是大实话。我去赴朋友的宴请，在馆子里，菜肴摆上来，猪牛羊肉，鸡鸭鱼是主打菜，有的人家12道，有的人家15道菜，花花绿绿，色香味俱全。夹着菜，喝着酒，我对同桌朋友说：“以前的地主资本家算什么呀，看看餐桌上摆的的这些，他们不一定吃得起。”朋友们都说是。

一中年人说：“你们那代人小时候，我们不知道了，我们小你们二三十岁，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学校大门口那里，有个老人卖小米糖，五分钱一小块，一角钱一大块。嘴馋了，买不起大块的，只能买小块的。大人给我们零花钱，就五分，还不是天天给，偶尔给一次。有钱的时候买，没钱就买不成。糖买过来，要找个背静的地方躲着吃，就怕同学看见了伸手要：‘给我点吃吃嘛。’给么，又舍不得；不给，又伤了和气。”

我说：“你们那时好歹学校门口还有小米糖卖。我们读书的时候，石洞村这大的村子只有得起一家供销社在那里卖东西。水果糖一分钱一颗，一个大玻璃瓶装着，摆在柜台上，瓶口上的盖子锈迹斑斑，黑漆漆的。要吃糖，大人没有一分零花钱给你，自己去捡牙膏皮、鸡毛什么的来卖，或是割马草担到县城去出售，换了钱才可以拿来买糖吃。现在呀，村子里超市就开了四家，且规模都不小，货物齐全。买食油、买衣裳裤子，买袜子、拖鞋、扫把什么的，在超市里就能买到。”

另一个朋友插话说：“李老师，你还有印象吗？王柳金去母鸡山砍松枝，他爬那棵松树有点高，脚把松枝踩断，人掉下来，跌伤腰杆。我去背他，坐都没有坐起来，才拉他的手，一下疼得大叫起来。跑回家跟队长讲，想了个办法，赶张老牛车去，三个人把王柳金抬起来，平睡到车上。那时的路又不像现在修了平滑滑的，土路，这里一个坑，那里一个塘，上坡下坡，车轱辘颠簸震动。颠一下，他在车上妈呀喊一声，心情不紧张是不行的。但你有什么办法，只有这么点条件。要是在现在，不要说叫救护车，随便找辆三轮车去，比那好得多。”

我接他的话说：“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学校找了张大卡车，一个人出15元钱，拉着我们去昆明。一所学校的年轻教师，全没去过省城。能去那远的地方玩耍，大家很高兴，很激动。村里的怀明大叔，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参的军，他讲过，新兵从泸西出发，靠脚走，一天走到师宗县，第二天从师宗走到汤池，坐小火车，第三天才到昆明。我们能乘大卡车去昆明算是好的了。早晨七点发车，从圭山方向，弯弯曲曲，穿行崇山峻岭。过村庄的时候，看见路旁房子低矮，麦草房随处可见。山地里的包谷，背的包子很小，一拃那么长。没有柏油路，全是砂子路。车驶过，轮胎把砂子轧了飞出去，发出当啷的响声，带着金属的钢音。后面扬起漫天黄灰，黄灰飞到车厢里，等到达昆明下车来，一个望望一个。头发上，眉毛上，鼻孔两旁，衣裳裤子上，全覆满了灰尘。一车人就像从灰堆里钻出来那样，人形都不像了。”

“再看看今天，前年我到江苏常州开会，7点50分搭乘高铁从呈贡出发，中间12个小时吃喝拉撒全在车上。坐在舒服的椅子上，如履平地，一点灰尘也没有。出门时穿干干净净的衣裳裤子，行千百里路，到站时还是干干净净。到宾馆冲洗个澡就行了，用不着更衣。”

“高铁过贵州贞丰。20年前我来过这里，县政府建在山坡上。真的，我们村普通民居比这还好。现在经过，透过车窗看出去，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街道宽阔，绿树红花，完全不是旧模样。我们村一个学生考取公务员，就在这座县城工作。以前觉得，这地方都敢来？看了以后，一反过去的认识，这里变成了好地方。她要回家，搭上高铁，一二小时就到昆明。换在以前，不可想象的事情。”所谓中国梦，就是让人民群众的日子吃着甘蔗上楼梯，一节更比一节甜，把梦想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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