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13）

我父亲因为有五年的柜台学徒的经历，又懂财务知识，1952年被政府安排在洋坪镇食品所工作，我母亲1953年初正式成为脱产干部。我母亲1953年2月去洋坪镇政府开结婚证明，开证明的领导百般阻拦，愤愤不平地说：党组织培养你多年，这么多南下的领导干部你不找，你非要找一个落后分子结婚。我母亲据理力争，说我父亲是新中国的青年，也在为党工作，怎么是落后分子呢。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父亲之前写了入党申请，党支部讨论通过的时候，有人说我祖父祖母如果不抽鸦片败掉田地的话，划成分应该是地主，说我父亲解放前就是地主家的小少爷，上学是长工背着去的。所以，我父亲的入党问题就搁浅了。事实上，我祖父祖母因为治病抽上了鸦片，在1943年就已经卖完了所有的田地和山林，划成份的时候被划为小商，不属于剥削阶级。

我母亲觉得自己是从宣传婚姻法和土改法走上革命道路的，坚信开证明的这个领导的做法是错误的，她直接去找区委书记，说明情况之后，区委书记亲自带我母亲去开的结婚证明。我父亲和母亲拿了结婚证后，来到我外公家，告诉我外公外婆8月份办婚事，然后，我父亲和母亲就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

外公外婆知道我父母的婚事定在八月初，进入七月底后，就掐着日子，着手挖花生、晒花生。其实，花生还没有完全成熟，还要等十天半月才完全成熟，但是，因为我父母工作太忙了，工作和农时无法两全。外公边挖花生边抱怨，说花生太嫩，挖早了可惜。在我父母定的正期前两天，外公外婆把花生瓜子糖都准备好了，我母亲也回家了，可是，她跟我外公外婆说，婚礼不能按期举行了，明天要去旧县（地名）参加脱产干部扫盲班学习三个月，结束后马上去宜昌团校学习三个月。

外公一算时间，要推迟至少半年，花生瓜子都炒好了，外公外婆好郁闷。好事多磨，1954年3月10日，我母亲和父亲在我父亲的老祖宅，由我的二爹二妈主持，请送亲和接亲的亲戚吃了一顿饭，就算是给他们办了婚礼，新房在老祖宅的正屋，这间正屋是这栋老祖宅最好的一间房，冬暖夏凉。因为我的祖父祖母早就去世了，三爹三妈和四爹四妈结婚后都是自立门户单过，我的父亲母亲当然也是单过。二妈给我母亲端了一瓢麦米到他们的新房，我母亲知道下一顿该自己煮饭吃了。

结婚三天后，我父亲被组织安排去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参加“政治审查”工作。“政审”是对党政机关、人民团体、财经和文教等部门全体干部的政治审查，对干部的政治历史情况作出结论。父亲参与的是审查他们财贸系统来自外地的工作人员，审查他们在原籍的政治历史情况。一个曾经被冠以“落后分子”的人，被委以重任，参加了政审工作，是因为组织已经给他下了结论：一是没有历史问题，二是年轻，三是有文化。我父亲他们结束政审工作以后，路过南京，给我母亲买了一条丝质的手绢作为礼物，上面绣有一枝红梅花。

我母亲从宜昌团校学习回来后，被分配到双路管理区从事民政工作。民政是一项为国分忧、为民解愁的工作，有对军烈属和公残人员的优抚工作，也有婚姻登记、收容遣送、减灾救灾、社会救助等民生工作。（待续）

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