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姥姥

姥姥是个女汉子。在我的记忆中，姥姥总是手里夹着一根烟，盘腿坐在炕上，眼睛望着窗外，在沉思。姥姥一辈子只认识两个字，男和女，这两个字也是为了进城才学的，不至于走错了厕所。姥爷有文化，却没给姥姥扫过盲，可能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姥姥自己不爱学。姥姥天资聪明，性格开朗，说话风趣幽默，引人入胜，看问题明白透彻，一针见血。妈妈说，姥姥懂道理、明事非，和村里人相处得都很好，村里的女人们有事都喜欢和她商量。我认识姥姥的时候，姥姥已经青春不再，在姥姥身上似乎看不出多少女性的特征，姥姥长得不丑，但是从来不爱打扮，甚至不爱洗脸。曾经去我家的时候，每天逼着她洗脸，回到村里有人说怎么脸白了许多。不知姥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如果是年轻时候，那一定是像东北的谚语中说的姑娘叼着大烟袋。

姥姥出生于1927年，比姥爷小一岁，也是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7岁嫁入姥爷家，两人结婚的时候门当户对，后来姥爷去外边工作，家境逐步好了起来。在大家庭中，姥姥一直是主要劳动力，土改后分了家，姥姥更是里外一把好手。1957年暑假，姥爷去县里参加反右整风运动会，会期结束的那天，姥姥领着妈妈去接姥爷，村子北边有条路，从路上可以看到四五里地之外的火车站，她俩在路边等着，远远看到火车过去了，等了好久，终于看到路上有个人走来，走近一看是东村的张老师。姥姥问：“花她大没和你一起回来？”张老师笑了笑，什么也没说，欲言又止的样子，然后就走了。姥姥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带着满肚子疑问和妈妈回了家。

第二天，姥姥托村里一个年轻人去县里打探情况，晚上回来背回了姥爷的行李，说姥爷被逮捕了。姥姥家里串门的人一向很多，人们听了都大吃一惊，姥姥也是一样，但是没说什么。忐忑不安地过了两天，接到了逮捕令。村子里的人都来安慰姥姥，人们走了以后，姥姥带着妈妈来到了村西的山坡上。太阳快要落山了，晚霜染红的半边天，遍地金黄的麦穗在风中摇曳。姥姥放声大哭，妈妈也跟着哭，哭了一阵，姥姥说：“我不哭了，你哭哇！”过了一会儿，姥姥又说：“你还念你的书，好好学习！”

姥姥虽然自己没文化，但是对子女学习是特别开明的。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妈爱学习，姥姥就想尽办法供她上学。1958年，妈妈高小毕业，县里一律不准地富反坏右子女上初中，妈妈自然也在内。姥姥极力主张妈妈继续上学，去农中找不让上，去其他村有六年级的学校找也不让上，妈妈只好回农业社参加劳动。当时村里的工作组有个人是姥姥邻村的女婿，好心安排妈妈记工，一年挣四十个工分，可以解决自己的口粮。在村里记了一年工，1959年秋天，有一次妈妈去她姥姥家玩儿，正好遇到了她的小学老师张世有，张世有说：“你想念书就来念吧，咱们学校有六年级了，你回去和队长说说。”妈妈回去和姥姥说了以后，姥姥欣然同意，没有丝毫犹豫，尽管当时姥爷还没出狱，姥姥的开明真是当时农村妇女中少有的。妈妈得以又回学校复读六年级，每次提到张世有老师，妈妈的语调中都充满感激之情。她说当时本来已经放弃上学的念头了，张世有老师善意的一句话让她又有了上学的机会，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1959年姥爷特赦回家后，患上了严重的胃病，不能参加重体力劳动，姥姥一个人忙里忙外，但是从来没有产生过让我妈辍学回家帮一把的念头。我小时候因为学习好，深得姥姥偏爱。过年回去给我煮个大猪头，说是专门给大学生留的，那是我迄今为止吃过的最香的猪头。

可能坚强已经成了一种习惯，生活的磨难从来也没有减少姥姥的乐观，姥姥在村里一直是个口碑非常好，非常受欢迎的人。记得村里有个小伙子，总喜欢晚上坐在姥姥家的炕梢，和姥姥聊个没完没了，问四奶奶长四奶奶短。但是作为他四奶奶的姥姥却不太喜欢他，说他粘粘菜菜的，问上个这，问上个那，但是也从来没撵过他。那个小伙子长得也不丑，却因为家穷一直娶不上媳妇，四十多岁才找了个寡妇。姥姥由于年轻时干活受重苦，老了以后得了关节炎。我妈带着姥姥和我去省会呼和浩特给姥姥看病，那时我们三个都没去过呼市，借看病顺便去大城市看看，见见世面，记得当时大城市最吸引我的是商店橱窗里摆的模特。看病时，医生敲膝盖测膝跳反射，姥姥说看病就是挨了两棍子。姥爷去世后，姥姥梦见姥爷，醒来后说，你别来勾引我，我还得管孩子呢！

我一直觉得如果不是生不逢时，姥姥绝对是个女中豪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