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草的故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人不只是吃不饱饭，连烧火草都少得可怜。

我七八岁时就开始帮家里拾草了。秋收过后，野外一片荒凉，沟壑间只剩下些萋萋的枯草。我和小伙伴带上镰刀，扛上筢子，挑着篮子，到坡里拾草。因为大队里不允许到山上去，再加上看坡的老头儿太“凶恶”，所以，我们只好在河岸边、堤堰上拾一些毛毛草。最初的日子，一会儿工夫就能拾一大篮子。但拾草的人太多，几天后一天也拾不了多少，我们只好到花生地里去搂草，花生地里的草一点也不好烧，烟多火焰小，谁都不愿意用它烧火做饭。不过，我倒觉得挺好——除了能搂到草，还能拾到一些花生。休息时，大伙儿聚在一块儿烧花生吃：找一条小沟，撮几捧干草，将花生从兜里摸出来倒在上面，划根火柴点燃。小伙伴围成一圈，趴在地上，歪着头、鼓着嘴，用力吹几下，火苗便呼呼地燃了起来。草烧尽了，花生也烧熟了。扒开火堆，散开花生，剥着吃过，我们就高高兴兴挑着草回家了。

冬天到了，野外光秃秃的，几乎连草茬子都看不到，家家户户烧火做饭也成了问题。晚上，生产队里开完社员会后，几个青年人一商量，回家带上干粮，拿上镰刀，推着小推车，趁着夜黑便悄悄出发了——他们要到离家二十多里的外村山上“偷草”。

沿着蜿蜒崎岖的山路，急急忙忙来到山上。由于不了解地势，谁也不敢莽撞。找个地方先坐下来，烟也不敢抽，只低声说些闲话。天蒙蒙亮，大伙开始忙了。松树枝是万万动不得的，一旦被捉到，那就会被定为破坏“植树造林罪”，送进派出所。大伙只好割那些硬实的草，像山草、荆条、野芝麻之类，一上午就割了满满的一大车。白天不敢下山，吃饭时也不敢生火。寒风中，大伙捧着又冷又硬的玉米饼子，就着大块盐粒慢慢咽下去。吃完饭，到山涧里找水喝，涧水早已结满了冰。找块大石头，砸碎厚厚的冰，抓起冰块来“嘎嘣嘎嘣”啃着解渴。饭后，找个避风的地方蜷缩着晒太阳。

凛冽的寒风呼啸着，满天的星光似乎更加清冷。好不容易熬到半夜，这才推上满是柴草的车子，深一脚浅一脚急匆匆地往家赶。大伙心里念叨着：千万别被看坡的捉到啊！能不能顺利地回到家，还真得看运气。要是看坡人心地善良，他会装作没看见，甚至指挥着你走哪条道可以安全回家。遇到难说话的，你递给他九分钱一盒的“葵花”牌香烟，他也放行——毕竟是庄户人，过日子都不容易，哪怕是有一点办法，也不至于大老远起五更爬半夜来偷草。要是遇上两个结伴看坡的，那就只能认倒霉了。无论你怎么哀求，无论你递什么烟，都不可能放行——他们都怕对方向大队干部出卖自己。

人要倒霉了，喝凉水都塞牙。偏偏这次，大伙就被两个结伴看坡的捉住了。没办法，只能像犯人一样被押送着来到人家村的大队办公室。一直等我们村的书记出面，进行了一番教育，并保证以后坚决不再来“偷”，这才留下草，推着空荡荡的车子回家。

我们村的西面和南面有一片很大的芦苇塘，芦苇塘里长年积水，芦苇长得特别壮实。秋天收割后，生产队将芦苇卖掉。大雪过后，水面结了厚厚的冰，冰面上露出了高高的芦苇茬。

我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那时候都还没有成家。每天早晨天不亮，父母就把我们喊了起来。母亲在家做饭，父亲给我们每人一张铁锨，领着我们去芦苇塘铲芦苇茬。 一出门，风便把人推了个趔趄。冷气一个劲儿地往袖口里、裤腿里钻，上牙和下牙不停地磕碰。每个人都只穿一件棉袄、棉裤，连副手套也没有。

芦苇塘里已经有了几个人，他们都弓着腰很卖力地铲着芦苇茬。我们一家八口一字形摆开，用腋窝夹住铁锨柄用力往前推，刀子过后，芦苇茬一堆一垄散乱地堆在了我们的身后。 远远的 ，有两个人吵起来了，吵声越来越大。两人一边吵一边往前凑，甚至拉开架势抡起铁锨准备拼命了，都说对方抢占了自己铲过的芦苇茬。父亲扔下铁锨，一边跑一边厉声喊着：“都把铁锨放下！都把铁锨放下！大清早吵什么吵！嫌少的话到我家那里去拿！为这点儿草值得吗？” 父亲的话把他们镇住了。他们不再吵吵，又各自干自己的活了。

忙了一早晨，浑身暖暖的。 接着，大家又一齐动手，用大篓子、小推车将铲出来的芦苇茬推到场园里去晾晒，然后才回家吃饭。 第二天，冰面稍稍融化，芦苇茬又露出来了，我们还得去铲。就这样天天如此，一直忙到过春节，一大片一大片的芦苇茬被全村人铲得干干净净。自然，我家的芦苇茬也晒了小山似的一大垛。

时光荏苒，一切都成了回忆。如今，谁还再去砍柴拾草呢？谁还再为吃穿发愁呢？毕竟，一切都好了。不过，每每想起那些拾草的往事，我的心里就阵阵温暖。

审阅：北斗

简评：拾草的故事发生在特殊年代，留在记忆里，温暖又感慨，让人更加懂得珍惜如今的美好生活。

终审：严景新

作者：郝志亭

编辑：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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