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青

【姜维青】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春作家协会第三届、四届副主席，全国企业先进文艺工作者。出书15本，获奖70余次。

校对大师——姜维青

文 l 张顺富

我和姜维青熟识多年，我主编《文坛风景线》时，还给他发过文章，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我是介绍人之一。他是吉林省出色的诗人和作家，他曾十几年历任长春作家协会第三届、第四届副主席，足以证明他在吉林省文化界的影响力。

姜维青的写作主攻诗歌和散文，也涉猎小说、报告文学等领域。他写的组诗上过《诗刊》，歌颂雷锋的诗上过《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的头题。散文更是出过多本集子，获得过不少奖项。

这样的姜维青可能很多人熟悉，可我今天要说他是校对大师，一定会有人感到惊讶，一个诗人、作家，还擅长校对，而且是大师级的，这可能吗？

我在这里完全可以负责任地说，不是可能，而是名副其实。

当今社会，大师遍地，会写点儿文言文，能解读几句《论语》，就可被称为国学大师；能画上几笔，或松树或牡丹，就可被称为绘画大师；能信马由缰、云山雾罩地胡侃，就可被称为演讲大师，还有什么气功大师、书法大师等等，不一而足。

而我认定姜维青是校对大师，也不是哪个权威部门评定的，况且当今也没有这样的机构。不过，我总在想，要是在全国举办一次校对大赛的话，姜维青不能荣登榜首，也会名列前茅。我不想和任何怀疑者申辩，我只想用事实说话。

宝剑锋从磨砺出

著名作家乔迈领略过姜维青校对功夫的厉害，他问姜维青，是不是在校对方面有特异功能，姜维青予以否认，为此，他还特意写了一篇随笔《我没有特异功能》，详述了他一路校对过来的艰辛历程。

姜维青的老家在吉林省农安县的一个小村庄，母亲目不识丁，父亲也只认得“土”、“田”、“大”、“小”等几个简单的字，基本是文盲。幸好他姑姑有文化，在他还不到三岁的时候，就开始教他识字。因为家里穷，舍不得花钱买纸，他姑姑常常是用树棍在土地上写字，冬天在结了霜的窗玻璃上用筷子在上面写字，来教她的侄儿。姜维青一小就聪颖过人，记忆力超群，8岁入小学时，他已认得700多个汉字，而且个个都会书写。在上小学三年级时，他把三年级下学期语文课本上的38篇课文，全部背诵下来，轰动了全校。上中学时一本《汉语成语小词典》已被他翻烂了，最后达到了所有的成语连同解释都倒背如流的程度。

1971年2月，不到18岁的姜维青正好赶上“四个面向”，他以良好的思想品德和优异的学习成绩，被学校和同学推荐，来到吉林工业大学技工班读书。他的同学至今还记得，每天在食堂排队打饭的时候，他总是拿着一本《新华字典》在翻。姜维青说，他每天都利用这段时间记住几个生字，连同字义一起牢记在心，不让时间白白浪费。同学们当然也忘不了，他把父母给他的伙食费省一些出来，买来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简编》在认真地啃读。

1972年10月，姜维青被分配到第一汽车制造厂车箱分厂当上了一名钳工。一汽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也是吉林省的文化重镇，建厂初期就有一大批工人诗人活跃在中国诗坛，一汽浓郁的文化氛围成为姜维青成长的沃土，很快，他就成为一汽小有名气的诗人。他进入一汽时，正好20岁，他结婚那年已28岁。姜维青说，住单身宿舍的8年，他简直像苦行僧一样读书，尽管收入不高，可他总是舍得花钱买书，有时上市内买了一本较贵的书，中午干脆就不吃饭了。家里兄弟姐妹多，他每月还要给家里一些钱。除了买书，就是到一汽图书馆借书看，晚上，室友们打麻将天天到12点，他也就每晚读书到12点，8年时间里，他没上过麻将桌，至今也不会打麻将，而是把厂图书馆当时允许借的文史哲类书籍看了个遍。他看书不光看故事，看热闹，同时也把书中看到的错别字和错处抄于另纸，最后记到笔记本上。姜维青还大量地背诵唐诗宋词，而且记得扎实，多年后，电视里搞的“中华诗词大赛”节目里出的题，他能答上一大半。

1981年，一汽党委创办了文学刊物《解放》，发表厂里业余作者的文学作品，有一天，姜维青去编辑部取新出的《解放》，主编赵鹏万半开玩笑地让他给刊物挑挑错字，挑出一个错字3角钱。姜维青还真来了精神，在半个小时之内竟然挑出来14个错别字。赵鹏万愣了，他真像年迈时的赵子龙遭遇了年轻的姜伯约，没想到“此地有这般人物”。后来，赵鹏万和一汽党委宣传部的领导张永善介绍了姜维青的情况，张永善爱他的诗才，这回又知晓了他有校对的特长，不久，就把他从车箱分厂调到了一汽党委宣传部，具体工作就是在《解放》杂志当编辑，也可以说，校对改变了姜维青的命运。

姜维青酷爱汉字，可没当编辑之前，他在书中挑错别字，在吃饭排队时看《新华字典》，可在头脑中还没有真正形成校对的概念，也就是说，还没有把校对本身当做一个行当、一种技术来对待。当了编辑之后，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使他一点儿也不敢懈怠。你给别人编的刊物挑出来那么多错别字，这回你当了编辑，读者也同样会给你编的刊物挑错别字啊！那时候，哪有关于校对方面的书籍，就得靠自己在实践中摸索，积累经验，逐步提高。他买来一大堆杂志，逐本逐本地校，每一本杂志都被他勾得横七竖八、惨不忍睹，从中练就了不凡的手艺，也坚定了他的信心。

结婚头几年，姜维青一家三口住在一汽的非标准宿舍，夏天热，他就光着膀子在小屋里读写，冬天没有暖气，他就穿着黄大衣在小屋里读写，天天晚上12点以前不睡觉。由于水泥地上凉气，他坐下了腿疼的毛病。星期天，邻居们谁也看不到他出屋，都以为他总不在家。

姜维青爱读书、爱校对已经近乎痴迷的程度，每次出差，他都要带上五六本书，读内容，校错别字，他看过的书，除了伟人的著作，无论哪个出版社出版的，本本有错。

在姜维青宽敞的书房里，他向我展示了部分校对成果：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诗大辞典》，已经失去了辞典的作用，很多差错相当离谱。《心灵驿站》散文集，一本书错了327处，令人吃惊。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掌心化雪》；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南怀谨谈历史与人生》；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呼兰河传》；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壶中日月》等书，都被他校得遍体鳞伤。我们能说这都是出版社的编辑们不负责任吗？恐怕还是他们水平有限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姜维青最早是给何鹰主编的《青年诗人》校对，尔后给芦萍主编的《诗人》校对，继而又给王成刚主编的《作家》杂志校对，后来，又给长春出版社校对书稿，都攒下了良好的口碑。最亮堂的一次是他为伟人大辞典做校对。副社长董辅文召集了长春市最佳校对五十人，来校对这本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发布会的书。在交叉校对中，东北师范大学一位老教授校对过的稿件又被姜维青挑出来70多个错别字，而姜维青校对过的稿件那位老教授只挑出来6个错别字，还有一个挑错了。那位老教授大为震惊，他在出版社等了一个多小时，和董辅文说一定要见见姜维青。当他得知姜维青并非名牌大学毕业，而只是技工学校的毕业生时，对姜维青的业务能力和知识水平更是啧啧赞赏。

后来，姜维青还为长春出版社校对过应用文写作教材、法学教材、哲学经典等书籍，通过这些，长春出版社副社长董辅文见识了姜维青高超的校对水准，他认真地对姜维青说，全国的情况我不知道，在吉林省你的校对水平第一。

在“太岁”头上动土

姜维青在校对方面有了名声，省内有不少作家出书，都希望他给看一看，他也大都有求必应。赵培光、张彬彬是最早的受益者。他为赵培光校对过3本著作，还校对过赵培光编的6本散文集，为张彬彬校对过两本散文集，赵培光后来还把姜维青校对的故事写成文章发表在《城市时报》上。多年来，他还为沙金成、林珂、于维范、朱晶、胡西淳、张永善、王少辛、纪永亮、张兴泰、轩中午、吴林、朱立伟、姜若纾、郑武臣等作家和诗人校对过书稿，差错率之小，哪家出版社也不敢相比。在吉林人民出版社当编辑的于二辉，自己的散文集自己校对了四五遍，可还是不放心，还得找姜维青瞧一瞧，这一瞧不要紧，竟瞧出来几十处差错，令于二辉心悦诚服。著名诗人曲有源为《作家》杂志出“诗歌专号”，自己看了三遍之后也是没把握，又找姜维青看了看，也是错了几十处。曲有源感慨地对他弟弟说，姜维青简直就是一本活字典啊！

姜维青说，给名气小的报纸和杂志挑出一些差错没有什么负担，给一些名气大的报纸和杂志以及名人的书籍校对出差错，那可就是“太岁”头上动土了。事实上，姜维青也并没有怕这些“太岁”。在他高有几米的校对物中，我看了一些有重大错误的，真是开了眼界。《人民日报》有一个标题《儿童减肥三步曲》应为三部曲；有一个标题《亚健康状态急待澄清》，应当是亟待才对；《三盏不息的长明灯》，不息应为不熄；八路军秦基委应为秦基伟；有一篇文章标题是《亮点频仍，成果纷呈》，姜维青在上眉上写：频仍一词多指灾难，如战火频仍，水旱频仍等。《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大标题《一场惊心动魂的审计》，动魂显然应当是动魄。

姜维青拿出一本1986年第3期的《人民文学》，我翻了翻，头题是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姜维青在这期杂志上用红笔勾出的错别字令我愕然。这是莫言写的小说吗？这是中国的最权威刊物《人民文学》吗？是的，千真万确，可他们共同犯的错，可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啊！姜维青在刊物上标明了，光是《红高粱》一篇，就有各种差错136处，整期刊物共有差错294处。

姜维青给主编王蒙写了一封信，随信也寄去了他校对过的刊物。不久，姜维青收到了《人民文学》总编办公室的来信，信是这样写的：

姜维青同志：

你好！

寄来的信及第3期刊物已收到。今天编辑部开会，认真传阅了你的信及刊物。作为读者，对于你认真阅读敝刊，并热情诚恳地指出刊物的毛病，我们深为感动并衷心地感谢；作为编辑同行，你认真的工作态度及业务水平，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谢谢你！我们将努力改正校对中的错误及其他缺点。

遵嘱，另寄第3期刊物一本，请收。

盼今后继续得到你的帮助。

有件事想同你商量，我刊没有专门校对，校对中常出纰漏，你是否能经常关心我们呢！像第3期那样，若你时间允许，同意为刊物出力，请来信，再商量具体事宜。

再次感谢！

致

敬礼

人民文学总编办公室

8月18日

《人民文学》的意思是让姜维青为刊物校对，可由于那时条件所限，校对完的稿件寄回去赶不上刊物出版的周期，只好作罢。这之后，《人民文学》杂志社月月给姜维青赠寄刊物，不久，《人民文学》总编办公室又给姜维青来了一封信，说刊物在北京大学找了两位大学生为刊物校对，请姜维青再随便校对一期，看看能错多少字，能不能控制在30字以内。姜维青又认真校对了一期《人民文学》，结果是错了88个字。编辑来电话说，那就没办法了，北京就这水平了，只能留遗憾了。

时隔不久，姜维青去北京出差，特意去了一趟人民文学杂志社，才知道给他回信的是总编办主任，叫向前，是位女同志。姜维青自报家门之后，她非常惊讶，她以为姜维青是位老学究，其实，姜维青那年才33岁。向前主任喊来所有的编辑和他见面，弄得他都不好意思了。向前主任对姜维青说，你在北京就好了，我们的刊物你来校对，质量一定能好。

在“太岁”头上动了土，检验出了姜维青校对的实力，他这一面镜子，照出了名刊的瑕疵，神话破灭了。

著名作家余秋雨的散文集《山居笔记》出书之前，他在上海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小文，说自己以前所出的几本书，由于文字功夫不强，有不少错讹之处，这次的《山居笔记》，他请了一位校对高手，号称“中国第一字痴”的李延良审定书稿，相信会差错无几，令读者满意。书出来之后，姜维青马上买到一本，连夜校读，第二天继续，看完整本书以后，他大失所望，余秋雨请来的这位李延良水平实在一般，一本20万字左右的书共有错别字119处，大大超过了国家出版部门规定的标准。有些错别字可能是由于眼神不济，如将康熙错成了康照，将蜿蜒错成了蜿蜓，将念奴娇错成了含奴娇等等，而有些错处则就是能力问题了，如把编纂错成了编篡，将引申错成了引伸，将废弛错成了废驰，将仓皇错成了仓惶，将岂止错成了岂只，将分辨错成了分辩，将赔笑脸错成了陪笑脸等等。

在姜维青看来，这些还不算多么难校的字，最难校的是佛学方面的书，要是李延良来校，那会错得更多。听说这位李延良，因为“捉”错字，还上过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节目，这真是山中有老虎，猴子也能称大王啊！李延良和姜维青相比，明眼人一看，高下立判。

余秋雨先生再出书，请姜维青把把关吧，一定会比第一字痴强很多。

不是秘诀的“秘诀”

中国自从有了文字以后，就出现了文字的传播和积累，从而出现了文字的复制，在复制的过程中，就难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差错，这就需要“校对”来改正。古时候管校对叫校雠，其中包括校勘和校对。清代的校雠家们首次提出了“死校”和“活校”的概念。“死校”就是指忠实于原稿，不改动原文，“活校”就是尽心为读者负责，在明辨是非的基础上，勇改而且善改。

姜维青说他的校法属于“活校”，他认为，死照原稿那种校对，也能消灭不少差错，但不会彻底，不是科学的校对方法。

姜维青有很多“活校”的例子。

他在给《作家》杂志的校对中，发现刘宾雁在文章中把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错成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不改过来行吗？评论家曾镇南把作家冯骥才的著作《一百个人的十年》错成了《一百个人的“文革”》，不改当然也不行。小说家陆文夫的文章中，这样的错误更多。他把李白的古来圣贤皆寂寞，错成了自古圣贤皆寂寞；将歌词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错成了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美丽；将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错成了那时天公真抖擞，不具一格降人才，将我劝变成了那时，将重变成了真，将拘变成了具，这要是按照“死校”的原则去做，不是对读者严重的不负责任吗？

我认真地问姜维青，你校对如此了得，一定有什么秘诀，他也非常认真地回答，其实没什么秘诀，就是一种综合文字能力的体现，光皮毛地掌握一些所谓的校对技巧，也是帮不上大忙的。

当今有一句流行语：无错不成书。头几天，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庆祝完她成立七十周年，姜维青说，这家出版社名气大，可她出的书校对质量很差。她出版的《鲁迅选集》，错讹严重超标，《约翰·克利斯朵夫》更是错得一塌糊涂，糟蹋了鲁迅的著作，糟蹋了世界名著。

如今，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都能在随便的一本书里挑出一些错误，但这如同在白米饭里挑出苍蝇，在秃子头上抓住虱子，姜维青对那些经典著作的校对，都是在别人以为没错的地方发现错误，如同在大樱桃表面发现农药，在长发里抠出虱子。

在我的“逼迫”下，姜维青还是说出了几条他校对中的体会：一、要博览群书，掌握的知识越多越好；二、要有超强的记忆力；三、要有极强的责任心；四、要有定力，不能三心二意；五、要注意经验的积累；六、要对文字深深地热爱。

据我所知，姜维青在博览群书方面是吉林省作家中的佼佼者，他说他至今读过的书没有一万本，也会超过八千本，他说他除了结婚那天没有读书，其余没有一天无书的日子。做学者型作家一直是他的不懈追求，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他了然于胸，世界文学名著、中国文学名著，他也如数家珍，历史、政治、哲学、军事等诸多领域，他都多有涉猎。退休之后，尽管身体欠佳，他仍然给自己定下每天至少读书100页的任务，有一个星期天，他竟然读书220页。这样的读书劲头、读书效率也非常人可比，为他的校对打下坚实基础。

在定力方面，姜维青还有一个故事：有一次，一位作者来到《解放》编辑部，让几位编辑老师做一个小游戏，操作起来很简单，就是从1开始，不停顿地往下写阿拉伯数字，能不出错地写到200，就算成功。有人写到54之后，就接着写56，当然失败，有人写到159之后，就写了170，自然也功亏一篑。轮到姜维青，他气定神闲，一直写到700多，还没有出错，看得大家都失去了耐心，只好叫停，不然，姜维青说他最少能写到1000。他这种良好的定力，校对时绝对用得着。有的人知识广博，记忆力也好，认字也多，可为什么成不了校对高手呢？恐怕就是缺少定力。如果注意力不能长时间集中，一分心，一走神儿，错别字就溜过去了。

姜维青校对方面的经验更是积累得厚实。有一天，他去《青年诗人》编辑部，何鹰主编把一张校样递给他，说有一首诗中“花红柳绿，鸟鸣重游”，这个“重”字不知是何字之误？偏偏原稿又丢了，这个重字又是个多音字。姜维青看了一会儿，认定“重”字是“鱼”字之误，应当是鸟鸣鱼游。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杨继笑的诗集《我的苦恋》，长春出版社已组织人校对了三四遍，姜维青最后还是校出来18处错误，其中有一处最能体现他校对经验的丰富。诗的原句是“清川江啊，清川”，姜维青说，这里肯定有错，这句诗应当是“清川江啊，清川江”，或者是“清川啊，清川”，谁能这样说话：“雷锋啊，雷”，或者“雷啊，雷锋”，找来原稿核对，果然是“清川啊，清川”，多个“江”字。

长春出版社的编辑们都伸出了大拇指。

在姜维青的书房里，我和他最后一次对谈，关于校对，他又补充了一些实质的东西。

他说，地名容易错，如亳州容易错成毫州，株洲容易错成株州，满洲里、葛洲坝、华蓥山、哈密容易错成满州里、葛州坝、华莹山、哈蜜……

名人的姓名容易错，何加劲应为何家劲，朱实茂应为朱时茂，郁均剑应为郁钧剑，孙海鹰应为孙海英……

字形相近的字容易错，如愣住了容易错成楞住了，焐热了容易错成捂热了，拨电话容易错成拔电话，拴绳容易错成栓绳……

音同的字容易错，如品位容易错成品味，天然气容易错成天燃气，人才辈出容易错成人才倍出，服服帖帖容易错成服服贴贴，金银首饰容易错成金银手饰，原木容易错成圆木……

姜维青说，这也不是什么秘诀，也是实践中获得的经验，可在不精于此道又想有意为之的人眼里，这又何尝不是“秘诀”呢？！

姜维青在《第一汽车集团报》副总编的岗位上已退休9年多了，冠心病、焦虑症折磨了他20多年，今天他已不大帮人校对了，前年，他又莫名其妙地添了新病，晚上睡觉时一翻身脑部就痉挛，导致身体都随着抖动，眩晕，出大汗，去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内科找专家诊治，也没说出一二三来，只能又回来静养。近些日子，他见强了许多，我因为和他是老朋友了，也就趁他不太难受的时候，把我写的查干湖系列散文30篇，用校对软件校对一遍后，又找他再校对一次，他挑出来若干个错别字，我非常高兴。因为我这个系列散文发表之后，引起了广泛好评，陆续再写三四十篇，就可以编成一本书了，如果不让姜维青校对一下，书出来时错讹百出，岂不白瞎了心血！

校对大师姜维青，我打心眼儿里敬佩你！也希望你的身体能早日恢复健康。你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更是吉林省的骄傲！

2021年6月2日写于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