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会更自由

文/老C

1、

前几篇文章聊了聊民主。

民主是国家成功的结果，而不是国家成功的原因。

在没有法治、稳定理性的中产阶级群体，和全民大体一致的核心价值观时，民选官员携民选的合法性和民意力量实施的多数人的暴政，带来的负面影响远大于正面。

这篇文章聊聊自由。

自由和其他一些事情一样，不是绝对，而是相对的。

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把“天赋人权”（Natural Rights) 定义为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现在自然权利常被解释为生存平等权、生命权、自由权、幸福权以及财产所有权。自然权利是西方普世价值的一个主要的支柱。

老子《道德经》中的理想社会是小国寡民。“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国家小，人口少。没有奢侈消费，呆在家里哪里都不去，回到结绳记事的状态，国家之间老死不相往来。

同为猫科动物，老虎是独居，每只老虎都有自己的领地，只有交配季节，雄虎和雌虎才会到一起勾搭。而狮子是群居，几头甚至十几头狮子生活在一起。独居的动物，肯定更加自由。群居的动物就放弃了部分自由。而蚂蚁蜜蜂这种高度分工的群居昆虫，就更没有自由了。

如果希望做到绝对的自由，做到绝对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也许就只有寡民这条路。

阿西莫夫在他的科幻小说中描写了一个自由的种族索拉里亚人，他们的科技高度发达，整个星球只有几千个个体，每一个个体都有数千个机器人服务，居住在数百平方公里的领地中。从来不与任何其他人来往，具有高度的自由。

而居住着70亿人的地球，没有人能享受绝对的自由，也没有人能享受绝对的财产权。

《联合国人权宣言》认为：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

然而，政府为了实现人人的福利、医疗和教育，就必须征税，征税就意味着侵犯私有财产权。

人，为了实现更高的生产力，为了合作组成社会，就必须向社会，或者说向政府让渡一部分权利，没有人有绝对的自由。马克思认为权利义务关系是一种法律关系，因此它是一定社会的特有产物，受一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制约。

2、

在社会中，为了维持合作，个人需要向社会或代表社会的政府，让渡一部分权利。而让渡多少，不同社会体制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但仍还是存在很多共性。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都一样的共性。

什么样的情况下，个人需要让渡更多的自由？

共性是，社会处于危机时，需要让渡更多的自由。

比如战争状态，战争时，个人是最没有自由的。英美这样的国家，也会出现新闻管制，国家征用私人的工厂，强制性的兵役，物资配给制。

比如最近的Covid-19瘟疫，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个人的自由都受到了更大的限制。

3、

除了战争和瘟疫，在社会的核心意识形态遇到重大挑战时，也会出现对个人自由极大的限制。甚至歇斯底里的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和迫害。

二十世纪中，西方意识形态（美国和西欧的自由民主制度）真正遇到挑战是在大萧条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这段时间。在大萧条到二战期间，苏联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分别从左右两端，向西方制度提出了挑战。二战前，法西斯主义在法国、英国和美国，不乏支持者，包括英国退位国王，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爱德华八世据称也对法西斯主义抱有同情。

然而，真正对美国意识形态造成冲击的，还是苏联的共产主义。左翼社会主义理念和苏联共产主义思想，在欧美的普通民众，和高级知识分子之中，影响甚大。

在大萧条到1956年之间的那个时期，很多欧美的中上阶层的知识精英，认为共产主义制度是人类的未来所在，是正义的力量，很多人充当苏联的间谍并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一种信仰，比如英国的“剑桥五间谍”。

在1945年和1946年的三次法国大选中，法国共产党都拿到了最多的席位，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在1951年的选举，在种种限制之下，法国共产党拿到了最多的普选票，但只拿到了第三多的议会席位。在1956年，法共再次夺回了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然而1958年，波匈事件后，法共在议会的席位从150个，直接下降到10个席位.....其后，法国共产党在议会中就再也没有拿到前三位的席位。

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以及波匈事件，特别是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后，苏联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基本不复存在。布拉格街头的苏联坦克，打破了西方左翼对苏联的幻想。苏联不过是一个新形态的帝国主义国家。虽然越战在美国国内引发了一轮轮抗议，但越战期间苏联的意识形态从未真正挑战美国的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

4、

在核心意识形态遇到挑战时，美国的应对是简单而粗暴的。那段时间，就是臭名昭著的第二次红色恐慌 - “麦卡锡主义”时期。

一系列反共委员会、理事会、“忠诚审查会”在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成立，许多私营机构也致力于为大小企业进行监察，试图找出可能存在的共产党员。

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在1945年3月，成为常设委员会。非美委员会因调查与共产主义活动有关的嫌疑个人、公共雇员和组织，调查不忠与颠覆行为而著名。1947年，开始对联邦政府、武装部队和国防订货承包商实行所谓“忠诚调查”。其调查对象的范围无限扩大，总共有2000多万美国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审查。

1953年4月，开始对美国的大使馆藏书目录进行清查，美国共产党的威廉·福斯特、记者白劳德、史沫特莱等75位的书籍被列为禁书，甚至连著名历史学家小亚瑟·史列辛格和幽默作家马克·吐温的作品也被列入“危险书籍”之列。在此影响下，美国国内城市和学校的图书馆也纷纷查禁甚至焚毁“任何可疑的书籍和杂志”，据估计约200万册。

据估算，到1958年，美国，从事全职工作的人中5人中就有1人需要接受某种形式的忠诚审查。

FBI也参与了一系列对共产党人的非法调查，包括盗窃、私拆信件、非法窃听。左翼全美律师行会的成员是少数愿意接手与共产主义关联案件的人，导致行会成了胡佛的攻击重点。该组织的办公室在1947-1951年曾被FBI盗窃了至少14次。

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对好莱坞调查时名声大躁，并惹来臭名。在被委员会问询的第一轮证人中，有10人拒绝合作。他们被称作“好莱坞十君子”("Hollywood Ten")，并引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保护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权利，认为他们可以获得法律保护，没有必要回答委员会的质询。这个策略失败了，十君子被控蔑视国会，投入了监狱。其中两人被判6个月，其他人则为一年。

之后，证人(在娱乐业和其它行业)决定不与委员会合作，称他们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不能自定己罪。虽然这可以免于蔑视国会的惩罚，但是政府和私营单位依然可以以此将他们开除。

美国的民意并不反对麦卡锡主义。1954年1月，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有50%的美国人支持麦卡锡，而只有29%的人对此不抱好感。

在核心意识形态被威胁时，美国的第一反应是，宁可侵犯个人自由，也要维护自己的意识形态。

5、

什么情况下能得到更多的自由？

和平繁荣的环境下，会有更多的自由。

在不同阵营激烈对抗时，自由会更少。

战争中是最没有自由的。世界各国都不例外。

麦卡锡主义泛滥的时代也缺少自由。麦卡锡主义的来源是美国的意识形态受到挑战，或者说，美国对自己的核心意识形态不够自信，认为自己受到了挑战。

1956年以后，虽然苏联国力更强。但苏共二十大的报告以及波匈事件，让苏联意识形态在西方的影响力反而减弱了。美国也就没那么担心了。

自由来源于自信。自信带来宽容。

家庭里，听话的好孩子和不听话的坏孩子，谁更加自由？好孩子能得到更大的自由。

公司里面，优秀员工和磨洋工的，谁更自由？优秀员工能得到更大的自由。

美国也一样。美国的自由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美国对自己的意识形态优越的绝对自信。

前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在一次采访中，直言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言辞攻击“过火”，“我们正在重回‘麦卡锡主义’时代……也有点像30年代的希特勒（时期）。大家都知道现在发生的事是错误的，但他们没有站出来，没有说任何话，因为他们感到害怕。”

“在美国，谁要是为中国说点公道话，他/她就会害怕，怕保不住自己的脑袋了。”博卡斯说：“这和30年代的德国情况相似，现在美国主政的那些人就跟那时的德国一样，不敢站出来说话，现在的情况让我很担心。这是很危险的。”

“我认为我们正在朝那个方向发展，并非是已经走到这一步，”博卡斯指出：“美国很多当权者都知道对中国的种种攻击是不负责任的，也知道如果继续下去，就会付出很大代价，但他们不敢说出来，因为说出来就会受到攻击。”

当美国的自信遇到挑战时，个人自由也会被限制。

战争中，一纸总统行政命令，可以把日裔美国人统统关到集中营。那时，没人管什么自由不自由。战时的新闻管制也是天经地义。

即使是和平年代，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遇到挑战时，一样会出现麦卡锡主义这种侵犯个人自由的东西。

国家越强大，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越强大，国民越团结越自信，其实才会越自由。

自由、民主、法治。

民主和自由都说过了。后面打算写1-2篇说说法治。对一个国家，我自己的排序是法治第一重要，自由第二，民主第三。

法治这个主题很难写。民主和自由，我认为，并不是现急需改善的。美国那套新自由主义的东西，不适合我们。但法治，我认为确实存在很大的提高空间。

法治，并不是要照搬英美那套体系，而是要坚持依法治国这四个字。依法治国可以降低每一个人所要面对的不确定性。

后几天再琢磨琢磨怎么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