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志愿军译电员到神枪手

口述：曹静芬 作者：杨娜

曹静芬首批射击项目运动员 作者：杨娜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来源：中国妇女报

曹静芬八次破国家纪录证章

和首批国家级健将证章1956年，

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工人体育场

为曹静芬颁发运动健将证章、证书

曹静芬（原名曹靖芬，1935年5月出生，196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1年1月退休，原邮电部监察局副处级监察员，现为工业和信息化部离退休干部局西单片区退休干部分党委第八党支部党员）, 15岁入伍后，经过部队的培养成为朝鲜战场上的译电员，后来历练成为一名“女神枪手”，作为新中国第一批体育运动健将代表国家出征，先后参加了国内国外射击专项比赛和大型综合体育赛事20余次，多次夺得冠军，曾八次打破国家射击记录。

15岁成为一名解放军译电员

1935年，我出生在河北深泽县。1943年，由于日本鬼子在老家那片儿闹得厉害，我妈领着哥哥和我从河北躲避战乱来到了陕西，来到了在西安工作的父亲那。后来，我在西安上了小学。西安解放后，我又上了初中。

1950年，响应“青年参军”的号召，作为班里唯一报名参军的女学生，我来到了西北军区机要处成了一名解放军译电员。那时候，志愿军在朝鲜进行抗美援朝战斗，打仗时间长了，部队因战减员。后来，西北军区司令部和在朝作战的十九兵团司令部机要人员进行人员轮换。就这样1953年我到了朝鲜战场，成为十九兵团即西线指挥部的一名译电员。

那时候，敌机天天在头顶上飞，炸弹扔到山里，山里整天轰隆隆作响。当时正值上甘岭战役最紧张的时候，我们机要处译电员，时不时半夜要爬起来收发电报。在朝鲜的时候，虽然生活艰苦，但指战员们精神头都很好，有困难大家一起克服，那是一段值得纪念的日子。

入朝以后，我们每个机要人员配发一把自卫手枪。我经常拆卸、擦拭、练习瞄准……1954年，在志愿军西线指挥部机关手枪实弹打靶训练中，我这个身高不到一米六，体重不足90斤的女同志，手枪实弹打靶成绩竟然是三位优秀者之一，甚至比另外两位优秀者——作战参谋和警卫战士的成绩还要好。司令部机要处出了个“女神枪手”，一下子吸引了西线指挥部干部战士们的目光。

1955年，志愿军司令部召集在朝各参战部队枪打得好的同志到司令部进行选拔，选上后参加国内射击比赛。我擅长的是手枪射击，但到志愿军司令部后，才知道当时没有女子手枪比赛项目。于是，我改为步枪选手参加选拔，射击姿势由站立改为卧姿，瞄准也从手枪短距瞄准改为步枪的长距瞄准，标靶也从手枪最远距离50米改为步枪距离50米和100米两项。这些改变对于我可谓是从头再来，困难重重。

我之前没打过步枪，第一次射击时，我连枪栓都拉不动，每打一发，还需要教官来帮我装弹退壳，打了几次后，我就开始摸索着装弹退壳，慢慢地发现了寸劲和巧劲。练了一段步枪后，我步枪也打得很好，最终，我这个瘦小的译电员以优秀成绩入选志愿军射击代表队，和其他十几个人一起代表百万志愿军战士回国参赛。

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射击项目运动员

回到北京，我们参加了来自全国各个军区的200多人的选拔赛，从中选出的十几个人要参加首届社会主义国家射击比赛。尽管体格、体力偏弱，但是凭借射击成绩突出、技术稳定、心理素质好的优势，我还是在这次全军比赛后被选入了国家体委刚刚筹办组建的国家射击女队，成为共和国第一批射击项目运动员，开启了从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译电员向专业射击运动员的转变。

1955年，首届社会主义国家射击比赛在中国举办。这是我们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国际射击比赛。比赛前，周恩来总理来到射击场了解训练情况，当时我们都在举枪训练，周总理在射击基线后面观看，当他走到我后面时停了下来。这时队长赶紧叫我过去见总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既紧张又兴奋，我向总理汇报了训练情况。

1956年，我国准备参加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各体育项目都在紧锣密鼓备战、选拔、训练。国家射击队也不例外，在奥运选拔赛上，我再次打出好成绩，达到了运动健将的标准。

当年10月18日，我和其他运动项目共计49位同志在工人体育场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总理还亲自授予我们49人运动健将证章、证书。那一天，我们49人成为新中国第一批体育运动健将。

2016年10月18日，“共和国体育健将六十载”纪念活动在北京体育馆举行，射击队就我一个人参加了活动。1956年被授予第一批运动健将的49人，只有12位老运动员参加了这次活动。其他人或去世、或有病行动不便，我感觉自己80多岁能参加这次活动还是挺幸运的。

我从事射击运动15年里，先后参加两次全运会，两次全军运动会，三次社会主义国家射击运动会，三次中苏友好运动会，中苏、中德（东德）通讯射击赛，雅加达新兴力量运动会，柬埔寨亚运会和莫斯科公安系统国际警察（迪纳摩）射击赛等。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59年代表公安系统参加的社会主义国家警察射击赛。在比赛现场，我用立、跪、卧三种姿势打出90发子弹，2个多小时比赛中弹无虚发，当我扳响最后一发子弹后，当值裁判报出最后一枪射击成绩时，我心想又成功了，教练的记录成绩应该比苏联射击名将顿斯卡亚多出3环。然而，当大会正式公布比赛成绩时，却变成了顿斯卡亚领先2环成为冠军。我在现场提出抗议，并要求复靶重新计算。这时候，苏方教练组紧急找到中方教练组沟通，主动提议说，顿斯卡亚一直是世界冠军，发奖时奖品可以互换。也因此出现了在世界体育发奖台上亚军手捧着冠军奖品，冠军手里拿的却是第二名的奖品的奇葩一幕。

这次事件让我切身体会到，运动比赛就是和平时期的“较量”，我这个当时没有名气的运动员要想拿冠军，为国争光，就要打出更好的成绩，让对手无话可说。为此，我更加刻苦训练。

1960年7月，恰逢在莫斯科举办社会主义国家友好运动会，当时我已有5个月的身孕，但为了国家荣誉和一名“老运动员”的责任，我毅然出征，国家体委党组也指示运动代表队做出精心安排，派专人负责拿我的步枪和行李。在3周的比赛中，对我而言最难的就是小口径步枪射击立、跪、卧三项中的卧姿射击，已经隆起的肚子对稳定身体和保持长时间一个姿势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瘦小的身躯不停地在地上扭动，让身体保持既能稳定射击姿势，又要不伤到肚子里的孩子，最终我夺得冠军，这也成为我国射击运动史上的传奇故事。

枪打得好的“法宝”

几十年过去后，我在从四川返回北京的火车上，听到邻座的一位姑娘和同伴谈论：“我平时训练时成绩不错，为什么比赛时总打不好？”听起来好像跟射击有关。我便主动同她们聊起天来，得知她们是外出参加比赛的北京市射击队队员。当年轻的运动员们了解到眼前这位奶奶是我国第一代射击运动员时，随即报告了带队教练，教练得知我的姓名时，惊讶地说：“您就是为国家荣誉带孕出征的英雄啊，我们当运动员时就听教练们讲过您的故事，我后来又讲给了我的队员们听。”

1961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射击训练事迹突出、成绩优异，国家射击队给予记功一次。1962年我被选为全国青联委员，1964年被选为国家体委共青团委员会委员，多次作为有突出贡献者参加人民大会堂重大庆祝活动，以及国庆观礼和国庆宴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别人问我枪打得好的“法宝”是什么，其实就是平时训练，我不追求每次打到10环还是9环，而是把打得好的时候的感觉“固化”下来，每次打得好的时候，我会放下枪活动一下，再拿起枪时，重新调整姿势，看能不能恢复到那个状态。比赛如果不顺利了，我就重新调整，一定要找到好的状态，从动作、姿势、感觉上让人和枪结合到一体，做到“有意瞄准，无意击发”，把技术发挥到极致。

离开运动队之后

WG期间，我国除三大球和国球等少数几个运动队保留外，其他运动队都被解散了，教练、工作人员到五七干校，年轻的运动员分配到工厂工作。我也从运动队被分配到了邮电部所属508厂当了一名车间单晶硅磨片工。

12年后，我成为508厂成品车间的车间主任，后来又被调到邮电部纪检组、监察局任处级监察员，在这个岗位上干了9年直到光荣退休。

回首走过的路，自己从一个西北的小姑娘入伍后，经过国家的培养成为朝鲜战场上的译电员、代表国家出征的射击运动员，何其幸运！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不论当兵、当译电员、当运动员、当工人、进机关，我都服从组织安排，全心全意做好本职工作，这一辈子我努力过了，国家也给了我肯定和荣誉，我很满足现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