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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的一天，瑞典学者安特生在兰州街头闲逛。一个小贩用破旧的陶罐装烟渣，罐上绘着黑色漩涡纹，线条流畅，图案精美。安特生蹲下来问：“这个罐子，从哪里来的？”

“临洮，马家窑村。”小贩随口答道。

就是这罐烟渣，揭开了一个改写中国史前史的重大发现。此后百年间，考古学家在甘青大地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同类遗址——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辉煌的考古学文化：马家窑文化。

01 百年发现：从“甘肃仰韶”到马家窑文化

1924年7月，安特生率队来到甘肃临洮县城南约10公里的马家窑村。在洮河西岸的麻峪沟口，一铲下去，彩陶碎片纷纷露出。盆、钵、壶、瓶，器形丰富；水波纹、漩涡纹、网格纹黑亮如漆，在橙红陶底上灵动流转。这些彩陶与河南仰韶村的相似，却更为精美。安特生称其为“甘肃仰韶文化”。

但问题来了：甘肃的彩陶比河南还精美？谁先谁后？

安特生后来提出“六期说”，一度把甘肃彩陶的年代排得比仰韶还早。这一错误直到1940年代才被中国学者纠正。1944年，夏鼐等考古学家开启西北科学考察。夏鼐在宁定阳洼湾齐家文化墓地的发掘中，发现墓坑填土里有马家窑类型的彩陶片，据此证明了马家窑文化早于齐家文化。1945年，夏鼐发掘临洮寺洼山遗址，认识到所谓“甘肃仰韶文化”与河南仰韶文化有诸多不同，认为应将临洮的马家窑遗址作为代表，应另定名称。1949年，他在《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中正式将其定名为“马家窑文化”。

从此，马家窑文化登上了中国史前史的舞台。2021年，马家窑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马家窑遗址发掘复原场景

02 从庙底沟走来：马家窑文化的根

马家窑文化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大量考古证据表明，它是中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西进甘青腹地后，文化要素向西扩散并与当地土著人群融合的结果。地层学上，马家窑文化遗存直接叠压在庙底沟遗存之上，谁早谁晚一目了然。早期的马家窑彩陶上，还能看到明显的庙底沟纹样痕迹——圆点纹、弧边三角纹。后来，它们一点点变成了漩涡纹、水波纹、网格纹，变成了马家窑自己的语言。

这一西进过程大约始于距今5300年前后。仰韶文化内部一部分力量选择向西开拓，沿黄河及其支流溯流而上，深入陇西高原，进入洮河、大夏河流域，最远到达河湟地区。洮河是黄河上游最大支流之一，河谷阶地平阔、水源充足、宜于粟作农业定居，洮河谷地成为庙底沟人群西进和马家窑文化核心区形成的关键通道，马家窑遗址就位于洮河西岸的临洮县，马家窑文化则遍布甘肃、青海、宁夏一带。

马家窑遗址位置图

03 彩陶的巅峰：四个类型，千年延续

马家窑文化延续了约1200年（距今5300—4000年）。根据彩陶风格演变，考古学家将马家窑文化分为四个类型，代表不同的发展阶段。

早期的石岭下类型（距今约5800—5300年）以甘肃东部天水、武山为中心，代表遗址有武山石岭下、天水师赵村。彩陶以泥质橙黄陶的罐、壶、瓶为主，变体鸟纹、变体鱼纹均演变自仰韶文化。此时期还出现了马家窑文化典型的旋涡纹。此时的马家窑文化还带着庙底沟的“乡音”，但已经开始加入自己的“方言”。

岭下类型变体翅羽纹双耳彩陶瓶 甘肃博物馆藏

中期的马家窑类型（距今约5300—4700年）迎来黄金时代，分布中心转移到兰州、永靖黄河沿岸及河湟地区，代表遗址有马家窑、兰州曹家嘴、永靖大何庄。彩陶所占比例可达20%到50%。器型以盆、瓶、壶为主。器物的最大直径靠近肩部，多有细长的颈部。用黑色线条作画，最具代表性的是漩涡纹——几条弧线绕成圈，层层相套，仿佛黄河水在陶面上旋转流动。还有大量的水波纹、鸟纹、蛙纹、蜥蜴纹。最引人入胜的是1973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五人连臂踏歌，腰肢婀娜，仿佛能听到5000年前的鼓点声。一件件马家窑类型的彩陶，充满动感——水在流、鸟在飞、人在舞，那种自由奔放的生命力，仿佛透过器物穿越时光而来。

马家窑类型舞蹈纹彩陶盆 1973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

马家窑类型旋纹尖底瓶 1971年甘肃省陇西县吕家坪出土 甘肃省博物馆藏

马家窑类型双人抬物纹彩陶盆 甘肃省同德县宗日遗址出土 青海省博物馆藏

马家窑类型对鸟纹彩陶壶 1956年天水市关子乡杨家坪采集

1950年4月，一件震撼世人的彩陶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积石山县（时属永靖县）三坪村出土，这里正好是马家窑文化在黄河上游分布的最西端密集区之一。它高49.3厘米，形如丰腴之瓮，泥质红陶为体，器表施以浓黑色彩绘。这件被后人称为“彩陶王”的国宝级文物。器表饰黑彩，上腹部有漩涡纹绕器一周，在2个大漩涡纹之间各再绘出2个小漩涡纹。整个画面“似水势汹涌，波涛滚翻，极为雄奇壮观”。

“彩陶之王”马家窑文化 马家窑类型漩涡纹双耳四鋬彩陶瓮（手绘图）

马家窑文化晚期前段为半山类型（距今约 4700—4300年），分布中心已稳定在河湟地区，代表遗址有广河半山、和政半山。壶和罐最多。器物的最大直径回落到腰部。彩陶以红陶为主。除了漩涡纹、网格纹、圆圈纹、菱形纹之外，还出现了葫芦纹、波折纹、螺旋纹、锯齿纹。图案常以四面、六面成组对称构图，色彩对比强烈。半山类型彩陶多用黑、红彩点缀，用红彩勾勒花纹主框架，黑彩内侧绘锯齿纹，齿尖刺向红彩，明显区别于马家窑类型的纯黑彩大三角形锯齿纹。出现了表达对土地依赖和崇拜的网格纹，展现了从渔猎文明向农耕文明的逐步转化。

半山类型旋纹彩陶罐 1977年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花寨子出土 甘肃省博物馆藏

半山类型四大圈旋纹彩陶罐 1977年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土谷台出土

半山类型单耳月纹网纹彩绘壶 1977年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土谷台出土 甘肃省博物馆藏

晚期后段为马厂类型（距今约4300—4000年），足迹已向西最远抵达新疆哈密盆地，代表遗址有民和马厂、乐都柳湾。彩陶上部多施红色或紫红色陶衣，黑彩为主。代表性花纹是圆圈纹和蛙纹。花纹中再缀满各种小花纹，精细得让人叹为观止。最神秘的是，马厂彩陶壶腹部常有10多种彩绘符号，有规律地重复出现。学者推测它们是氏族徽号或制陶匠人的标记，属于史前记事符号。

马厂类型十字圆头纹双耳彩陶罐

马厂类型“卍”字网纹双耳彩陶罐

马厂类型四大圆圈纹长颈彩陶壶

马厂类型蛙纹彩陶壶 甘肃省青海民和县山城遗址出土 青海省博物馆藏

马厂类型折线纹人头彩陶壶 民和县山城遗址出土 青海省博物馆藏

04 寺洼遗址：了解马家窑文化的一把钥匙

如果说马家窑、半山、马厂等遗址是马家窑文化的“名片”，那么寺洼遗址则是一把打开马家窑社会深层秘密的钥匙。

寺洼遗址位于甘肃临洮，洮河北出西秦岭的山口外，背靠九龙山，面向洮河，坐拥广阔平坦的黄土台地。遗址面积超过2平方千米，内涵极为丰富。1924年安特生曾到此调查，1945年夏鼐也在此做过发掘。但真正的大规模系统工作，始于2018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西北工作队的新一轮发掘。据领队郭志委回忆，他们2014年先发掘马家窑遗址，收获虽丰但始终未找到大型聚落。2018年转战寺洼，起初两年也进展缓慢，直到2020年才迎来转机。

2020年，考古队在寺洼遗址鸦沟东侧清理出一座保存较好的半山类型陶窑，这在全国范围内极罕见。随后又发现半山类型房址。更令人震撼的发现来自2023—2024年，确认了三重围壕。这三重围壕接近南北—东西方向，平行分布，近直角转弯，形制极为规整。现存部分东西长约613米、南北宽约440米，内侧复原面积近30万平方米。每条围壕宽达9至11米，深约3至4米。围壕始建和主要使用年代为马家窑类型时期（距今约5000年），至半山类型时期尚未完全填满。

这意味着什么？在5000年前，黄河上游的先民已经能够规划、测量，调动大量人力物力，修建如此规整的多重长方形大型工程。三重近直角转弯的结构，为后世长方形“城池”的出现奠定了早期基础。这不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

2018年至2024年，联合考古队在寺洼遗址开展了7次发掘，揭露面积近4000平方米。聚落以“围壕”为界分为两大部分，总面积超百万平方米。目前已发现近百座房址、大量灰坑窖穴、十余座陶窑和数座墓葬，另有疑似“道路”和大面积“人工堆土”的线索，时代从马家窑类型延续到半山类型。

寺洼遗址不仅揭示了聚落形态，更展示了马家窑文化高度发达的手工业。在围壕内侧，考古队发现了多个制陶区，清理出大量同时期的储泥坑、制陶工具、陶窑和烧制废品，使用时间长达数百年。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周静指出，马家窑先民已经掌握了成熟的彩陶制作工艺，可能形成了专业化的陶工群体。专业化分工是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郭志委进一步判断：“该区域制陶规模较大、生产水平高超、延续时间较长，不排除这是一处区域性制陶中心的可能性。”

农业资源相对一般的黄河上游，先民因地制宜，发展了以彩陶为代表的手工业，其产品不仅满足本地需求，还远距离流通。彩陶，既是商品，也是名片。

05 “哭脸”为谁而泣？

在寺洼遗址出土的众多陶器中，一件彩陶瓶残件格外引人注目：圆睁的眼睛下，两道竖线夺眶而出，嘴角向下——一张史前“哭脸”。

这件“哭脸”纹彩陶属于马家窑文化的马厂类型。竖线既可以代表泪水，也可以象征雨水。对于以旱作农业为主的马家窑先民来说，水是生命之源。久旱盼雨，洪涝又成灾。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他们将希望寄托于神灵，以“哭脸”祈愿风调雨顺。这并非个例——在土谷台晚期墓葬、柳湾马厂墓地中，集中出现了多件带有泪纹的人物形象。

寺洼遗址出土的“哭脸”纹彩陶（手绘图）

马家窑文化所处的全新世中期，气候总体暖湿，但波动性逐渐增加。距今5000～4000年期间，大地湾孢粉中阔叶树成分显著降低，显示气候相对干旱。按照一般规律，生产力越低，自然环境的影响越大。马家窑先民所处的西北内陆，昼夜温差大，又处于气候敏感区，微小的气候变化都可能影响农业生产，但环境变化尚未大到使农业难以为继的程度。

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是马家窑文化的经济基础。浮选结果显示，马家窑遗址的植物种子中驯化粟、黍占绝对优势。他们还驯养家猪，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家猪骨骼。渔猎采集是重要补充——石球、网坠以及野生动物骨骼的发现，说明他们偶尔也打猎捕鱼。

然而，面对气候波动和干旱威胁，农业人群对自然的无力感催生了丰富的信仰世界。那些彩陶上的人面纹、蛙纹、水波纹，以及“哭脸”上夺眶而出的泪滴，都是先民对生存环境的回应。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认为，寺洼遗址的发现为解释马家窑文化向外大范围影响拓展的动因提供了重要线索：“发达的彩陶手工业和对外贸易交换等，很可能是马家窑文化向外影响拓展的关键原因。”

马家窑文化向西进入河西走廊，登上青藏高原与当地文化融合形成宗日文化，向西南影响川西北地区。它奠定了我国西部地区的史前文化基础，为早期中西交流开辟了通道。在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现距今约4700年的铜刀，是我国最早的铜器之一；马家窑遗址出土的玉料来自仅60公里外的马衔山，证实了“就近取材”的开采和加工传统。

06 从母权制到父权制的千年之变

彩陶纹饰的变化，背后是整个社会的深刻变革。

关于马家窑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学术界呈现出一条清晰的演进脉络。

马家窑类型的社会性质分歧最大。伍德煦先生认为其处在母系氏族公社繁荣阶段，生产工具数量少、制作粗犷，墓葬中男女随葬品差别不大。但戴春阳先生根据东乡林家遗址的材料——大量专业化农具、储藏谷物的巨大窖穴、“六畜”基本俱全、彩陶专业化和铜器出现——提出马家窑类型已确立父权制，甘谷灰地儿出土的陶祖（男性生殖器崇拜物）便是例证。多数考古学家认同甘肃省博物馆的判断：马家窑类型至少已处在母权制的最后阶段。

进入半山类型，变化明朗了。男性墓中常见石斧、石锛等生产工具，女性墓中多出纺轮、骨针——男耕女织的分工已经形成。更重要的是，半山类型首次出现了成年男女合葬墓，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第一次被“看见”。半山类型已全面转入稳固的父系氏族社会。

到了马厂类型，社会变革进入深水区。生产工具大增、制作更精，剩余财富大量出现。墓葬中随葬品多寡悬殊——有的墓随葬陶器多达90件，有的只有一两件。在永登蒋家坪马厂类型的一座大墓中，墓主人骨架下挖有长方形深坑，分层埋入整猪、整狗，还殉葬一具老年女性和一个少年头骨。人殉出现了。 海贝、石贝开始作为交换媒介出现在墓葬中。张学正先生等认为，马厂类型晚期已跨入阶级社会的门槛。

从母权制的余晖，到父权制的确立，再到阶级分化的萌芽——马家窑文化的一千二百年，浓缩了原始社会走向解体的完整历程。

考古知识卡

1. 什么是“植硅体分析”？

植硅体是植物细胞中硅化的微小结构，形状因植物种类而异。科学家从陶器残留物中提取微量样品，在显微镜下寻找植硅体，与现代植物样本对比，就能确定残留物的成分。这是确定谷物种类、酒类残留物的关键技术。

2. 马家窑人如何制陶？

马家窑文化的陶器为手制，采用泥条盘筑法。陶工先将泥搓成细长条，一圈一圈盘筑成器形，再用手或工具将内外壁抹平。彩绘则在陶坯半干时进行，所用颜料为矿物原料——黑色来自含锰的铁矿石，红色来自赤铁矿。画好后入窑烧制，温度大约在900℃到1050℃之间。一件彩陶从取土、淘洗、制坯、彩绘到烧成，凝聚了先民多少代人的经验积累。

参考资料

[1]夏鼐.临洮寺窪山发掘记[J].考古学报,1949,(4):71-137.

[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1961

[3]安特生著，乐森璕译.《甘肃考古记》.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1925年

[4]郭志委：《西北高地的早期开拓者——百年视野下的马家窑遗址与马家窑文化》，《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

[5]郭志委：《寺洼山发掘记》，《中国文物报》2025.10.18

[6]新华社：《寺洼遗址发现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2024-2025年相关报道）

[7]翟少冬、郭志委等：《甘肃马家窑遗址出土齐家文化玉质品原料来源探析》，《文物》2025年第6期

[8]敦煌文博会：《看“彩陶之乡”甘肃定西穿越千年的彩陶之光》，2024年

[9]龙丽朵：《马家窑文化人物形象分区分期及同时期区域对比研究》，《华夏考古》2020年

[10]安成邦等：《甘青地区全新世中期的环境变化与文化演进》，《西北大学学报》2003年

[11]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临洮寺洼遗址首次发现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大型聚落》.2025年1月21日

[12]新华网.《黄河上游发现规模最大马家窑文化聚落遗址》.2025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