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15岁的连云港初中生徐凯睿，背着一个双肩包，走进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他手里捧着两本泛黄的笔记本，纸页边缘已经发脆，但上面的字迹依然工整。

那是两本侵华日军军官的毒气战训练笔记——一本写于1937年11月，一本写于1938年12月。写下这些字的人，没有犹豫，没有忏悔，只有冷冰冰的数字和效率。

半年前，徐凯睿还只是一个在二手平台搜索旧信的中学生。如今，他已经成了纪念馆里最年轻的捐赠者之一。

据新华社报道，2026年上半年新征集文物史料150余件（套）、文献资料100余件（套） 正式入藏纪念馆，涵盖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以及法国外交档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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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余件史料，150多个独立的证据链。它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视角，却指向同一个事实——1937年的冬天，南京城里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图1：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新征集的史料信件（（图源：央视新闻））

01. 15岁少年的“长征”：站了18小时，把罪证从长沙背回南京

在这批新史料中，两本毒气战训练笔记最让人脊背发凉，也最让人动容——因为它们的捐赠者，是一个15岁的孩子。

今年1月，徐凯睿在湖南一名藏家手中发现了三份侵华日军相关史料：两本毒气战培训笔记，还有一份《九六式马防毒面具取扱法案》。三份材料共计1万元。

图2：侵华日军毒气战训练历史照片（（图源：网易））

他先付下定金，然后开始凑钱——压岁钱、零花钱、假期在景区给游客拍照赚的钱，再加上家里的支持，终于凑齐了。来源：合肥在线

春节正值春运，车票难买。大年初七，他背着双肩包从连云港出发，经郑州中转前往长沙。那是他第一次独自跨省，也是第一次一个人在外过夜。一路没有座位，他就在车厢里站了18个多小时。凌晨3点多在郑州候车时，一位准备去广东打工的大姐听说他要去长沙购买侵华日军史料，把随身的小马扎让给他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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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长沙后，徐凯睿很快与藏家见面。看材料、核对内容、交流来源，前后大约40分钟。拿到三份史料后，他随即踏上返程。

“现在回头看，有点冲动。”徐凯睿说，第一次独自跑这么远并非完全不害怕，“但当时就是想赶紧把东西拿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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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本笔记中，一本是1937年11月日军电信第二联队工兵少尉梨和吉之辅撰写的培训笔记，记录其在日本陆军工兵学校接受毒气战训练的情况，包括毒气防护目的、防毒面具种类和使用要点、消毒方法、军马防护、毒气检测方法及毒气演习方法等。

另一本是1938年12月日军电信第二联队真崎少尉记录的日军毒气战演习相关资料，包括不同种类防毒面具的性能、撒毒方式等内容。笔记中还有“黄弹”“赤弹”等毒气弹的相关记录，以及“每个师团每年至少要接受两次化学战训练”的表述。

二战末期日军大规模销毁同类档案，两份侵略者亲笔记录的原始教材存世稀少，史料价值极高。

徐凯睿真正开始系统收集侵华日军史料，是从2025年底。看完《南京照相馆》和《731》后，他开始在二手平台寻找相关材料，并买下第一批5封疑似侵华日军信件，联系纪念馆完成捐赠。他还经历过一次“交学费”——花1000元买了一件标注“731部队”的仿品，这次经历让他开始学习辨别史料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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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多来，徐凯睿已经陆续收集了十几件侵华日军相关史料。钱主要来自压岁钱、零花钱、家庭支持，以及假期兼职赚的收入。他还收到过网络暴力和恐吓威胁，恶意私信里有“见一次打一次”的威胁，还有人假借中医之名诅咒他。面对威胁，他没有退缩，而是选择报警留证，把更多史料送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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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历史从来不是某些特定人群的责任，青年学生同样可以尽一份力量。”徐凯睿说，“我们回望伤痛，最终的目的是守护眼前来之不易的和平。以史为鉴，方能稳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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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15岁的孩子，在同龄人还在刷短视频、打游戏的年纪，已经开始用自己的零花钱“打捞”历史的罪证。记忆不会因为证人老去而消失，因为年轻一代已经接过了接力棒。

02. 法国外交官：连中立国都看不下去了

图3：法国外交档案资料移交仪式现场（（图源：今日头条））

如果说日本士兵的笔记是“加害者的自白”，那么法国外交官的电报就是“中立者的证词”。

这批新史料中，包括了来自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的861页日本侵华相关文献资料，由法国青年马库斯、白士杰（Bastien Ratat） 与中国青年钟灏松共同捐赠。

此前的2026年5月4日，白士杰团队已向纪念馆移交过第一批共1993页法国外交档案扫描资料，涉及42份外交文献，时间跨度从1920年至1943年。

其中两份与南京关联尤为紧密。上海法国总领事馆布洛先生1939年1月的南京情况简报显示：彼时南京已沦为日军军事重镇，核心建筑被占用，城区划设军事禁区，商业被日方垄断，数十万百姓圈禁于特定区域，民生凋敝、管控严苛。

法国空军武官德·拉费尔泰-塞内克泰尔1938年2月7日至16日在南京实地考察的记录更为翔实——尽管日军精心安排路线试图粉饰太平，但其通过与德国领事罗森、美国领事阿利森及外国传教士私下交流，获取了日军屠杀、强奸、纵火及抢劫的第一手信息，与《罗森报告》相互印证。

这些电报原本是法国的国家机密，被封存在外交部的档案库里几十年。直到近年档案陆续解密，人们才知道，当年南京城里发生的事情，外国使节们早就看在眼里，也早就告诉了他们的政府。

白士杰说：“80年前，东京审判的法官们，没有这些档案——它们当时还封存在法国。如果当年，他们能看到这些文件，日本侵略的开始之早、规模之大、计划之周密，将会更加清楚。一些判决，本来可以更进一步；一些逃脱的罪犯，本不应该逃脱。”

不只是法国。美国、英国、德国的外交官和传教士，都留下了大量类似的记录。其中最有名的，是德国人约翰·拉贝的日记——一个纳粹党员，却成了南京大屠杀最有力的证人之一。

纪念馆的征集人员跑了大半个地球，从海外华侨手中、从日军后代的阁楼里、从外国档案馆的角落中，把这些散落的证据一件一件找回来。它们有的来自日本——士兵的私人相册、军官的战地日记；有的来自欧美——外交官的电报、传教士的照片；还有的来自国内民间——幸存者的口述、遇难者的家书、慈善机构收埋尸体的登记册。这些带着普通人温度的史料，把30万这个冰冷的数字，还原成了一个个有名有姓的人。

正如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孟国祥所说：“这些文物史料、文献资料从不同侧面还原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等暴行，它们来源不同，相互印证，构成不容否认的证据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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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加害者的亲笔信：“杀了一万多败残兵”

这批新史料中，最有力的证据之一，来自加害者本人的亲笔信。

来自徐州的高中生于聍鹏与同伴徐伟哲共同捐赠了一套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士兵石川盛太写的私人信件集，共计12封，时间跨度自1937年8月至1939年，记录了其从应征入伍到参加进攻南京、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的过程。

于聍鹏自六岁起受家中长辈影响接触老物件收藏，十五岁起便开始系统搜集侵华日军一手史料。他说：“我们年轻人有责任把这些罪证及时抢救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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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封写于1937年12月20日的信件中，石川盛太提及日军攻占南京后 “杀了一万多败残兵。战败真是可悲呀” 。写信时间为南京城陷后一周，这是加害者在屠杀发生时的原始记录，与同部队士兵东史郎日记相互印证。

图4：《东史郎日记》书籍，记录了日军在南京的屠杀暴行（（图源：今日头条））

此外，一封侵华日军第一一四师团士兵三井茂正写往日本的明信片，记述了1937年12月12日其所属部队进攻南京中华门附近金陵兵工厂的情况，并记载了俘获大量中国俘虏的细节。对照日军战斗详报，这批俘虏随后被集体刺杀。

日本长崎日日新闻社、佐世保新闻社1939年2月27日共同发行的《支那事变皇国之精华》新闻报道集也被捐赠入藏。其中一篇记述了日军士兵攻占南京后参与大规模屠杀的情况，文中写道：“实在难以想象竟能如此斩杀、刺杀，仅是我等亲眼所见的就已超过三四万人。”

三件史料分别来自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与公开出版物，不同来源相互印证，构成不容否认的证据链。

日本是二战中唯一大规模使用毒气弹的国家，在华实施化学攻击超2000次，造成中国军民中毒伤亡超1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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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人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座中等县城的全部人口。这些史料为揭露日军违反国际法、实施化学战的罪行补充了关键物证。它不是孤证，纪念馆里类似的史料已经有几十份——来自不同部队、不同军官、不同时间地点，却记录着同样的罪行。证据链已经密不透风。

04. 为什么80多年了，我们还在找证据？

经常有人问：南京大屠杀不是早就定论了吗？为什么还要不停地找新证据？

答案很简单：因为否认从未停止。

80多年来，日本右翼从来没有停止过否认。

图5：日本靖国神社（（图源：网易））

他们年年参拜靖国神社，年年修改教科书，年年在国际场合散布“南京大屠杀虚构论”。你拿出一件证据，他们说“孤证不立”；你拿出十件证据，他们说“都是伪造的”；你拿出一百件证据，他们干脆扭过头说“我没看见”。

很多人以为，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真相”。只要给他们看足够的证据，他们就会承认。

这是一种错觉。

日本右翼的否认，从来都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是“不想知道”。承认南京大屠杀，等于承认他们的父辈是罪犯，等于否定他们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圣战叙事”，等于动摇他们整个右翼意识形态的根基。

所以证据越多，他们否认得越起劲。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不是真相之争，是存亡之争。

这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历史根源。二战结束后，美国出于冷战需要，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清算并不彻底。大批战犯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一些甲级战犯甚至重新进入政坛——比如甲级战犯岸信介后来当上了日本首相，他的外孙就是安倍晋三。这种政治血脉的延续，让右翼势力在日本政坛从未真正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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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问题更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日本的教科书审定制度，让右翼势力可以通过“审定”一步步修改历史表述：从“侵略”改成“进出”，从“屠杀”改成“事件”，从“30万人”改成“大量”，每一次改动都是对真相的悄悄侵蚀。

来源：历史公开资料

日本老兵东史郎的遭遇最能说明问题。晚年他公开了自己的日记，如实记录了在南京参与屠杀的经历，结果遭到日本右翼的围攻和起诉，打了十几年官司，最终在孤独中去世。

一个说出真相的日本老兵，在自己的国家成了“罪人”。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讽刺。

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日本都在否认历史。日本国内也有正视历史的力量——只是他们的声音，常常被右翼的喧嚣淹没。

东史郎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日本有两千多人组成诉讼团为他提供支持。山内小夜子，一位日本女性，成为东史郎案“日本后援团”秘书长，专程到南京搜寻证据。她的理由很简单：“为了维护历史真相，不能让勇士孤军奋战。”

来源：新华日报

还有“中归联”——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由从抚顺战犯管理所归国的日本战犯组成。他们深刻反省自己的罪行，一辈子致力于日中友好，成立和平纪念馆、留下证言录像，就是为了告诉下一代那场战争的真相。

来源：人民日报

这些人，才是日本真正的良心。他们的存在，说明否认历史的不是“所有日本人”，而是右翼势力。真相与谎言的博弈，在日本国内从未停止。

05. 记忆不会被时间稀释

每年12月13日，南京全城都会拉响防空警报。行人驻足，车辆停驶，整个城市陷入短暂的沉默。

那是对30万遇难同胞的祭奠，也是对所有活着的人的提醒——有些事，不能忘，也不敢忘。

经常有人说，过去这么多年了，该翻篇了。但真正该翻篇的，是仇恨，不是真相。我们不需要延续仇恨，但我们必须守住真相。

因为只要还有一个人在否认，真相就有被抹去的危险。80多年前的浩劫之所以不能被忘记，不是为了让后人继续恨，而是为了让同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也经常有年轻人问：这段历史跟我有什么关系？

答案是：关系很大。你今天能安安心心坐在教室里读书，能在周末和朋友去看电影，能和家人一起吃一顿热乎的饭——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和平，是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了解南京大屠杀，不是为了记住仇恨，是为了理解和平的代价，理解今天的中国从哪里来，理解战争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

当你看到15岁的徐凯睿站了18小时火车去取回罪证，你会明白，历史不是课本上的黑体字，是需要有人用行动去守护的东西。

2026年8月15日，纪念馆还举行了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44名幸存者后代、遇难者家属、国际友人后代接过传承责任，守住这段血色记忆。

来源：交汇点新闻

150余件新入藏的史料，给南京大屠杀的证据链又加固了一环。它们安静地躺在纪念馆的库房里，等待着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多人记住。

图6：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哭墙，刻满遇难者姓名（（图源：人民网））

纪念馆的那面哭墙前，每天都有人在献花。白色的菊花放在墙根，花瓣上带着露水，像一滴没有掉下来的眼泪。

墙上的名字密密麻麻，一个挨着一个。它们有的完整，有的只剩下姓氏，有的连姓氏都模糊了。但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曾经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有过欢笑，有过梦想，有过家人，有过对明天的期望。

他们的生命被夺走了，但他们的名字不会被遗忘。

时间会流逝，证人会老去，但证据不会说谎，记忆不会褪色。

30万这个数字，不是写在纸上的符号，是刻在民族骨头上的印记。每多一件史料，这个印记就深一分。每多一个记住的人，这个印记就重一分。

南京大屠杀不是“中方的一面之词”，是有中日多方、多国档案共同佐证的历史事实。否认者的声音再大，也大不过如山的铁证。

真相可能迟到，但铁证不会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