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殿增：从三星堆到金沙：传承与演变

摘　要：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是古蜀研究中两处最重要的考古文化遗存，可能曾经是两个相互连接的古蜀国都，目前正在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因此，分析三星堆与金沙的关系，理清两者之间的文化传承与演变，就成为一个重要学术问题。本文准备从考古学的角度，就其中的迁都时间、文化传承、国体演变及有关的问题，再提出几点意见和建议，供大家研究参考。

关键词：三星堆遗址　金沙遗址　古蜀国都 文化传承

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已决定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表明这两个重要遗址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成为了古蜀文明发展史上一对耀眼的“双子星”。分析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关系，理清两者之间的文化传承与演变，就成为古蜀历史研究中的又一个重要学术问题。诸多学者已经对此做出了专门的论述，本文准备再从考古学角度做些简要的分析，共同去探讨这个古蜀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问题。

一、“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的考古简况

（一）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6公里，南距成都市40公里。1927年发现玉石器坑，1934年首次发掘，1963年再次发掘，其地址均为三星堆遗址群北部的燕家院子。1980年起开始在遗址群南部的“三星堆”旁连续进行了六次正式发掘，1986年夏又在此发掘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了1700多件珍贵文物，“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1988年，这里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建成三星堆博物馆。2020年至2022年又在三星堆旁举行了大规模、高水平的联合发掘，发掘了三号至八号祭祀坑，出土了17000多件珍贵文物，“再醒惊天下”。2023年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建成。

目前已知三星堆遗址群（图1）总面积达12平方公里，中部有一座占地3.6平方公里的巨大古城，大城北部有两座小城。城址北面有一条宽阔的“鸭子河”，城中有一条“马牧河”蜿蜒流过。城内北部有一座面积达上千平方米的“青关山一号大房子”，南部有一个高大的“三星堆”土堆。经过上百年的发现与发掘，三星堆遗址已发掘出祭祀坑、房屋、作坊基址和城墙、灰坑、墓葬等遗迹，出土了金杖、金面具、青铜大立人像、纵目大面具、大神树、玉璋、玉璧等数万件珍贵文物，已经成为一处举世闻名的考古圣地。

图1 三星堆遗址平面图

（二）金沙遗址

金沙遗址（图2）位于四川省成都市西3公里。2001年年初发现并开始发掘，2005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金沙博物馆建成，展厅包括了祭祀区的发掘现场。2025年底开始对金沙博物馆进行陈列改造，并对祭祀区现场再次进行保护性考古发掘。

图2 金沙遗址平面图

金沙遗址略呈长方形，总面积达5平方公里，中部有一条“摸底河”自西向东流过，周围没有发现城墙。遗址东北部为宫殿区，东南“摸底河”以南为祭祀区，已发掘出大小祭祀坑六十多座，出土文物10000多件以及大量的象牙、兽牙、鹿角和乌木。城的西部为居住区和墓葬区，已发掘墓葬数百座。珍贵的文物均出土于祭祀区中，有太阳神鸟金饰、金面具、金冠带、十节玉琮、青铜立人像、石璧、玉璋等。祭祀区有大量遗迹还保存在博物馆的大棚之内，为观众参观和继续进行考古发掘研究提供了优越条件。

二、“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的年代分期与文化变迁

三星堆遗址在1980年至1986年连续进行了六次正式发掘，文化层最深达2.5米，分为16层，测定年代在距今4800～2800年前，初步分为四期：第一期在距今约4800～4000年前，后来被称为“三星堆一期文化”；第二期在距今约4000～3600年前，第三期在距今约3600～3200年前，第二、三期后来被合称为“三星堆文化”；第四期在距今约3200～2800年前，后来被称为“十二桥文化”的前期。近二十年来的考古发掘，使对三星堆遗址的分期断代进一步深入，年代分期上有些变化，尚未形成定论。目前只是正式公布了新测定的大型祭祀坑的埋藏年代在公元前1201至前1012年之间。在综合报告正式发表之前，我们暂且使用三星堆遗址的上述分期和断代结果。关于各期文化的主人，我们认为“三星堆一期文化”时期可能是蚕丛氏蜀国，“三星堆文化”时期的主人是鱼凫氏蜀国，“十二桥文化”时期的主人是杜宇氏蜀国。

金沙遗址是“十二桥文化”的中心遗址。“十二桥文化”是以成都地区为中心，逐渐散布于整个四川盆地乃至三峡、汉中、宝鸡等地区的一种考古学文化，时代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春秋初年，绝对年代大约在距今3200～2600年前，以距今2800年左右为界，可以分为早晚两期。“十二桥文化”的主人是杜宇氏蜀国，金沙遗址是杜宇氏蜀国的国都，年代大体上与“十二桥文化”相始终。

三、“金沙遗址”成为“古蜀国都”的具体年代

我们说“三星堆文化”的年代约在距今4000～3200年前，“十二桥文化”的年代在距今3200～2600年前，并不是说两者在距今3200年时就截然分开了。这两个文化之间曾经有过一个较长的相互共存与并行发展的阶段：“十二桥文化”在“三星堆文化”的后期就已经在成都十二桥和金沙遗址等地慢慢发展起来，成为三星堆古国之中的一个联盟部落；“三星堆文化”的后期也曾吸收了不少“十二桥文化”的因素，并且在“三星堆古国”亡国与迁都之后，三星堆的遗民作为以“金沙遗址”为“国都”的“杜宇氏蜀国”的臣民，在“十二桥文化”的中后期又继续在三星堆遗址上生活了数百年。

那么“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的关键分界点具体在什么时间？或者说“杜宇氏蜀国”是在哪一年取代“三星堆古国”，并以金沙遗址为自己的“国都”呢？目前学术界已经基本上得出共识：这个关键的分界点，就是三星堆祭祀区中前六座大型祭祀坑（除五号、六号祭祀坑外的其他六座）的形成之年。这一年既是“三星堆古国”亡国之年，也是“金沙遗址”取代“三星堆遗址”成为“古蜀国国都”的具体年代。

2025年9月在德阳召开的“三星堆论坛”上，发掘单位已经正式公布了三星堆祭祀区中大型祭祀坑的形成年代是在“公元前1201至前1012年间”，为解决这个关键问题提供了确切的答案。但问题似乎还没有真正解决：在“公元前1201至前1012年间”的189年之中，具体哪一年在三星堆祭祀区中建造了前六座大型祭祀坑？因为从目前情况看，这六座大坑祭祀坑即使不是同一天建造的，也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形成的，前后相距的时间不可能在一年以上。现在问题是：选择这189年中的哪一年去研究才比较合理？不然的话，如果学者们各自选取其中的一年，可能会得出很多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与或推论，造成十分混乱的学术局面。

对此，我建议：根据碳十四测年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先努力找出一个“最大公约数”，作为临时性的具体年代使用，待有了更可靠的办法之后，再去做出更准确的认定。以碳十四测年时，在每个测出的年代数据后面，都有一个“正负若干年”的误差范围数据。在夏商时期，这种“正负值”一般在数十年至一百年左右。数据越多，平均下来就可能越接近于“正负值”最中间的数字。“公元前1201年至1012年之间”是对祭祀坑中二百多个标本进行年代测定后得出的，因此，若把这二百多个标本的年代数据都取其“正负值”最中间的数字，其中的“最大的公约数”应该就是“公元前1201至前1012年”最中间的那一年，即“公元前1106年”。

在这里，我们准备以“公元前1106年”作为三星堆祭祀区中六座大型祭祀坑形成的“临时性”的确切年代，进一步去探讨“金沙遗址”取代“三星堆遗址”成为“古蜀国国都”的具体过程。

四、“三星堆古城”的废弃过程

如前所述，国内外学术界目前基本形成了共识：即三星堆祭祀区中前六座大型祭祀坑的形成之年，也就是“金沙遗址”取代“三星堆遗址”成为“古蜀国国都”的具体年代。因此，我们就以“公元前1106年”作为三星堆祭祀区中大型祭祀坑形成的“临时性”的确切年代，进行一次初步的探讨。

这次“迁都”行为因何发生？又是以怎样的方式进行的？这是三星堆考古研究中争论最大、也最难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众多学者的各种观点相差很大，大都已经在相关论著中做过详细论述。这里不准备展开讨论，只是把我们的看法做些简要的介绍，供大家研究参考。

我们认为：古蜀国的都城从“三星堆古城”转移到“金沙遗址”，并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战争，但也并不是一次简单的“迁都”行为，而是一次具有“改朝换代”性质的政权转移。三星堆古国的最后一代“鱼凫氏蜀王”，很可能是在一场极其严重的瘟疫中突然死亡，即“忽得仙道”了；三星堆的民众也突然大量地快速死亡，即“其民亦颇随王化去”。因此三星堆古城中尚存的人们就认为，他们数百年来一直虔诚信奉的“众神”已经完全“失灵”了。在反复进行隆重的祭祀祈祷仍然无效之后，只好把国家神庙中数百年间制造、积累起来的所有神像和祭器，分批从“青关山神庙”搬到“三星堆祭祀区”，举行“燎祭”仪式，也就是把神像和祭器打碎、焚烧，使它们化为一股股“轻烟”升上天空，表示已经把它们送回到天上和神界。然后再通过郑重“瘗埋”的祭祀方式，井然有序地把玉器、铜器、象牙、器物残片和灰烬等，在先后挖成的土坑中分层放好，最后将这六座大型祭祀坑填平、夯实。数十年后三星堆古国的后人还曾到祭祀区来进行过祭奠，建成了五号和六号两座较小的祭祀坑。后来这里逐渐被人们彻底忘却，从而使这八座祭祀坑（图3）最终完整地保存到了今天。这种观点，也就是“祭祀坑说”之中最为流行的“失灵法器掩埋坑说”。

图3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大型祭祀坑分布平面图

这种隆重的祭祀过程，在“三星堆祭祀区”中至少进行过三次。第一次可能是将“青关山神庙”的“殿堂”中“群巫之长—国王”使用的“金杖”等宝物和祭祀用品，与神庙入门处“祭堂”中的一些实用器具，最先搬到“三星堆祭祀区”来，在刚挖好的土坑旁，进行“燎祭”仪式，再分别“瘗埋”在方形的一号坑（图4）与四号坑之中。从器物的种类、土坑大小形状与埋藏方式看，这两座坑也有可能是前后分两次进行“燎祭”与“瘗埋”的。

图4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一号祭祀坑器物出土情况图

第二次可能是将“青关山神庙”的“主祭台”与“殿堂”“庭院”中最主要的大型神像、面具、神树、礼器等重器，如“青铜大立人像”“纵目大面具”“青铜大神树”“太阳形器”“大口尊”等宝物搬来，进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燎祭”和“瘗埋”仪式。由于这些宝物过大又过重，只好在神庙中先行打碎，再搬到“三星堆祭祀区”来，在正式进行了“燎祭”之后，分别埋在长条形的二号（图5）和三号祭祀坑中。这两座坑的形状、大小、方向，以及器物的种类、埋藏的方式都完全相同，它们应该是同时挖坑并一起进行“燎祭”与“瘗埋”仪式的一对最为重要的祭祀坑。

图5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二号祭祀坑器物出土情况图

第三次可能是在决定将“青关山神庙”最终放弃、烧毁之前，将“神庙”中剩余的所有器物和破碎残片，包括一些红烧土块和墙皮，全部搬到“三星堆祭祀区”来，彻底进行“燎祭”仪式之后，分别“瘗埋”在长方形的七号和八号祭祀坑（图6）之中。七号坑中主要埋玉器，八号坑中主要埋铜器。在八号祭祀坑的象牙层以上，还预留出较大的空间，用来掩埋在最后打扫青关山神庙时清理出来的数千件器物和墙体的残片，从而表明八号坑可能是最后完成填埋的一座大型祭祀坑。

图6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八号祭祀坑铜器出土情况图

三星堆祭祀区中的这六座大型祭祀坑（一号和四号、二号和三号、七号和八号），可能就是在这样很短时间内逐步形成的，“三星堆古国”至此正式灭亡。从“三星堆古城”逃出的遗民，大多数投奔了“金沙遗址”，成为“杜宇氏蜀王”的臣民。“金沙遗址”作为“杜宇氏蜀王”的主要领地，也就从此正式成为古蜀国新的国都。

五、杜宇氏古蜀国时期文明形态的演变

“杜宇氏蜀国”曾是三星堆神权古国的一部分，而定都于“金沙遗址”后，当地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新国家的祭祀活动中心。从“金沙遗址”出土的上万件祭祀器具看，“杜宇氏蜀国”基本保持了三星堆神权古国的“原始宗教信仰体系”，仍然存在着以太阳崇拜为核心的“自然崇拜”（图7）、以珍禽异兽为代表的“图腾崇拜”、以眼睛崇拜为标志的“祖先崇拜”，并继续用“祭祀坑”的形式举行各种祭祀活动，也保持了用象牙覆盖祭品等风俗。从玉器、金器、青铜器的种类与造型看，“金沙遗址”也大体上保留了三星堆神权古国时期的基本特征。例如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冠带”上的“鱼鸟纹图案”（图8.2）与“三星堆一号祭祀坑”中出土的“金杖”（图8.1）基本相同；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小立人像”的整体姿态，与“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基本相同，只是个体变小，冠饰、发式略有不同而已（图9）。因此可以说：以“金沙遗址”为国都的“杜宇氏蜀国”，仍然传承了三星堆文明的主要文化传统，成为三星堆神权古国的延续与发展，两者共同构成了“早期古蜀文明”的文化共同体，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历史中的一对璀璨的明珠。

图7 三星堆遗址青铜太阳形器与金沙遗址太阳神鸟铜饰比较图

1.三星堆遗址青铜太阳形器 2.金沙遗址太阳神鸟铜饰

图8 三星堆遗址金杖图案与金沙遗址金冠带图案比较图

1.三星堆遗址金杖 2.金沙遗址金冠带

图9 三星堆遗址青铜大立人像与金沙遗址小立人像比较图

1. 三星堆遗址青铜大立人像 2.金沙遗址小立人像

在“杜宇氏蜀国”的初期，因国力的衰弱，制造业受到破坏，未能再建造出大型神庙建筑和神像、神树等精美的大型青铜艺术品，看上去似乎不如“鱼凫氏蜀国”时期兴旺了。但三星堆古国因过度敬神造成的人口大量集中、资源过量消耗、土地大片荒废、人民生存危机、国家快速灭亡的沉痛教训，也使得杜宇氏蜀王深感震惊，促使他做出一些重要的改变，避免再次出现三星堆古国时期因宗教狂热而带来的重大社会灾难。

杜宇氏蜀王也确实是认真地这样做了：他先后采取了“教民务农以改善经济”“扩大地盘并划定边界”“制造武器和建立军队”“功德高诸王使权力集中”等经济、政治、军事措施，实现了从神权古国向王权方国的逐渐过渡，从而使“杜宇氏蜀国”又成功地存续了四五百年。

史书记载，“杜宇”曾经是一个种田的能手，一直在大力“教民务农”，历史上曾经被尊称为“杜主”，而且“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使四川的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彻底改变了“鱼凫氏蜀国”时期“三星堆文化”人口过度集中，三星堆古城一城独大独尊的状况，使“十二桥文化”在四川盆地迅速扩展开来。从已有考古发现看，属于“十二桥文化”的遗址（图10），已经从成都平原，发展到川西雅安、川北南充、陕西汉中、陕西宝鸡、湖北宜昌等广大地区，远远超过了“三星堆文化”的公布范围。

图10 “十二桥文化”遗址分布范围图

杜宇氏蜀王在扩大地盘的基础上，开始正式划定蜀国的边界。史书记载，杜宇氏蜀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控制范围达到了云南、贵州和陕西的汉中、宝鸡地区，成为一个以地域为基础的国家，实现了从“神权古国”向“王权方国”的转变。杜宇氏蜀国又在与中原交界的汉中和宝鸡等前线地区，首先制造出一批以“柳叶形铜剑”“三角形铜戈”“圆刃有巩铜钺”为代表的“巴蜀式铜兵器”（图11），建立起一支能攻善战的军队，为保卫边界并参加“武王伐纣”的中原战争做好了准备。

图11 宝鸡地区“（弓+鱼）国墓地”出土“巴蜀式铜兵器”图

在取得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重要成果的基础上，杜宇氏蜀王便“自以为功德高诸王”，称为“望帝”，进一步扩大手中的权力，集神权与王权于一身，成为范围广大、人口众多、军力强盛的新型国家的唯一首领。

六、“金沙遗址”与“羊子山土台”“竹瓦街铜器群”的关系

“杜宇氏蜀国”的国王，牢牢掌控着神权和祭祀权。这种情况可以从20世纪下半叶考古发现的“羊子山土台”和“竹瓦街铜器群”等处大型祭祀遗址和珍贵文物中得到证明。

“羊子山土台”（图12）位于成都北部驷马桥北1公里，是一座正方形的大型三级“祭台”，通高10米，底边宽103.6米，第二级边宽67.6米，第三级土台顶层边宽31.6米，方向为北偏西35度。它是在夯筑的土台之上，用了130多万块土坯，砌成三级平台。从土台之上没有建筑物和围墙等情况看，这座“土台”应是一个用于祭天通神的大型露天礼仪性建筑。

图12 “羊子山土台”复原示意图

史书记载，西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兴起了筑台祭天的风尚，《说文》曰“台，观四方而高者也”，《毛诗·灵台》注云“四方而高曰台”，“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祲象，察气之妖祥也”。已有学者认为，“羊子山土台”就是“古蜀文明的祭台”，是“古蜀国用于宗教祀典的神圣场所”。“羊子山土台”发掘报告认为，它是一座“西周土台”，修建、使用的时间相当于中原西周时期到春秋时代，废弃于战国以前，时间与“杜宇氏蜀国”相重合。因此可以说：“羊子山土台”就是“杜宇氏蜀国”时代的一座“国家级祭台”，杜宇氏蜀王正是通过在“羊子山土台”上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实际掌握了神权与王权的。

1959年和1980年在成都“金沙遗址”以北30多公里处的彭州东部发掘出的“竹瓦街铜器群”，是研究“杜宇氏蜀国”时期祭祀活动的又一处重要遗址，在这里先后出土了两处用大陶缸盛放，埋于圆形土坑中的铜器群。1959年出土了21件铜器，其中有8件铜容器，包括一大四小5件铜罍（图13）1件尊和2件带“牧正父己”“覃父癸”铭文的小型铜觯；铜兵器13件，包括铜矛、铜钺、铜㦸、铜戈等。1980年出土了19件铜器，其中有4件大小铜罍（图14）和15件铜兵器，包括铜矛、铜钺、铜戈、铜㦸等。这两组铜器的年代“上限不应早于商末周初”，“下限可能同时都在西周末期或春秋初期”，都在“杜宇氏蜀国”的时间范围内。这两组器物制作精良、保存完好、埋藏有序，可能也是“杜宇氏蜀国”举行重大的国家级祭祀仪式之后，在两个重要的“祭祀坑”“瘗埋”下来的。它们进一步说明：“杜宇氏蜀国”不仅拥有精美的大型成套铜礼器，而且拥有独具风格的成套铜兵器，已经是一个神权与王权、军权并重的国家—通过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来象征国王的权威。

图13 1959年彭州竹瓦街出土铜罍图

图14 1980年彭州竹瓦街出土铜罍图

如果说“金沙遗址”是“杜宇氏蜀国”的国都，那么“羊子山土台”和“竹瓦街铜器群”就是“杜宇氏蜀国”时期举行国家级祭祀仪式的两个最重要的场所。

七、参加“武王伐纣”的是哪一支蜀国人

古蜀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与中原商周王朝曾发生直接关系的重要事件，就是蜀人曾参加了“武王伐纣”之战。《尚书·牧誓》记载：由“庸、蜀、羌、髦、微、卢、彭、濮人”组成的“八国联军”，曾正式参加由周武王主持的“牧誓”以及随后的“牧野之战”，共同灭亡了商朝。《华阳国志》中也说：“武王伐纣，蜀与焉”，都证明了这曾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

关于西周“武王伐纣”灭商的具体年代，20世纪末我国进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给出了准确的答案—“公元前1046年”。现在问题是：参加“武王伐纣”的到底是哪一支蜀人？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为此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证据：他们很可能是曾在陕西宝鸡地区建国的“（弓+鱼）氏蜀国”人。

由于杜宇氏蜀国已经“以褒斜为前门”，表明“十二桥文化”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展到陕西宝鸡地区。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宝鸡渭河南岸的茹家庄、竹园沟等地，发现了一组“以尖底陶罐和各种类型的平底罐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陶器群（图15），“数量很大，几乎每座墓葬都成群出土，是（弓+鱼）国墓地的主流”，“还出土了与尖底陶罐器型完全相同的尖底铜罐”。同出的还有以柳叶形青铜短剑、三角形铜戈、铜斧为代表的大量“巴蜀式兵器”（图11），证明“（弓+鱼）国”文化就是蜀文化发展之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从（弓+鱼）国墓地中还出土了很多“鱼形铜饰件”来看，这个“（弓+鱼）国”很可能是在三星堆古国衰亡之时，从三星堆古城中逃亡出来的一支“氏部族”遗民组建的。他们在来到宝鸡地区之后，仍然接受以金沙遗址为国都的杜宇氏蜀王的领导，并在这些“前线地区”创造了“巴蜀式铜兵器”，组织起军队。参加《牧誓》集会和“武王伐纣”战争的蜀人，可能就是从“（弓+鱼）氏蜀国”出发，去参加了著名的“牧野之战”的。参战的“（弓+鱼）国蜀人”，还曾把一部分“战利品”送到了古蜀国都，包括两件带铭文的“牧正父己”和“覃父癸”铜觯，后来被埋在了彭州的西周窖藏铜器群之中。而“（弓+鱼）氏蜀国”自己则留下了一件带有相同铭文的“覃父癸”铜爵（图16），埋在了宝鸡竹园沟的墓地之中。这种情况既证明“（弓+鱼）国蜀人”就是代表蜀国参地区的“（弓+鱼）氏蜀国”，与以金沙遗址为国都的杜宇氏蜀王之间，一直还保持着从属关系。

图15 宝鸡地区“（弓+鱼）国墓地”出土的“十二桥文化”陶器群

图16 竹瓦街出土铜觯与（弓+鱼）国墓地出土铜爵上的“覃父癸”铭文对比图

1.竹瓦街出土“覃父癸”铜觯铭文拓片 2.（弓+鱼）国墓地出土“覃父癸”铜爵铭文拓片

至于西周初年周武王快速发动的“伐蜀”之战，针对的也可能是宝鸡一带已经不听话的“（弓+鱼）国”蜀人，而不可能是去攻打地处千里之外，并有多重大山阻隔的成都平原上的古蜀国国都—“鱼凫氏蜀王”的国都“三星堆古城”或“杜宇氏蜀王”的国都“金沙遗址”。

八、“十二桥文化”与“金沙遗址”是如何消亡的

“杜宇氏蜀国”的“神权国家”传统，还具体表现在“金沙遗址”的大型祭祀区之中。祭祀区沿着从西向东流去的摸底河分布，河边还曾修筑有夯土祭台和木构建筑。从已发掘的情况看，这里的祭祀活动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商代晚期，以石器、象牙为主要祭祀品；第二阶段为商代末期至西周中期，大量使用了玉器、铜器、金器为祭品，象牙也在继续使用，其中出现了较多与三星堆文化相似的器物；第三阶段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大量使用野猪獠牙、鹿角（图17）和美石、陶器等为祭品，而玉器、铜器、金器等则基本消失。这种情况说明：“金沙遗址”早期的祭祀活动具有自身的特色，中期开始吸收了大量“三星堆文化”因素，并有所发展和变化；晚期则出现了另一种性质的祭祀仪式和活动，可能主要是为了祭祀水神。

图17 金沙遗址野猪獠牙、鹿角堆积

根据成都地区的考古发现，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大批“十二桥文化”遗址曾被水严重冲毁（图18），说明在“十二桥文化”后期，川西平原曾持续发生了严重的水患，致使国力大衰，只能使用野猪獠牙、鹿角和美石、陶器等去祭祀水神。杜宇氏蜀王一开始是“治汶山下，邑郫”的，所谓“邑郫”就是建都在比较低湿的地方。从地理环境看，“金沙遗址”正是这样的一块低湿之地，水患较多。杜宇氏蜀国把主要祭祀区设在河流旁边，可能更多地是为了祭祀水神，消除水患。这种性质从祭祀时大量使用象牙、獠牙、鹿角等具有“厌水作用”的器物上面，也可以得到佐证。

图18 十二桥遗址（或金沙遗址）水毁情况遗迹图

因此可以说：杜宇氏蜀国虽然已经开始向着“王权方国”的方向做出了重大的转变，但仍然保留了很强的“神权国家”特征。为了祈求上天为他们消除水患，就在都城南部的河流旁边，设立了大型祭祀场所，采用“沉埋”等方法，长期进行祭祀活动，继续“把大量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因此垮了下去”，最终还是因水患而逐渐走向衰亡，最后被治水成功的荆人鳖灵所取代，从而开始了“开明氏蜀国”的古蜀历史新篇章。

本文原刊于《收藏家》202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