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的早期外交工作中，有一位难得的人才，毛主席曾经夸她容貌出众，周总理说她无可替代，就连一向严肃的彭老总，也夸她是难得一见的人才。

咱们就来说一说他们口中赞扬的龚澎，究竟是一名怎样的人才。

日本出生的红二代

龚澎祖籍安徽合肥，1914年生于日本横滨。她的父亲龚镇洲是追随孙中山的老同盟会会员，曾投身辛亥革命与讨袁护法运动。

母亲徐文出身书香门第，有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当时因国内政局动荡，龚镇洲遭袁世凯通缉，带着家人避难日本，龚澎就在这样的漂泊中降生。

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一家人终于回国，年幼的龚澎随父亲定居上海，进入教会女校读书。

教会学校的环境让她早早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功底，父亲讲的革命故事、街头涌动的爱国思潮，也在她心里埋下了救国的种子。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上海的工人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帝国主义暴行，年纪尚小的龚澎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国家贫弱、民众奋起的模样深深印在她脑海里。

这让她渐渐明白，个人命运从来与国家紧紧相连，走革命救国的道路，才是真正的出路，带着这样的信念，1933年，19岁的龚澎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

当时的燕京大学是北平进步思想的聚集地，各种新思潮在这里交汇，心怀家国的龚澎，在这里找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伙伴。

她读书刻苦，成绩优异，更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很快成了学生自治会的骨干，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北平爱国学生走上街头，喊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

龚澎作为学生大队带头人之一，冲在游行队伍最前面，面对警察的阻拦毫不畏惧，带着同学们冲破了封锁线。

没过多久，她又和姐姐龚普生一起，在未名湖畔主持外国记者招待会，用流利的英语向世界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讲述中国学生的抗日诉求。

这场记者招待会办得十分成功，让西方记者第一次直观了解到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也成了龚澎外交生涯的一次精彩预演。

经过这场运动的洗礼，龚澎的革命信念更加坚定，1936年，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 年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她回到上海，在自己的中学母校圣玛利亚女校任教，同时开展抗日救亡工作，默默等待奔赴革命前线的机会。

1938年，龚澎终于如愿以偿，辗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

她先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系统梳理革命理论，几个月后，被分配到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担任秘书，跟着部队奔赴太行山抗日前线。

太行山条件艰苦，寒风刺骨、物资匮乏，可龚澎丝毫没有娇小姐的架子，把各项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

她既要处理日常文书，又要发挥英语特长，翻译国外资料和往来函电，做事严谨高效，从没出过差错。

当时朱德、彭德怀等首长都在八路军总部，他们对这位年纪轻轻却干练沉稳的女秘书印象很深，多次称赞她工作精准、能担重任。

而毛主席也听说了龚澎的才干，对这个既有学识又有革命干劲的女青年十分赏识。

1940年底，根据工作需要，龚澎被派往重庆，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协助周恩来开展外事工作，这一待就是整整六年。

重庆是当时国民党统治的中心，环境复杂险恶，特务密布，党的工作处处受限。龚澎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对外宣传和国际统一战线工作。

既要翻译毛主席的重要著作，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准确传递给世界，又要和驻重庆的各国记者打交道，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让外界看到真实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周总理的直接指导下，龚澎一点点摸索着开展工作，她主动和美联社、路透社等机构的记者交朋友。

定期把延安的消息、八路军的战报送到他们手里，用真诚和事实赢得了外国记者的信任，1945 年重庆谈判期间，龚澎担任毛泽东的英文翻译，其出色的外事工作能力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在重庆的六年，龚澎不仅经受住了工作上的考验，也经历了人生的重大变故。

她的第一任丈夫刘文华也是革命干部，两人新婚不久就两地分隔，1942年，刘文华在前线不幸病逝。

噩耗传来时，龚澎正忙着筹备一场重要的记者会，她把悲痛强压在心底，擦干眼泪照常工作，只在深夜的信里写下对丈夫的思念，说自己会替他完成未竟的事业，多做有益于民族和党的事。

后来，在日常工作中，龚澎和同样从事外事工作的乔冠华渐渐相知，两人有着共同的理想与默契，在周恩来的撮合下，1943年两人结为革命伴侣，从此并肩奋战在外交战线上。

就是在重庆这六年的磨砺里，龚澎从热血青年学生，成长为一名成熟从容的外交战士，练就了出色的外交素养和处变不惊的能力，成为党在国统区对外宣传的一张亮眼名片。

新中国成立后，龚澎成为外交部第一任新闻司司长，也是新中国第一位正式的新闻发言人，为搭建新中国外交新闻框架付出了大量心血。

她一辈子都坚守着年轻时的信念，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把全部精力都献给了党和国家的事业。

这位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女外交家，用她的才华、坚韧与忠诚，在新中国外交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让后人真切看到了中国女性的力量与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