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避寒

编辑|避涵

1942年初，一个曾统治广东八年、麾下兵马二十万的男人，正蜷缩在一条小渔船的角落里，怀里揣着一盒鸦片，不是为了吸，是万一被日本人抓住，好当场吞下去殉国。

日本宪兵随时可能登船搜查，命就悬在这条破船上。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他却悄悄为一对陌生的母子开了口，把他们拉上了这条船。七天后，他才明白，这一念之善，竟救了全船人的命。

他曾是"南天王"

1890年，广东防城的一个农家院子里，陈济棠出生了。没人敢想，这个农家孩子，会在三十年后把整个广东攥进手心。

17岁跑去广州念书，后来投身军旅。枪林弹雨里打滚多年，陈济棠不光会打仗，更会做人，什么时候该硬、什么时候该软、往哪条路上走，他拿捏得极准。在那个军阀割据的年代，这种判断力比枪炮更值钱。

1929年，39岁的陈济棠正式坐稳广东的位子，一坐就是八年。

这八年，他修公路、铺电话网、兴学办校、推动工商业，把广州治理得风风火火。老百姓私下称那些年是"广东的黄金年代"，送他一个称号叫"南天王"。1980年，邓小平接见他儿子陈树柏时，还专门说了一句："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在怀念他。"

但历史最爱玩的把戏，就是给你多少，就能收走多少。

1936年，陈济棠联合李宗仁发动"两广事变"，打着抗日旗号要跟蒋介石掰腕子。蒋介石不慌，玩了一手漂亮的收买，一枪没开，直接挖走了陈济棠的部下。空军集体驾机投蒋，陈济棠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底牌被人一张张掀翻。

完了，他发了一份下野通电，带着家人去了香港。

后来蒋介石给了他一个农林部长的位子，表面是复出，实际不过是笼中鸟。但他心里始终有一块心病，太太莫秀英积了多年旧疾，一直在香港养病，生死悬着。

1941年7月，噩耗从香港传来，莫秀英病危，肾脏出了大问题，医生说已回天乏术。

陈济棠放下一切，飞奔回港。

他跪在祖宗牌位前磕头，发愿每天磕一百个，求老天留妻子一条命。据说他真的坚持了下来，天天磕，一个也没少。一个曾经叱咤两广的军阀，跪在神位前的那副模样，让周围人都看傻了眼，谁能设想，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人，竟能做出这样的事。

然而人心至诚，改变不了时局。1941年12月8日，日本轰炸机炸响了启德机场，香港的平静彻底碎了。

一张机票，改变一切

香港一旦守不住，那些留在岛上的国民党要员就成了日本人最想要的猎物。

蒋介石从重庆派了几架C-47运输机来接人，名单上有陈济棠夫妇的名字。副官暗松了口气，一级上将，总能有个位子。

但停机坪上，孔祥熙的二女儿横插一脚，手腕上晃着手枪，身后跟着一条苏格兰牧羊犬，她说了一句话："让我的狗坐下。"

这句话，把陈济棠堵在了舷梯口。

没有兵权，怒又如何？最终，这位统兵二十万的一级上将，看着自己的机舱座位让给了一条狗，讪讪走下舷梯。

飞机飞走了，陈济棠被留在了日占的香港。

他辗转躲进秘密落脚点，开始谋划出路。一个叫林绍荣的本地商人来帮忙，替他规划了路线：避开九龙，从香港西环出发，坐小船先去大屿山的大澳，再从大澳辗转返回广东。

1月9日夜，林绍荣说："你如果吃得了苦，咱们就走这条路。"

陈济棠说，走。

那一句"拉他们上来"

1月11日，凌晨四点半，天还黑着。

两人从住处出发，步行约15里，往西环码头走去。沿路都是拿着配给证排队买米的难民，一人每天六两四钱，这是日本人给的"活命配额"。路边时不时有人晕倒，没人扶，大家顾不过来。

到了码头，迎面两名日本宪兵搜身。宪兵从陈济棠身上搜出两样东西：一张"兴发祥"商号名片，一盒鸦片。

宪兵盯了几秒，大概把他当成黑社会中人，挥手放行。

就这样，陈济棠有惊无险上了船，辗转到了大澳落脚。大澳是个渔村，日本人也在，但没香港那边管得严。陈济棠在这里住了几天，每天下厨做海鲜，把渔民哄得一个个竖大拇指，都以为他是个货真价实的厨子。堂堂南天王，在大澳的日子里，成了一个人人夸的大厨。

1月17日，从大澳出发的计划安排妥当了。

林绍荣做事讲究，他规定船上不带任何可疑物品，一切有可能妨碍陈济棠安全转移的人，一概不许上船。这条规矩，严苛得近乎冷血。

就在这时，盐公司的办事员过来求情。

说是有一对从顺德来的教授夫妻，丈夫曾在香港某校执教，妻子也教过书，两人想搭船回广东，但太太刚刚生了孩子，娃娃才出生12天，带着这个婴儿走投无路，求搭这条船一起走。

林绍荣摇头，不行，船小，人已经挤了，产妇婴儿出了事谁负责？

陈济棠没有立刻开口，只是看了看那对夫妻。

那个女人面色苍白，刚生产不久，怀里裹着一个小小的婴儿。大冬天，水边的风冷得刮脸，这样一个人，带着一个十几天大的孩子，站在码头上求人……换谁见了，心里都会一沉。

陈济棠开口了，对林绍荣说："同是逃难同胞，抑何拒之之甚耶？"——都是一样的难民，都是在逃命，凭什么这么把人往外推？

林绍荣说："再加他们，你睡觉的地方都没了。"

陈济棠说："这时候，哪是讲究安适的时候？"

林绍荣无话可说，勉强点头。下午3点，三条船同时扬帆，往中山方向驶去。

陈济棠缩在船舱里，心里捏着一把汗。他知道自己的分量，日本人悬赏要抓的要犯，国民党一级上将。这条船上只要有一个细节出问题，就全完了。

没想到，更危险的还在后头。

在海上，日本军舰拦住了三条船，挨个上来搜查。检查完了，把另外两条船放走了，单把陈济棠所在的这条扣下来，原因是船上有年轻女眷。

日本兵盯着那位顺德教授的太太，扬言要把这个"姑娘"扣下来，留宿到第二天，才准放行，船舱里的气氛瞬间凝住了。

林绍荣的脸色变了好几遍，眼睛里全是懊恼，早就说了不该带这对母子！

陈济棠也急了，只能配合其他人，反反复复地跟日本兵解释："这不是什么姑娘，这是刚生了孩子的妇人，孩子才十二天大，你们留着有什么用？"

日本兵低头看了看那个婴儿，又看了看面色苍白、虚弱得快站不稳的产妇，沉默了一会儿。

好不容易，磨了将近一个小时，日本兵终于打消了念头，准予开船。

整整耽误了一个小时。

七天后，他才明白

船继续往中山方向走。陈济棠靠在船舱里，汗湿了后背，一句话都没说。

等他踩上中山的土地，再辗转赶往梧州，在德庆遇到了同船的陈公侠，两人把整个事情来来回回讲了一遍，这时候，陈济棠才慢慢弄明白那一个小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一个小时，比看起来要复杂得多。

日本兵扣船，盯着那个年轻女人。为了这件事，他们在船上吵、来回兜圈，乱了足足一个小时。就在这一个小时的混乱里，日本兵根本没有机会系统地清查船上每一个乘客的身份。

注意力全钉在那个女人和婴儿身上了。

船上的其他人，包括陈济棠本人就这样被遮了过去。

你想想，如果没有那对母子上船，这艘船上就是一帮男人，日本兵的检查会进行得安安静静、有条有理。有条有理地查，陈济棠这张脸，那就是另一回事，认出来，他一个人倒霉，全船人都可能被拖进去。

但因为那个婴儿在哭，那个产妇虚弱得连路都走不稳，日本兵的心思全歪到了别处。搜查走了形，漏洞就来了，漏洞就是陈济棠活下去的机会。

从根本上来说，救了这条船的，是陈济棠那一句话。

那一句："同是逃难同胞，抑何拒之之甚？"

这句话，让那对夫妻上了船。那对夫妻上了船，带来了混乱。那场混乱，救了全船的人。

1942年的那个冬天，整个香港每天都有难民成群往内地撤，日本人四处扣押、搜查、开枪。在那种情况下，大多数人的选择是只顾自己，能少一点麻烦，就少一点麻烦。拒绝那对母子，是最安全、最"合理"的选择，林绍荣没有做错。

但陈济棠没有走这条路。

他看见的，是一个刚生完孩子的女人，抱着十几天大的婴儿，站在码头上，无路可走。他没有想到这会造成麻烦，更没有想到这会救命。他只是不忍心。

这就是这件事最叫人说不出话的地方。

历史上记载陈济棠的文字不少，功过褒贬各说各的，争议从没停过。但就这一刻，在他自己命悬一线的时候，他为一个陌生产妇挪出了一块地方，这一点，不管从什么角度看，都挑不出什么毛病。

【主要信源】

1. 《陈济棠香港脱险记》，《羊城晚报》，2010年7月25日

2. 肖自力：《陈济棠》，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