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3月9日上午，新疆北部出现了一次日全食。

不少天文工作者提前赶到当地布点观测，记录下天刚放亮又忽然暗下去，过了一阵再次亮起来的全过程。

这次观测看上去只是一回寻常的天象记录，背后却牵着一桩将近三千年前的旧案。

古本《竹书纪年》里有一句“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短短九个字，后来成了推定西周王年的重要依据。

之所以要费这么大力气去核对一句古话，是因为我国上古史里确实有一段年份说不清的岁月。

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是从西周共和元年开始的，也就是公元前841年。

再往前推，夏朝和商朝的君王名字、世系在古书里都有，可哪位君王在位几年、哪件事发生在哪一年，一直没有可靠的逐年史料记载。

西汉司马迁编《史记》时就遇到过这个难题，他在《三代世表》里只排列了世系，年数干脆空着不写。

人们常说的那段1500年“空白期”，指的就是共和元年以前、确切纪年缺位的上古时期。

国外也有一些学者抓住这一点，对夏朝是否存在提出过质疑。

这段岁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答案要从天上、地下和古老的铜器里一点点找回来。

观天象校年轮，读铭文定王年

1996年5月16日，国家正式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这是“九五”期间的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工程的任务很明确，就是把公元前841年以前夏、商、西周三代的年代尽量弄清楚。

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科技测年等领域的两百多位专家被组织到一起，分成若干课题同时推进。

“天再旦”这条线索，就是天文学家重点攻关的对象。

专家们认为，这句话记录的很可能是一次发生在日出前后的日全食，天先亮了，日食一来又暗下去，食甚过后才再次放亮。

1997年3月9日新疆那次日全食，恰好让大家亲眼看到了这种现象确实会出现。

经过反复推算，工程把周懿王元年定在公元前899年。

还有一条线索刻在一件青铜器上。

1976年3月，陕西临潼出土了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簋，器主名叫利，后来就称它为利簋。

利簋内底铸有铭文，开头记着周武王征伐商朝，时间是“甲子朝”，也就是甲子日的早晨。

这和《尚书·牧誓》里武王在甲子日清晨誓师的记载能对上。

一件铜器、一部古书，加上天文推算和碳十四测年，专家们把武王克商的年份定在了公元前1046年。

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阶段成果，推定夏朝始年约为公元前2070年，商朝始年约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约为公元前1300年。

同时公布的还有一份《夏商周年表》，给西周十多位王列出了具体的在位年代，商代后期诸王也有了大致的年代。

这件事并没有就此打住。

后续的研究和论证又持续了二十多年，2022年，繁本《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原本只有世系、没有年份的那段历史，从这时起有了一把比较清楚的刻度尺。

掘城址寻夏都，凭甲骨证殷商

有了年代框架，接下来要问的就是，这一千多年里人们到底在哪里生活，建起了怎样的国家。

答案有很大一部分埋在黄河中游的黄土底下。

1959年夏天，七十多岁的史学家徐旭生带队到豫西调查“夏墟”，在河南偃师找到了二里头遗址。

此后半个多世纪，几代考古人在这里接连发掘，挖出了宫城城墙、大型宫殿基址和纵横交错的道路网络。

2002年，考古人员在一座贵族墓里清理出一件用两千多片绿松石拼成的龙形器，被不少学者称作“超级国宝”。

二里头还出土了青铜爵等一批早期青铜容器，铸造这些器物需要成套的技术和专门的作坊。

遗址的年代落在断代工程推定的夏代纪年范围里，地点又和古书中夏人活动的区域相合，很多学者认为它就是夏代晚期的都城。

2019年10月19日，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在遗址旁边建成开馆。

说到商朝，故事得从一味中药讲起。

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在被当作药材的“龙骨”上发现了刻划的文字，这就是后来震动学界的甲骨文。

1917年，王国维写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从甲骨卜辞里找出了一位又一位商王的名字。

拿这些名字去对照《史记·殷本纪》，商王世系大体吻合，只有个别地方的先后次序需要调整。

一部写成于西汉的史书，记的又是一千多年前的事，竟然经得住地下文字的检验，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

1928年10月，河南安阳殷墟开始科学发掘，宫殿宗庙、王陵大墓和成坑的甲骨陆续重见天日。

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等商代前期城址后来也相继被发现，商朝前后几百年的都城变迁慢慢串了起来。

2017年10月30日，甲骨文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2024年2月26日，殷墟博物馆新馆对外开放，大批青铜器、甲骨和玉器集中亮相，其中不少文物是第一次公开展出。

商史一步步被证实，同样出自司马迁笔下的《夏本纪》，也就更值得认真对待了。

文字虽有缺环，大地自存史册

话又说回来，这段“空白期”的说法为什么一直没断？

关键还在文字上，到目前为止，夏代还没有发现像甲骨文那样成体系、能通读的文字材料。

这一点学界并不回避。

一种比较常见的解释是，早期文字多半写在竹木、丝帛这类容易朽烂的东西上，埋在土里几千年，很难留存下来。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当时会写字的人很少，文字主要用在祭祀、占卜这类场合，留下来的痕迹本来就有限。

线索其实也不是一点没有。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一件扁壶上，有用朱砂写的字形符号，有学者释读为“文”字。

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里的刻画符号也在不断积累，研究者把它们看作汉字起源路上的一个个脚印。

把目光再往前放，就会发现这片土地上的文明进程远远早于夏朝。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城墙、水坝和大量玉器，证明五千多年前长江下游已经出现了成熟的早期国家。

陕西神木的石峁、山西襄汾的陶寺，也都发现了规模很大的城址和高等级建筑。

2021年10月17日，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大会在河南三门峡举行，一百年前，正是仰韶村的发掘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学。

2022年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集体学习，要求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这几年，二里头、殷墟、陶寺、石峁、良渚等遗址的田野工作一直没有停，新的发掘材料也在陆续公布。

那段1500年的“空白期”，在纸面上确实少了逐年的记载，可夏朝人筑起的宫城、商朝人刻下的卜辞、先民们铸出的铜器，一件件都还在。

共和元年以后的事写进了史书，共和元年以前的事，则一层层压在各地遗址的地层里，等着考古人去翻开。

参考文献

1.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至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2.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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