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15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如期到来，各地国家安全机关又一次集中开展宣传，把一批已经定案的间谍案件摆到公众面前。

很多人对间谍的印象还停留在影视剧里，觉得那是离日常很远的事，可翻开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开过的案卷，情况远比想象中严峻。

境外情报机构盯得最紧的，从来都是军政界里手握机密的人，尤其是那些已经走进领导层的干部。

这类人一旦被拉拢，泄露出去的往往是军队部署、政策底牌和核心通信，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很难用数字去算清。

下面这五个人，有的是少将，有的是驻港机构的秘书长，有的掌握着党政军系统的密码资料，他们的案子都已经尘埃落定。

军界高层失守，演习底牌外泄

1996年3月，解放军在台湾海峡附近组织导弹发射训练和海空联合演习，用意很明确，就是给“台独”势力敲响警钟。

奇怪的事情就发生在演习期间，中国台湾地区当时的领导人李登辉公开放话，称大陆打出来的导弹是“空包弹”，台湾方面心里有数。

这句话等于不打自招，我军演习的内部安排已经被人提前递到了岛内。

同一时期，美国也派出航母编队开进台湾附近海域，局面一下子变得相当复杂。

中央对泄密问题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部门随即顺着知情范围逐层排查，线索最后指向了总后勤部军械部。

时任军械部部长的刘连昆是黑龙江人，参军多年后被授予少将军衔，他所在的部门负责武器装备的调配和保障，能接触到的东西可想而知。

台湾“军情局”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盯上了他，不过对方很狡猾，没有直接去碰这位少将，而是绕了个弯子，从他的下属邵正宗下手。

邵正宗是大校军衔，台湾情报人员花了不少工夫，用钱财把他拉了过去，接着再让他去做上级的工作。

1992年11月，经邵正宗牵线，刘连昆与台湾“军情局”人员见面，双方就此搭上了线。

从那以后，刘连昆提供的情报从后勤保障一路扩展到装备部署，越往后越敏感，1996年演习的底牌也是在这条线上流出去的。

1999年，刘连昆和邵正宗先后落网，经审理，两人以间谍罪被判处死刑，并于1999年8月执行。

这件事在军队里震动不小，保密审查和人员管理随后被进一步收紧，一批管理上的漏洞也跟着被堵上。

回头看这个案子，对方的路数其实并不新鲜，先啃下身边的人，再借这个人往上够，一层一层渗透进军队领导层，邵正宗正是那个被撬开的口子。

政界要员变节，机密文件流失

军队之外，政府部门同样有人被境外情报机构盯上，佟达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佟达宁是辽宁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早年进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

1982年体改委成立，承担的是改革开放各项制度的设计任务，在这里任职的干部手里经常有宏观经济方面的内部文件。

佟达宁在体改委干得还算顺利，职务一级级往上走，后来调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担任办公厅负责人。

社保基金管着全国的养老“压舱石”，资金规模大，投资方向和政策调整一旦提前外泄，后果可不是小事。

据公开报道，他还在体改委工作时，就有台湾情报人员装扮成商人主动靠近，先是吃饭应酬拉关系，再一步步把他发展成情报来源。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佟达宁长期把内部文件交给对方，内容涉及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等多个方面，换来的报酬被他拿去买了好几处房产。

问题恰恰出在这些房子上，一个机关干部名下的财产明显超出正常收入，这个异常很快就被有关部门注意到了。

2004年，国家安全机关将佟达宁抓获，2005年法院以间谍罪判处其死刑，他提出上诉后被驳回，判决最终执行。

这起案件后来被拍成警示教育片，在不少单位的保密培训中反复播放，提醒公职人员跟外界打交道时要守住底线。

同样发生在政界的，还有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原秘书长蔡小洪一案。

中联办是中央在香港的重要机构，秘书长这个岗位能接触到大量涉港核心事务。

据内地和香港多家媒体报道，2003年，有关部门在工作中察觉到一批涉港机密出现外泄迹象，其中就包括领导人访港的相关安排。

经过排查，问题落到了蔡小洪身上，调查显示他在数年时间里持续向境外情报机构提供涉港机密。

要知道，那时香港回归还不到六年，中央对香港事务的很多安排正处在要紧关头，这些信息被对手掌握，涉港工作的主动权就会受到直接影响。

2003年，蔡小洪被有关部门带走审查，此后因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被依法判处重刑。

技术骨干投敌，法网随之收紧

前面几个人都在领导岗位上，黄宇的级别没有那么高，可他手里的东西分量一点也不轻。

2016年4月，在首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前后，央视公开披露了黄宇一案，不少人这才知道，党政军系统的密码通信曾经被人成批往外卖。

黄宇是四川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学的是计算机相关专业，毕业后进入成都一家涉密科研单位，干的正是跟密码通信有关的工作。

能进这种单位，本来是件挺不容易的事，可黄宇工作表现差，跟同事也处不来，2002年被单位辞退。

离开单位后，他没有去找份正经工作，反倒主动上网搜寻境外情报机构的联系方式，把手里的涉密资料当作“样品”发了过去。

对方很快回了信，一笔见不得光的买卖就这么做成了。

此后好些年，黄宇一直在向境外出售资料，他还把亲属也拉进来，借亲属在原单位的便利继续往外拿文件。

官方披露的数字相当惊人，黄宇先后出卖涉密资料15万余份，其中绝密级90份、机密级292份、秘密级1674份，前后拿到的报酬达70余万美元。

这些资料牵涉党政军系统的密码通信，对手拿到之后，相关领域的防护就等于被打开了缺口。

2011年，国家安全机关根据线索将黄宇抓获，他的亲属一同落网，法院审理后以间谍罪判处黄宇死刑，官方通报认定他的行为对国家安全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危害。

黄宇案之后，涉密单位的离职人员管理被拿到台面上重点抓，2015年7月，四川省国家安全机关又在“扫雷”专项行动中一次抓获4名被境外间谍策反的国防军工单位职员。

五个人的案子放到一起看，境外情报机构用的手段无外乎几种，拿钱收买，借人际关系层层往上够，再就是守株待兔，等着有人自己找上门。

国家的应对也一直没停过，2014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通过并施行。

2015年7月1日，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通过施行，每年4月15日从此被定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2023年4月26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修订通过反间谍法，新法于2023年7月1日起施行，间谍行为的认定范围和各方防范责任都写得更细。

2023年7月31日，国家安全部开通微信公众号，此后陆续公开一批过去鲜为人知的案件，把反间谍知识送到普通人手边。

2024年2月27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审议通过，并于2024年5月1日起施行，涉密人员管理的规定进一步收紧。

从刘连昆、邵正宗到佟达宁、蔡小洪，再到黄宇，这些潜伏在领导层和关键岗位上的间谍，没有一个逃过法律的追究。

国家安全机关把他们一个个挖了出来，相关领域的保密制度也在一次次整改中补得更严实，军政界的每一道防线，始终有人在守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