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底，上海的银行、钱庄已经开始停拆放，票据也难以兑现。

商人做买卖，先问收不收银元；金圆券拿在手里，转眼就可能再贬一截。纸币还在印，交易却快冻住了。一个月后，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人民币也跟着进了城。

新钞到了，商户肯不肯收，市民敢不敢留，才是摆在接管者面前的难题。

这场金融崩塌不是从海星号开船那天才开始的。黄金装箱以前，金圆券已经把上海的日常交易搅乱了。

金圆券收走民间金银，国库储备又悄悄外运

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推出金圆券，同时要求民众限期交出黄金、白银、银元和外汇，按规定兑换新币。政府当时承诺以金银外汇作准备，给纸币撑起信用。普通人家里攒下的金戒指、银元和外币，一旦超过规定限额，就得交由政府收兑。商户也被要求把外汇交出来。

麻烦在于，政府收到了民间金银，财政缺口却没有填上。

内战还在打，军费还在涨，单靠一次兑换，根本扭转不了长期入不敷出的局面。

金圆券发行初期设定的最高限额是20亿元。

可战事继续，财政窟窿没有填上，纸币发行很快失控。到1948年12月，金圆券发行量已经超过83亿元，是原定上限的四倍多。物价跟着往上窜，上海米价从政府限价每石20.9元，到了11月中旬竟突破2000元。纸币越印越多，百姓手里的金银却已经交了出去。

就在这样的局面里，中央银行发行局于1948年11月29日形成一份密呈，记载首批黄金已经装箱：774箱，纯金2004459.506市两，约62.6吨，计划12月1日午夜由海关巡舰“海星号”运往基隆，再转台北。

12月1日午夜启运，4日抵达基隆，5日进入台北金库，首批黄金就这样离开了上海。

这还不是全部。12月31日，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向蒋介石报告，首批200多万两黄金已经运抵台北；另有151箱、纯金572899市两，以及装有银元的1000箱，安排由“海星号”运往厦门。

国民党政权撤离上海前后，先后三批转走黄金约277.5万市两、银元1520万元，另有1537万美元转往美国，列入国民党政府账户。黄金、银元和外汇是不同资产，不能混成一个“黄金总数”，但规模已经足以说明，这不是零星搬运。

可转移并非银行自己做主，蒋介石授意，俞鸿钧组织执行，责任当然不能只落在经手的银行人员身上。百姓把金银交给政府时，换到的是一张承诺有准备金的纸币。几个月后，纸币大幅贬值，储备却被秘密转走。

两件事叠在一起，损失最终落在普通持币者身上。

上海失去的不只是黄金，还有正常交易的能力

撤运的也不只是金银。

1949年4月29日，何应钦给汤恩伯的电报涉及纱布、颜料、药品、吉普车和五金材料等物资的转运。对准备退守台湾的政权来说，这些东西都能继续支撑军队和行政机构。撤退时尽可能保存资源，是国民党当局的选择；留在上海的人，面对的却是金融和生产两头受困的局面。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接管人员清点中央银行上海金库，黄金只剩6180.595市两，另有银元154万余元、美元8768.22元和少量其他外汇。这个数字说的是上海中央银行，不能拿来当整个大陆的黄金总账。但上海是全国金融和工商业中心，金库里只剩这么一点，足以看出当地金融储备已经被大规模抽走。

更麻烦的是，市面上的金圆券已经没人愿意收。

银行、钱庄停止拆放，票据流通不畅，商人用银元标价，市民领到工资后急着买米、布、煤，剩下的纸币则想办法换成银元。

银行大楼可以接收，柜台里的纸币却不能靠一纸接管令就变成硬通货。

接管上海的准备其实早已开始。1949年2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抽调近2000名财经干部，到丹阳集训，熟悉上海的财政、金融和工商业情况。5月27日，随解放军进入上海的还有4亿元人民币。第二天，上海市军管会发布布告，规定人民币为合法流通货币，并要求在6月5日前按1元人民币兑换10万元金圆券的比价收兑旧币，全市设立369个兑换点。

可新钞进了银行，不等于市场马上认账。

5月30日，上海市场上1枚银元约能兑换650元人民币；到6月8日、9日，已经涨到2000多元。6月1日至9日，米价上涨164%，棉布上涨95%。

旧信用崩塌以后，新货币必须面对一场硬仗，靠发一纸布告解决不了。

6月10日，上海军管会查封银元投机活动的中心场所证券交易所，随后实行金银管理办法，禁止金银计价、流通和私下买卖。这项办法与金圆券改革有个实在的区别：市场上不许再拿金银计价、流通，百姓自己留着金银却不受禁止，国家也不强制收兑。

政府要改的是市场结算秩序，没有再把居民手里的金银一股脑收上来。

工厂重新开机，城市才算真正接过来

上海的民营经济分量很重。解放前，民营工业年产值约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83%，民营商业零售额占全市零售总额的92%。这意味着接管者不能只靠军管命令维持城市，也不能把民营企业当成无关紧要的一部分。机器、技术、工人和商业网络都在这些企业里，工厂停着，城市就没有足够的产品和就业。

1949年6月1日，上海市政府决定对经营困难的重要民营工业企业提供原料、产品收购、以货易货和银行信贷等支持。6月2日，陈毅等人邀请盛丕华、胡厥文、荣毅仁、侯德榜等80多位工商界代表座谈，说明新政权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

上海的工业结构摆在那里，企业主若不愿回来，机器就算保住，也未必有人经营。原料供应、订货、贷款、代销，随后都落到了具体办法上。

到6月9日，已有363家民营工厂开工。全市55家私营纱厂中，6月22日已有54家复工，开动纱锭110万余枚，超过上海解放前夕的开动数量。解放战役期间，纱厂职工组织护厂队，保护机器和纱锭；解放以后，工人重新上岗，政府帮助企业解决原料、销路和资金周转。工人保护设备只是第一步，后面还得有人给机器找棉花、给成品找销路，企业才不会开几天又停下来。

到1949年年底，上海金融业发放贷款近3800亿元，其中民营金融机构的放款比重超过七成。

接管后的金融秩序逐渐由人民银行主导，但民营银行、钱庄并没有一夜之间退出，仍在给企业周转资金。新政权要建立统一的货币和金融管理，同时还得借助原有商业网络，让生产先恢复起来。

上海的粮食、棉花和煤，不可能只靠本地解决。1949年7月，陈云到上海调研，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北的财经负责人参加，会议提出“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上海需要全国调入粮食、棉花和煤，恢复以后也要把工业产品和财政收入送往各地。到8月，上海市财政已能做到收支相抵，10月开始向中央财政上缴资金。

1949年10月，东北解放区开始大量收购商品粮，政府准备购粮资金，并以较高价格收购，农民售粮积极性提高，当月实际收购量比原计划多出约五成。国家掌握的可调运商品粮达到50亿斤以上。11月11日，陈云、薄一波致电有关部门，要求东北每天保证向关内运送1000万至1200万斤粮食。

11月25日，全国主要城市统一抛售粮食和纱布，同时收紧信贷、抓紧税收。

投机商此前囤积商品，指望物价继续上涨；等到国家集中供应，商品价格回落，囤货者反而承担了损失。查封证券交易所能打击一批投机者，价格要持续回落，还得有粮布真正运到市场。那次行动能够奏效，靠的是国家手里有可调运的商品，也把信贷、税收和市场供应放在一起部署。

11月底物价回落，也不意味着从此风平浪静。1950年初，全国物价又出现上涨。早在1949年6月，中国银行已通知各地开办折实储蓄，把面粉、玉米面和布折成一个实物单位，存取时按当天价格换算成人民币。这个办法并不复杂，却说明当时的金融工作者清楚，纸币购买力还没有完全稳下来，居民手里的积蓄仍需要保护。

1950年3月3日，政务院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财政收支、税收、贸易和现金调度进一步统一。到1950年，上海税收总额占全国税收的22%。这座曾经金库空虚、市场停摆的城市，重新成了全国财政和工业的重要支撑。

蒋介石转移走的黄金、外汇和物资，是大陆在战乱中实实在在的损失。

但这些损失没有决定上海只能停在废墟里。财经干部把货币、财政和运输重新接起来，工人守住机器又开动机器，农民把粮食运进城，商人重新开门做生意。

中国共产党发挥的作用，在于把分散的人力、资金和物资组织起来；大陆人民的付出，则落在一车车粮食、一间间重新开工的厂房和一笔笔恢复的买卖上。

那些运走的黄金可以清点，重新建立起来的生活，却是千千万万人一天天干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