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50周年，三名亲历者的生死讲述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省唐山市发生7.8级强震，24万鲜活的生命葬身瓦砾，16万人遭受重伤。地震当天，10万人民子弟兵、近2万名白衣战士从全国各地昼夜兼程奔赴灾区。今年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在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协助下，北京日报客户端特别采访了三位当年的亲历者，听他们讲述星夜出征、废墟救人的难忘往事。让我们通过这些故事缅怀逝者，同时传承那份在废墟上挺立的精神。

一张红纸条，珍藏50年

“它一直在提醒我——你是人民的子弟兵，也是人民中的一员。你要对得起这份情。”

——张湛军

张湛军小心翼翼地展开一张红纸条。纸已经脆了，边角磨损，但上面三行钢笔字依然清晰——“收下吧亲人，唐山市第三医院，10月18日”。

那是1976年10月18日上午，张湛军和战友们作为最后一批撤离唐山的救灾部队，登上返程的车。沿途送别的百姓，一样接一样把食物扔上车。张湛军接住一个用红纸包裹的苹果，打开，里面夹着这张纸条。苹果他吃了，纸条却贴身藏进口袋，从唐山带到北京，从19岁到69岁，一藏就是50年。

“它一直在提醒我——你是人民的子弟兵，也是人民中的一员。你要对得起这份情。”张湛军说。

时间倒回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7.8级大地震。

那一刻，辽宁葫芦岛，陆军40军120师炮兵团，入伍不到5个月的张湛军正在营房门口站岗。当天上午，整个营区紧急集合。换岗后张湛军跑回宿舍，班长塞给他两个馒头。他边啃馒头边上了车，全排挤在一辆车上，一路向南。

到了绥中，开始下雨。过了山海关，雨更大。怕行李湿透，全排战士把雨衣脱下来盖在背包上，自己就那么淋着。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过滦河时桥断了，东方红拖拉机一辆接一辆把军车拽过河。昼夜兼程，7月29日清晨五六点钟，他们终于赶到了唐山。

车还没停稳，灾区群众就围了上来。张湛军第一次真正理解灾难，是因为一个年轻人求生的眼神。男子坐在车下仰头张嘴，说不出话，眼神里只有一个字：渴。张湛军拧开军用水壶，只剩三分之一的水，一点一点往下倒，对方一口一口接着喝。“那个画面我一辈子忘不了。”他说。

然后是寻找遇难者。第一具遗体被发现时，战士们喊着号子掀开十多厘米厚的炉灰渣房顶。这是一家三口：父亲护着母亲，母亲搂着一个两岁的孩子。张湛军站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他们从废墟里找到这家的信封，塞进每具遗体的被子里——万一以后有人来找，还能知道是谁。

第二天上午，连队在唐山钢铁公司招待所救出一名四十多岁的男子。对方被预制板压着，板子只靠两根钢筋连着，余震一来就“咣当咣当”响。用石头凿，千斤顶顶，人终于救出来了，大家齐声欢呼。

第三天，连队成立军宣队。副指导员带着张湛军和一个班长，挨家挨户安抚灾民、宣读中央慰问电。

一位大娘见到张湛军就哭。是她让全家人从哈尔滨搬来的，现在丈夫和孩子全没了，她觉得是自己“害了他们”。张湛军只能耐心劝：“这是天灾，咱们活着的人，日子还要过下去。”

他也见证了唐山人的坚韧。震后第三天，就有人在废墟上支起小煤油炉包饺子，对方说了一句让他铭记一生的话：“活着就干，死了就算。”

一位大妈见他嗓子哑得说不出话，端来一碗熬好的山楂水。张湛军一开始没接，因为部队有纪律，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大妈急了：“你嗓子都出不来声了，喝一口润润！”他喝了一口。“那是天底下最好喝的茶！” 张湛军说。

废墟上，总有孩子跑来跑去，大的十来岁，小的五六岁。“余震一来砖头瓦块哗哗往下掉，太危险了，我们想把他们组织起来。”张湛军回忆，二班班长施福祥带着他去倒塌的书店里扒些书出来。

《闪闪的红星》《战斗英雄故事选》《一支驳克枪》……张湛军挑了三十多本，把攒了几个月的津贴36块钱加上班长的钱一起给了书店负责人，将这些书抱回了营地。

在一片瓦砾旁，十几个孩子围着他坐下。翻开一本本书，有时他读，有时孩子们轮流读。读到《闪闪的红星》里潘冬子的故事，一双双稚嫩的小手攥得紧紧的，大家眼中都放着光。

张湛军在唐山待了82天。撤离那天，连队要求保密，可群众还是知道了。七八个孩子追着车跑，边跑边抹眼泪。还有沿途送别的群众，往车上扔苹果、糖果、饼干。那个用红纸包着的苹果，就是当时扔上来的。

救灾的经历，在19岁的张湛军心里埋下了种子。从唐山回来的第二年，他光荣入党，1978年提干，后来上军校、留校、调总部机关，从普通战士成长为副师级大校。

在废墟上，他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军人的责任，也第一次感受到：用文化去影响人，那种力量无形而深远。

2008年退休后，张湛军决定带更多人读书。他建立了300多个读书群，每天清晨5点半准时坐到书桌前，调好录音软件，翻开书，开始诵读。录好后，把音频分发到各个群里，大家在上班路上、晨练间隙、做早餐时收听。

无论探亲、旅游，还是生病期间，这个习惯他一天没断，一坚持就是十多年。2020年，他获评北京市“金牌阅读推广人”；2024年，又荣获“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

读书声从北京传到各地，像当年在废墟上传出去的一样。只不过这一次，他不用站在瓦砾堆上嘶哑地喊了——声音顺着网络，传到千家万户。

“只有退休的职位，没有退休的党员。”张湛军说，“我愿意做一名永不退岗的红色宣传员。”

列车上的急救

“虽然那种悲伤我一直记得，但这次看到的是希望。”

——王乐宜

1976年7月的唐山，热浪裹着腐臭味扑面而来。

王乐宜蹲在列车车厢外的站台上，手持镊子，小心翼翼地从一位年轻人的脚踝伤口中夹出蛆虫。小伙子疼得哇哇大哭，王乐宜一边清创一边轻声说:“忍一忍，清干净就不疼了。”旁边车轮下，半个蔫了的青椒扣在地上——刚才，找不到容器，王乐宜就是用它当碗，给小伙子送下了两片止疼药。

这是唐山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7月29日中午。21岁的王乐宜，是北京铁路总医院（现“北京世纪坛医院”）的一名护士。距离她接到命令奔赴灾区，刚过去不到30个小时。

7月28日凌晨，王乐宜在北京铁路总医院内科病房值前夜班。那天热得不寻常，两点半交班，她到休息室倒头就睡。突然，水池上架的镜子掉落，外面轰隆隆巨响。病房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能动的病人纷纷往外跑。王乐宜穿上鞋冲出休息室，值班同事告诉她：地震了！

她们没有往外跑。医护工作者的本能反应是照顾好病人。“你下楼照顾能动的，我留在楼上照顾不能动的。”同事一句话，两人完成分工。

当天上午，铁道部要求医院组建医疗队紧急驰援唐山。来自铁路总医院内科、外科、骨科、耳鼻喉科、口腔科、妇科的大夫和两名进修医生，以及护士一共11人，乘一辆救护车，下午一点冒雨出发。

“我就穿了一件白大褂，脚上是松紧口的懒汉鞋，什么都没带。”王乐宜回忆。家里也不知道，直到三天后，院领导登门告知，父母才知道女儿上了抗震救灾一线。

抵达唐山丰润铁路医院已是傍晚。医院搭建了临时棚子，安置住院病人和准备接治的地震伤员，王乐宜和同事们的任务就是接诊、救治由火车转移出来的伤员。

雨还在下，漆黑的夜，泥泞的路，走一步鞋就陷进去，大家就拿绷带把鞋绑在脚上，背着药箱走向车站。药箱里有盐水、急救物资，还有医院给每人发的一包饼干。

列车抵达，伤员把车厢塞得满满当当——座位上、座位底下、行李架上，到处是人，大多是胸腹挤压伤和外伤。

没有完备的器械，没有足够的药品，余震不断，车身来回晃荡，医护人员寻找着下脚的地方，或站着，或蹲着，或俯身，为伤员处理伤口，缝合、包扎。他们把仅有的一瓶生理盐水分给几位伤员，又把配发的一小包饼干分给几名儿童。

“有的一家几口都在车上，眼睁睁看着亲人咽气，还有的伤员用唐山口音喊‘大夫救救我’，我们含着泪，太悲痛了。”王乐宜声音发颤，“但能救一个是一个。”

最棘手的，是尿潴留。伤员排不出尿，肚子胀得老大，急救箱里导尿管只有一两根。在大夫的指导下，他们用16号针头在耻骨联合下缘直接穿刺排尿，以简便、快捷的方法缓解伤员的痛苦，再安排转移。

在那一天一夜里，11人团队救治了无数伤员。当医院第二批医疗队到达时，他们才得以小歇。大家不顾水泥地冰冷，席地而卧。

7月29日下午五点多，王乐宜又被选入7人小队，进入唐山机车车辆厂核心区域。第二批队友带来了更多药品，7人小队开始巡诊车辆厂宿舍区。整整20多天，他们踩着废墟、瓦砾，巡诊、送医、送药。直到8月中旬，第三批医疗队来接替，王乐宜返回北京。

经此一战，曾经胆小内向的王乐宜变得坚强、刚毅。后来每一次重大救援，她都像一名战士，义无反顾报名冲向一线。只是在很多年里，她不敢看有关地震的电影，听不得“地震”二字，不忍心回忆那些触目惊心的画面。

在世纪坛医院，王乐宜一步步从护士成长为护士长、科护士长，多次获评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三八红旗手，1985年入党。2009年退休后，她又成为北京市注册老年志愿者、世纪坛医院“老帮老”志愿者，把唐山的故事讲给年轻人听。

2013年7月28日，地震37周年。王乐宜和三名老队友坐动车重返唐山。丰润铁路医院已变成社区医院。唐山市里，高楼林立，林荫道绿意盎然。地震塌陷形成的湖面上漂着一只大黄鸭，老人孩子其乐融融。“虽然那种悲伤我一直记得，但这次看到的是希望。”她说。

在唐山抗震纪念馆，一群大学生正在开展纪念活动。得知他们是当年的救援队员，学生们拉着他们在横幅上签字。唐山抗震纪念馆外，扭曲的铁轨、预制板残骸仍在，隔着一堵墙能看到唐山机车车辆厂锈迹斑斑的旧机械。

王乐宜还看见这样一幕：一位老人在一棵大泡桐树前给小孙子讲，那是他们家的原址，老人讲着讲着泪流满面，讲完又笑了：“这几十年重建、振兴、发展，感谢国家，感谢全国人民的支援。”那一刻，王乐宜觉得，自己的心也放下了。

救灾就是打仗

“忘记自己的灾，去恢复国家的生产——这种精神，我一辈子忘不了。”

——高维国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天崩地裂。

700公里外的河北易县李家坟村，27岁的排长高维国正带着33名战士进行野外训练。这个排隶属原38军112师336团二营五连——一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打出名的英雄连队。

早晨6时整，一道紧急命令传来：唐山发生大地震，全师立即出发救灾。

常年在野外训练，高维国清楚什么最要紧：铁锹、镐头、战备工具全部装车。接着，他摸了摸口袋，掏出30块钱，递给各班班长：“去老乡家买鸡蛋，煮好带上。”30块钱是他平时攒下的津贴，五分钱一个的鸡蛋，装满了一只只军挎包。

上午7时，112师一万余人乘坐解放卡车，从河北高碑店向唐山疾驰。道路越走越残破，7月29日下午4时，部队抵达唐山开滦煤矿附近。路断了，车进不去。

全排跳下车，跑步十余里。当唐山齿轮厂映入眼帘时，高维国怔住了：偌大一座城市，没了。房倒屋塌，遍地死伤，许多人茫然地坐在路边废墟上，眼神空荡荡的。“当了这么多年兵，头一回那么揪心！”高维国眼眶湿润。

“五连是英雄连，救灾就是打仗！”出发前那句简短动员，此刻在每个战士脑中盘旋。第一个任务来了：齿轮厂广播楼倒塌，两名播音员被埋，立即救人。

抢挖开始。没有机械，只有锹、镐和一双双手。高维国冲在最前头，用手在碎砖钢筋间撬挖，血从指尖渗出来，混着灰尘糊在手上。战士们跟着排长，一声不吭地刨。从下午4时到深夜12时，两名播音员终于被找到，但已没有了呼吸。

来不及悲伤。第二天早晨6时，新命令到达：国家战备白糖库倒塌，200吨白糖面临雨水浸泡，国家财产危在旦夕。高维国带着全排赶到现场，从废墟中将一袋袋白糖扛出来，转移至高处，用苫布木板遮盖整齐。从晨光到暮色，整整12个小时，没有人停下。下午6时，200吨白糖完好归位。

歇息，只有一顿饭的时间。当晚，命令再次到来：清理主干道，掩埋遇难者遗体。许多战士不过十八九岁，面对遍地遗体，有了畏难情绪。高维国走到车队前，声音低沉且坚定：“班长，跟我上！”两人率先抬起一具遗体，稳稳装上卡车。再没有人退缩。天亮时，道路通了。

第三天，民主街57名重伤员需要紧急转运。高维国率全排分成小组，护送伤员奔赴火车站和机场，送往石家庄、北京等地救治。又是从天亮忙到天黑。

三天三夜，72个小时，他们没有合过眼。支撑全排撑下来的，除了钢铁般的意志，还有出发前那30块钱买的鸡蛋。

紧急抢挖任务完成后，二排被定点分到路南区民主街——整整一条街的救灾、清理、重建，全部压在这些人的肩上。

刚到民主街不久，街长刘淑娟找到高维国，声音发颤：“排长，有位刘大妈，孤寡老人，房子塌了没人管……”高维国跟着去了，只见老人蓬头垢面，虚弱得几乎没有声息。他蹲下来，把自己水壶里的水一点点喂给老人，又帮她擦洗身子。此后的8天，他每天到刘大妈床前喂饭、换洗。老人攥着他的手，老泪纵横，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解放军是救命恩人……”

还有赵胜利一家。地震前4天，赵胜利的妻子刚生下女儿，震后受惊没了奶水，婴儿饿得直哭。高维国没多想，跑回连队，从自己行李里翻出三袋奶粉——那原本是他准备探家时带给亲戚的。奶粉送到赵胜利手里时，这位七尺汉子眼圈红了。后来，赵胜利为女儿取名“赵爱军”，让孩子一辈子记住解放军的恩情。

在民主街待了两个多月。10月4日早晨8时，二排奉命撤离唐山返回保定。车还没发动，民主街的群众已经围了上来。沿街都是“向解放军学习”“感谢恩人”的呼喊，一张张泪流满面的脸挤在车窗外。高维国站在车尾，向人群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手久久没有放下。

因在抗震救灾中做出了特殊贡献，高维国荣立个人一等功。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抗震救灾表彰大会上，他胸前挂着奖章，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第二天，消息登上《北京日报》。在家的母亲攥着报纸激动得发抖，“万幸，还活着……”

后来高维国回到家里，把一等功奖章拿到父亲跟前。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高维国入伍前只叮嘱过他一句话：“当兵就是为国，别给家里丢人。”老人摩挲着那枚奖章，拍了拍儿子的肩膀，眼角湿了。

此后几十年，高维国一直在部队，后调至农场、工厂工作，2006年退休。他从不炫耀一等功，有人问起，他就摆摆手：“换谁穿着那身军装都会那么做。”

退休后，高维国仍默默关注着唐山。2016年，抗震救灾40周年，高维国重回故地。城市高楼林立，街市繁华，几乎找不到当年废墟的影子。

“家家都受灾，处处是灾情，但唐山人第七天就返岗复工了。”高维国敬佩地说，“忘记自己的灾，去恢复国家的生产——这种精神，我一辈子忘不了。”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任珊,安旭东,王海欣,白继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