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妓女的真实回忆：我亲眼见过，浑身没有一块好肉的＂烂人＂

一九五一年冬天，一辆卡车把十六岁的苏北姑娘送进了上海通州路四一八号。她一路攥着衣角，脑子里全是那些年被人灌进去的话——说进去要抽血、要剃头、要发配边疆。

车停了，她抬头。没有铁丝网，没有高墙，迎出来的人手里端着热姜汤，开口叫她们姐妹。

这是真事。

一、"烂人"是个医学词，不是骂人的话

要理解这个词，得先明白旧上海是个什么地方。

解放前，上海妓院是公开营业、合法纳税的。租界当局把这叫"花捐"，专门设了机构去收，收来的钱补贴市政开支。巡捕房里有人专门管这块，妓院老板有执照，妓女有登记。换句话说，这是一门生意，有完整的产业链。

这条产业链最底层是什么样子呢？

最低等级的妓院，嫖客出三毛钱就能进门。干这行的女人大多是从苏北买来的——荒年里，人贩子在乡下花几块大洋买个十几岁的姑娘，拉到上海能卖出几十倍的价。进了门先签卖身契，吃穿用度全记在账上，利滚利，干一辈子也还不清。

生了性病怎么办？继续接客。那时候没有有效的药，老鸨给的"治疗方案"是：用烧红的铁条把烂疮烫焦，再用剪刀剪掉，往伤口上撒食盐和明矾。痛到昏过去，缓一缓，继续干活。

这就是"浑身没有一块好肉的烂人"的字面意思——不是比喻，是真实的身体状态。到一九五一年收容改造时，第一批进来的女人里，感染性病的比例接近九成。

上海是一九四九年五月解放的。那新中国为什么没有立刻取缔妓院？

这个问题问得好，当时就有人问过。陈毅市长在丹阳开会时讲了一句实话："只好让她们再受几天苦。"理由并不是不在乎——是没有条件。刚进上海，国民党在外面封锁、轰炸，城里粮价暴涨，政府连工厂都快开不下去了。

要取缔妓院，就得给这些女人治病、安置工作、管控不让她们流落街头变成暗娼——哪一条都需要钱，需要医疗资源，需要管理人手，当时一样都没有。

所以接下来两年多，政府走了另一条路：不让妓院增加，让它慢慢萎缩。登记发证、限制营业、打掉帮会里给妓院撑腰的黑道。到一九五一年底，全市妓院从五百多家压缩到七十二家，妓女从几千人减到一百多人。条件成熟了，行动随之而来。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晚上八点，市公安局统一行动。先是在游乐场、马路上收人，再是查封妓院、逮捕老板和老鸨。

整个过程从当晚延续到第二天上午，五百零一名妓女被送往通州路四一八号，三百多名妓院主被押去劳改。一夜之间，上海的公开娼妓制度宣告终结。

二、比黄金贵的药，给了那些姑娘

通州路四一八号原来是个收容游民的教养所，这回改成了专门接收这批女人的妇女劳动教养所。

地方说是"教养所"，但进门第一件事既不是训话也不是劳动，是体检。

医生看完结果，半天没吭声。进来的人里，差不多九成都有性病，其中很大一部分已经是梅毒晚期。

治疗梅毒的药当时叫盘尼西林，也就是青霉素。问题是一九五二年的中国自己不能生产青霉素，全靠进口，用人民币买不到，得拿黄金换。

治一个早期患者，三个疗程下来，光药费就超过一两黄金。进来的女人里晚期患者一大堆，花的还要更多。

更值得一说的是这批药从哪里来。陈毅特批调用的，是原本准备给抗美援朝志愿军用的储备。朝鲜战场上那时候正在打仗，青霉素是救命的战略物资。就这样，政府把这批药给了通州路四一八号。七年里，光医疗这一项就花了十八万元。

原本刚进来时闹得最凶的那些人，慢慢都不说话了。

控诉大会是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底开的，法院把五个妓院老板押到场上，手铐在手腕上。台下的女人一个接一个上去说——说被烙铁烫过，说被逼着吃蝌蚪打胎，说生了病还被逼着接客。说着说着就哭，台上台下一起哭。

民政局长曹漫之有次去开动员大会，他一走进去，就有人站起来喊了一声"姐妹们，哭"，全场五百多人放声大哭，哭了足足两个多小时，他就站在那里，没有打断。

除了治病和开控诉会，所里还做了一件特别具体的事：把那些姑娘留在外面的一百多个孩子，接进了托儿所。

然后是劳动。教她们从抬饭桶、叠被子开始，再学缝纫、织袜。工厂建起来了，工资制度也建起来了。

第一个月发工资那天，屋子里有好几个人当场哭了。

不是委屈，是——这是我这辈子第一回，自己挣的干净钱。

三、七千个人，各自去了不同的地方

改造不是终点，出路才是。

一九五三年起，经过审查的女人陆续被安置出所。回乡的、进工厂的、留在所里继续做工的，分批分流。但城里的就业容量有限，单靠上海消化不了这么多人，于是有了后来那几批更大规模的安置。

一九五五年春天，有一列西行的火车从上海出发，开往新疆。

车上坐了九百多名二十来岁的姑娘，身上穿的是绿军装，出发时还敲锣打鼓。站台上送行的老百姓不知道这些人的来历，以为是女民兵或者支边青年。她们是从通州路四一八号走出来的，这件事在她们抵达新疆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提起过。

同一时期，另一批人被送去了皖南的白茅岭农场，还有一批去了甘肃。到一九五八年，七千多名女人全部安置完毕：进上海工厂的、成为农场职工的、回原籍务农的，各有各的去向，各有各的新身份。

那个十六岁进来的苏北姑娘，后来在一家棉纺厂干到了退休。

她跟同屋的小姐妹说过一句话：我亲眼见过，浑身没一块好肉的姐妹，在那个院子里，被人当人看。

这句话不是在说感谢。是在说对比——对比的是那之前的日子。"被人当人看"这件事，对她们来说，不是理所当然，是头一次。

通州路四一八号那扇门，一九五九年彻底关上了。那栋老建筑后来拆了，变成了商品房。

前两年有研究者去寻访过那批当年走出来的老人，大多数不愿意开口。但有人说，只要提起所里那几个干部的名字，老人们的眼睛会突然亮一下。

就亮那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