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又名“洛甫”，所以张闻天的名字后面往往跟着一个括号，里头写着“洛甫”二字。“洛甫”这个名字非常洋气，让人一听就有种“留洋归来的神秘主角”的既视感。

张闻天的确是留洋归来，而且他留学过三个国家，分别是日本、苏联、美国。

25岁那年，他留学苏联，5年后归国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30岁，他就登上了顶峰，这背后离不开他的天才属性。

张闻天

张闻天到苏联4个月时间就掌握了俄语，随即又担任俄文翻译，负责翻译马恩列斯著作。

因留学期间表现极为出众，张闻天还被选送进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这是苏联最高理论学府，从这里毕业就是名副其实的 “红色教授”。因他沉着、风雅、有学识，党内很多人都称他为“老教授”。

这样的人才，自然会受到王明等教条主义者的拉拢。也因此，留学期间，他就属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群体。这段经历，让他一度卷入“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差点酿成大错。

可历史就是这么神奇，他在回国后竟如同穿越者一样，在8个关键节点，都做出最明智的选择。这些选择，让他一步步离开“错误”，也让他的一生大放异彩。

第一次正确选择：1933年福建事变，主动联合十九路军反蒋，反对关门主义。

说起福建事变，得提到一个抗日英雄蔡廷锴。他的十九陆军本是蒋介石用来剿共的部队，可在与红军交战中屡屡受挫后，蔡廷锴渐渐认识到：打内战没有出路，反而消耗自己，不如从“剿共抗日反蒋”改为“联共反蒋抗日”。

博古、李德坚持左倾关门主义，认定十九路军是“欺骗群众的军阀”，不愿配合。张闻天却认知到：这是打破第一次围剿的大好机会，我方应抓住统战机会。可惜，最后他的意见未被采纳，机会错失。

这里的张闻天，就跟开了天眼一样，似乎提前知道第五次反围剿会失败，而为我方指出了明路。这里，他就已经开始与博古路线公开分歧，不再盲从书本教条了。他已经看清：照搬欧洲阵地战的理论，不适合苏区。

第二次正确选择：长征路上黄平橘林谈话，他成为第一个提出让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的高层。

1934年11月底，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惨败，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了3万余人，濒临绝境。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让全军上下怨声载道，此时身体不好的张闻天只能坐担架，王稼祥因受重伤未痊愈也坐担架。

两个坐在担架上的人，休息时常讨论眼前形势，忧心忡忡。正是在这种讨论中，张闻天在痛定思痛中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这样仗打下去不行，毛泽东打仗有办法，应该让他来指挥。

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博古

这是高层内部第一次明确提出更换军事领导，它正是遵义会议的开端。

据党史记载，张闻天说出这个想法后，王稼祥当天晚上就把这话先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了毛泽东。这个意见随即在军中传开，“请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的呼声进一步高涨。

第三次正确选择：通道、黎平、猴场会议：连续支持毛泽东转兵贵州，放弃去湘西。

湘江惨败后，蒋介石料定红军会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汇合。他在湘西方向预设了重兵包围圈，就等着红军钻进他们预先布置好的口袋。一旦红军当真前往湘西，将有全军覆没可能。

关键时刻，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发难坚持去湘西的李德、博古，他提出：“不能钻进敌人布置好的口袋，应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

张闻天站出来支持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朱德等也明确表示支持。博古虽仍坚持去湘西，但也无力回天。

争论升级的黎平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主张放弃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张闻天等发言，表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并对第五次反 “围剿” 以来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批评。据《张闻天年谱》记载，张闻天在会上 “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赞成毛泽东的意见”。

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这是长征以来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确立，党史将黎平会议称之为“伟大转折的起点”。

之后的猴场会议上，张闻天再次明确支持毛泽东，强调《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会上还出台一个狠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等于给博古、李德的独断军事指挥权套上了缰绳，为接下来的遵义会议彻底更换军事领导铺了路。

张闻天

第四次正确选择：遵义会议上作“反报告”，系统批判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

这次会议上，博古先做报告，他的报告分毫没有反思自己错误军事指挥的部分，而将失败归结为了客观困难。张闻天听完，立马站起来，拿着准备好的发言，做“反报告”，他逐条批判单纯防御、堡垒主义、指挥失当。

发言持续一个多小时，矛头直指博古、李德，摆事实、讲道理，点名批评。这份反报告，党史对其评价很明确：它第一个系统地批判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 "左" 倾军事错误定下了基调，是会议成功转折至关重要的一环—— 所以称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 "立下头功”。

遵义会议直接结果是：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重新分工。会后，张闻天被推举为“负总责”。从这时起直到1938 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党中央日常工作由张闻天主持，约三年多。毛泽东后来还半开玩笑地说他：“洛甫，你是开明之君。”

毛泽东与张闻天

后世在提及张闻天遵义会议上的表现时，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不是开了上帝视角，不是穿越而来，怎会如此敢说？

第五次正确选择：遵义会议之后：主动支持成立三人军事小组，把军事指挥权稳定交给毛泽东。

此间，针对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的问题，大家的意见与毛泽东形成了对立。毛泽东不主张打打鼓新场，因为这里城墙坚固、易守难攻。最终，毛泽东提着马灯说服了周恩来。在周恩来、朱德支持下，会议撤销进攻打鼓新场地计划。

事后证明毛泽东是对的 —— 打鼓新场确有重兵布防，若贸然攻打，红军极可能钻入敌人预设的陷阱。

这件事后，毛泽东找到张闻天，以 "日常军事指挥需要完全集权" 为由，提议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 "三人团"（新三人团 / 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张闻天欣然赞成毛泽东的提议。

1935 年 3 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附近，经张闻天同意、报中央政治局批准，正式成立 "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新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毛泽东是这个小组的主要出谋划策者，事实上成为党的最高军事指挥者。

第六次正确选择：四方面军会师，抵制张国焘分裂，坚决坚持北上。

1936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张国焘当时仗着自己手里兵力多，主张南下川康、或者向西去青海西康，避开强敌。党中央的方针却是北上，去陕西建立根据地，靠近抗日前线。

前排左二为张闻天

张闻天见张国焘不断拖延、吹风南下，就在8月沙窝会议专门写文重申：“北上创造川陕甘苏区是唯一正确路线”，他还批评了避战倾向，同时尽量做团结工作。

当时很多人都被四方面军人多、张国焘实力强的现实压力裹挟，张闻天却并不如此，他作为中央总负责人，坚决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坚定维护中央决议，坚持北上抗日路线，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斗争；在危险时刻，果断带领中央红军先行北上，避免红军自相残杀。

第七次正确选择：抗战初期，抵制王明的右倾路线，守住独立自主的底线。

王明从共产国际回国，在会上抛出一套右倾主张，核心口号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主张八路军、新四军完全受蒋介石指挥，军队在组织上、内容上都跟着国民党“统一”。

其本质是淡化国共之间的领导权之争，反对独立自主。这种把希望寄托在国军打速战速决战的模式，背后是对敌后游击战、根据地建设、发动群众的轻视。

张闻天坚决反对，他明确重申：统一战线里，我们必须保持党的独立自主性，不能被民族浪潮吞没。他还点出了要害：让出领导权，等于让出底线。他坚定支持毛泽东的路线，坚持我党独立自主，不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稳住了抗战的战略方向。

第七次正确选择：深刻自我检讨，带头清算教条主义，提倡调查研究。

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张闻天第一个站出来深刻检讨。会上，他说了一句极为有名的话：“不要怕自己的瘌痢头给人家看，不要掩盖自己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错误”，他还说：“这段历史错误，我是主要负责人之一，责任我认。”

随后，为了兑现自己去“去基层上课”的承诺，他主动带队下乡，在晋陕进行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大调查。期间，他带上妻子，化名张晋西，实打实地在陕北、晋西北农村蹲点调研。他跑了23个村镇，一户一户走访调研，把封建地主经济的真实面貌摸得清楚明白，留下了《米脂县杨家沟调查》。

张闻天与妻子刘英

回到延安后，他专程写了名为《出发归来记》呈给中央，他得出的结论是：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破除主观主义的最核心一环。

当对手不再是外面的路线、别人的错误，而是自己脑子里的教条惯性时，他也主动开刀。这种向内开刀，正是自我革命。

第八次正确选择：建国之后，很多重大问题上坚持独立思考，尊重经济客观规律。

到建国这一关，当很多人被热情裹挟、想用行政意志跳过经济规律时，张闻天选择站在经济事实一边。他最早提出：社会主义阶段不能消灭商品，不能取消价值规律，要主动利用集市与市场流通、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张闻天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取向改革的非常重要的思想先驱。

早在1948年，张闻天就在东北提纲中提出五种经济成分，承认私人资本、小商品经济在落后生产力下有积极作用。

庐山会议上，他站出来反对用群众运动、主观意志压倒经济规律，批评急于取消商品交换、搞平均共产风。1962年，他在《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中，主张放开集镇市场、多条流通渠道并存，把集市看成全国市场网络的一环，还提出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并存的思路。

晚年，张闻天继续写文章论证：发展生产力、改善民生是社会主义首要任务，生产关系不能强行超前。

晚年张闻天

结合张闻天一生的八次正确选择来看，我们很难想象：他曾经竟是教条路线里的核心一员。以至于很多人都觉得他像“开了上帝视角、穿越回来的人”。是啊，常人无法理解：非穿越者，怎么能在每一次站在岔路口时，都选对方向呢？

张闻天的正确选择背后真相是：他在自己踩过错、受过教训之后，向内看，同时结合实践找到了一套稳定的判断标准。

张闻天在湘江血战等血的教训后，开始放下书本硬套现实，而选择拿实践结果检验理论。他亲眼看见：李德的堡垒战、阵地战，写在理论上完美，放到中国山地就大量死人；毛泽东扎根根据地、看地形、看敌人兵力、看群众条件的打法，能活下去、能打赢。

同时，张闻天每次都能做出正确选择，还因为他没有权力欲。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中共名义上的最高负责人，但他从不贪恋权力，张国焘要争权、闹分裂，他甚至提议将自己的总负责给张国焘，以稳定局面。

也只有完全没有权力欲的张闻天，能主动把领导重心平稳交到毛泽东手里，心甘情愿做辅助者、理论家。

张闻天没有“怎么保住我的位置，怎么维护我的圈子”的执念，他是无私的，他的第一优先级永远是革命成败。无我境界，即是无敌境界，这种高境界，辅助他在每一个关键节点做正确抉择。

张闻天与家人合影

第三，张闻天敢于向内开刀，他主动检讨自己，带团下乡调查，就是他向内开刀的明证。哪怕已经是高层，他依然随时修正自己的认知，不会抱着旧观点硬扛，这是极为难得的。

我们觉得他像穿越者，本质是因为我们站在后世知道历史结局，而对于张闻天而言，每一次抉择都是取舍，都有得有失，和老同学博古决裂，等于跳出自己熟悉的圈层；在遵义会议站出来做“反报告”，是在生死关头顶撞当时的中央；支持北上对抗张国焘，要承担分裂的巨大风险……

他敢于取舍，绝非因为看见了结局，而是死守一条朴素的准则：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别人站队看关系、看派系、看利益，他站队，只看事实。

实事求是者，每一步，都将踩在历史正确的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