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长征》：追杀红军两万里的纵队司令吴奇伟最终结局如何？

1949年9月，北平。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在开。一个身材偏瘦、带着客家口音的中年人走上发言席，讲了几句，情绪上来了，收尾时猛地一挥手，嗓门提了八度：“中国国民党万岁！”

会场先是安静了一瞬，然后底下有人皱眉，有人忍不住笑出了声。他僵在台上，脸涨得通红，赶紧解释：喊了二十几年的口号，舌头比脑子快，顺嘴就秃噜出来了。

这个人叫吴奇伟。几个月前，他的身份还是国民党广东绥靖公署副主任。再往前推十四年，他是薛岳手下追着中央红军从江西一路撵到四川的那个纵队司令，红军走两万五千里，他带人追了两万里。可偏偏就是他，一个月后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看着五星红旗升起来，旁边站着的，全是当年在战场上跟他要过命的人。

一个追红军追得最狠的国民党中将，怎么就走到了开国大典的城楼上？死后竟然还进了八宝山，这是为何？

吴奇伟是广东大埔县密坑村人，1891年出生，客家人。家里穷，十岁就被送到惠州伯父开的店铺里当伙计，扫地、挑水、倒痰盂，什么杂活都干。白天干活，晚上趴在柜台底下，就着一盏豆油灯，拿铺子里的账本一页一页认字。伯父半夜起来查铺，发现这孩子蹲在角落里对着账本念念有词，愣了一下，拍了拍他脑袋：“你这伢子，是块读书的料。”从那天起，伯父掏钱供他上学。

这个故事的开头很重要。它决定了吴奇伟后来一辈子做选择时的底色：他不是那种生来就站在某个阵营中心的人。他得靠自己的本事，一步一步往里面挤。

他确实挤进去了。保定军校第六期毕业，那是民国军事教育里含金量极高的一块牌子。回了广东，进了粤军，跟了张发奎。北伐的时候，他在第四军第十二师下面当团参谋长、团长，汀泗桥、贺胜桥、武昌城，一场一场硬仗打过来，“铁军”的名号里有他一份。那时候的吴奇伟，是一个在专业上极其过硬的职业军人。他信的是军校里教的那一套：火力、地形、兵力部署、指挥链。他不太信口号，也不太信主义，他信的是“把仗打好”。

可问题是，在民国那种局面里，“把仗打好”这件事本身，从来就不只是军事问题。

1934年秋天，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把追击的任务交给了薛岳，薛岳手底下两个主力纵队，一个是周浑元，另一个就是吴奇伟。吴奇伟的第四军，名义上是中央军序列，骨子里却是张发奎粤军的老底子，内部广东人占主导，属于“半中央化”的旁系部队。这种身份很微妙。蒋介石用你，但不完全信你；你替蒋介石卖命，但心里清楚自己不是陈诚、胡宗南那种真正的嫡系。

吴奇伟追红军，追得确实卖力。从江西追进湖南，追进广西，追进贵州，再追进四川。红军过湘江的时候他在后面，红军抢渡乌江的时候他在后面，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的时候，他的部队还在后面咬着。他手底下的人后来回忆，吴奇伟在“追剿”途中记日记，不光记战事，还记所到之处的地理、民风，甚至记国民党地方政权“有功必争，有过必推”的那些烂事。他是一个会观察、会琢磨的人。他一边追，一边也在看。

真正让他这辈子都忘不掉的，是1935年2月底的遵义城外。

遵义会议刚开完，毛泽东指挥红军二渡赤水，杀了个回马枪，重新拿下遵义。蒋介石急了，一道命令下来，让吴奇伟带兵从乌江南岸北上，把遵义夺回来。吴奇伟手里的牌不差：93师、59师，中央军嫡系，枪炮齐全。对面的红军刚经过湘江惨败，一路翻山越岭，缺粮少弹。按军校教材推演，这仗没有输的道理。

可仗打起来，完全不是教材里那个样子。红军先是在红花岗、老鸦山一线死死顶住，把吴奇伟的部队磨得没了脾气。吴奇伟沉不住气，把家底全压上去抢主峰，傍晚六点，59师总算把山头拿下来了。他站在指挥所里举起望远镜扫了一圈，心里那块石头刚落地，红一军团突然从侧后方杀了出来，根本不理会那个已经被占的主峰，像一把刀子直挺挺地插向他的指挥所。

指挥系统一乱，前面占的山头瞬间没了意义。部队开始溃退，往乌江方向跑。吴奇伟带着残部先一步过了浮桥，然后下了一道命令：砍断浮桥。

桥北岸还有两个师，几千号人，跑不过来了。背后是追上来的红军，前面是断掉的桥，头顶是绝壁。那两个师就这么被留在了对岸，连同上万支枪、十万发子弹，一起留给了红军。蒋介石后来听到消息，勃然大怒，骂这是“奇耻大辱”。一个指挥官在败退中砍断自己的桥，把同袍当弃子，这在任何一本军事教科书里都找不到依据。

可蒋介石没有重罚吴奇伟。薛岳替他压低了伤亡数字，自请处分，把这件事糊弄了过去，让吴奇伟“戴罪立功”，接着追。这件事本身比战场上的失败更值得琢磨。吴奇伟拼了命追红军，追了两万里，可他在蒋介石的棋盘上，从来不是那个被真正当成“自己人”的棋子。用你的时候给你番号、给你命令，出了事的时候，罚不罚你、罚多重，看的不是你死了多少人，而是派系之间那本账怎么算。

如果故事停在乌江边，吴奇伟就是一个追击红军失败的国民党将领，仅此而已。可历史偏偏给了他另一面。

1938年，抗日战争打到最惨烈的阶段。江西万家岭，日军第106师团孤军深入，吴奇伟指挥第九集团军把它团团围住，一层一层往里压。那一仗打下来，日军伤亡近万，几乎全军覆没。薛岳把万家岭称为“继淞沪会战之后的第二次辉煌战役”。吴奇伟在抗日战场上的表现，和他追击红军时那种狼狈形成了刺眼的对比。他不是不会打仗。他在自己真正认账的战场上，打得比谁都硬。

抗战胜利后，他当过湖南省政府主席，但干得并不痛快，后来有人提起他，说他是湖南那位“不怎么管事的甩手省主席”。一个军人被放到地方行政的位置上，手里没有自己熟悉的部队，身边全是各种势力伸过来的手，那种使不上劲的感觉，比打败仗还熬人。再往后，武汉行营副主任、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官衔一个比一个大，可每一个都是副职，每一个都离真正的决策核心差着一步。他被摆来摆去，始终是别人棋盘上的一颗子。

到1949年，棋盘本身都要塌了。

1949年初，淮海战役打完，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主力灰飞烟灭。粤系将领纷纷南下，吴奇伟也回到了广东。他的同宗兄弟吴启彦在暗中游说他，他本人也在1948年就当上了民革中央执行委员。但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不是某一个晚上的顿悟，而是前面十几年一件一件事叠起来的重量：他在蒋介石手下追了两万里，砍过自己的桥，戴过“罪”，也立过功，可到最后，他始终是一个“准土木系”的旁系，一个用完了可以放在一边的人。

起义之前，他去找了老上司张发奎。张发奎自己不参加起义，但给他指了一条路：你去找叶剑英。咱们几个都是第四军出来的，叶剑英会念这份旧情。这句话里藏着粤系军人几十年攒下来的一种东西：派系可以散，仗可以打完，但“铁军”里那点同袍的底子，在关键时候还能当一条路走。

1949年5月14日，吴奇伟和李洁之、曾天节等人在龙川老隆联名发出通电，宣布脱离蒋介石集团，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起义的过程没有发生大规模火并，也没有士兵哗变。一个中将带着一批粤军旧部，在广东的山城里把旗子换了。消息传到南京，薛岳那边“广东省内政局大乱”。蒋介石大概不会想到，当年那个在乌江边替他追红军追得最远的人，最后在广东把他的墙角撬掉了一块。

后面的故事，开头那一幕已经讲了一半。1949年9月，吴奇伟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全国政协委员。10月1日，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建国后，他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1953年7月10日在北京病逝，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