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新视角

从“文化遗址”重新寻找中华文明的历史主体

——从祖先崇拜、宗教信仰与稻作农耕文明重新理解“多元一体、一脉相承”

作者：翁卫和

中国考古学百余年来建立了一套以考古学文化、遗址类型、器物组合和年代序列为基础的研究体系。红山、良渚、石家河、陶寺、石峁、二里头、三星堆、盘龙城、殷墟……一个个名字，构成了今天认识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坐标。

然而，当这些遗址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一个值得重新提出的问题也随之出现：

我们发掘出来的，究竟只是一个个彼此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还是曾经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具体人群、政治共同体以及他们共同创造的历史？

如果进一步把地下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古代礼制、祖先崇拜、图像符号以及农业文明的发展结合起来观察，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获得一个新的视角：

考古发现的“文化”，最终仍然需要回到“人”；文化遗址背后，应当存在创造它、继承它并不断迁徙融合的历史主体。

一、从“文化遗址”重新回到“历史的人”

现代考古学为了建立科学分类体系，通常依据陶器、玉器、青铜器、墓葬、建筑和聚落形态，将不同区域、不同时期的遗存命名为某某“文化”。

这种方法当然十分必要。

但“考古学文化”首先是一种现代研究分类，并不等于古人自己使用的族名、国名或者王朝名称。

因此，下一阶段真正困难而又重要的问题，是：

这些考古学文化究竟是谁创造的？

是谁修筑了巨大的古城？

是谁营建祭坛与宗庙？

是谁制作玉琮、玉璧、玉璋、玉钺？

是谁崇拜太阳、神鸟、龙、虎以及祖先？

是谁建立了早期王权？

又是谁将这些制度、信仰和文化传统不断传递给后来的夏、殷、周？

这正是翁卫和研究希望进一步推进的问题——

从“器物考古”进入“人物考古”，从“文化命名”进入“历史主体辨识”。

二、越来越多的遗址，都出现一个共同现象：祭祖与敬天

如果把红山、良渚、石家河、三星堆、殷墟等遗址放在一个更大的时间尺度上观察，可以发现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

中国早期文明并不只是制造工具、发展农业和修筑城墙，同时还表现出极为强烈的精神世界。

祭坛、神像、玉礼器、祖先图像、动物神徽以及后来更加制度化的宗庙和青铜祭器，都说明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与祭祀、祖先崇拜以及政治权力之间存在深刻联系。

现代研究实际上已经注意到这一连续性。有研究将中国早期国家制度的发展概括为从“祭祀”走向“礼制”，并指出红山、良渚等史前遗存中已经出现借助玉器祭天、崇祖并强化王权的现象。(国家知识产权局)

这意味着，我们面对的并不是一堆没有思想的器物。

器物背后有人，图腾背后有族群，祭坛背后有信仰，礼器背后有制度，而制度背后则可能存在延续数千年的文明传统。

三、因此，三皇五帝传说不宜简单地与考古材料彼此隔绝

三皇五帝、尧舜禹以及夏王朝的记述，长期处在“传说时代”“古史系统”与考古学之间。

问题的关键，不应该是先证明古史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必然对应某一座遗址，而应当转换研究方法：

传世文献保存的古史记忆，与地下发现的文明结构之间，究竟存在多少可以检验的对应关系？

例如：

文献中的祭天、祭祖、宗族、王权、玉礼制度，与考古发现的祭坛、神庙、高等级墓葬、玉礼器之间能否互证？

古史中的部族迁徙，与不同区域之间相似器物、纹饰、礼制和农业技术的传播能否对应？

文献中的尧、舜、禹以及夏、殷、周政治制度演变，与考古学所揭示的古国、区域性国家以及广域王权的发展阶段，是否存在值得重新讨论的关系？

这些都应成为下一阶段古史与考古交叉研究的重要课题。

不能因为文献带有后世整理成分，就拒绝考古与文献对话；同样，也不能因为某些遗存与古史描述相似，就直接宣布某座遗址已经等同于某位帝王或某一王朝。

真正有价值的方法，是提出假说，然后让更多证据检验假说。

四、翁卫和研究提出的，是一条“重新连接”的路径

在翁卫和近年来的研究中，红山、良渚、石家河、盘龙城、成都平原、三星堆、二里头以及殷墟，并不是完全孤立的文化单元。

研究尝试从几个方面重新寻找它们之间的关系：

第一条线，是农业文明。

尤其关注珠江、长江流域稻作农业以及由稳定农业生产形成的大型聚落、人口组织和国家能力。

第二条线，是祖先崇拜。

从神人、神兽、祖先图像，到宗庙、祭坛和王室祭器，寻找不同阶段精神信仰的继承与变化。

第三条线，是礼器制度。

从史前玉器系统，到夏商时期玉、铜礼器，再到殷周更加成熟的祭祀制度，观察权力符号如何制度化。

第四条线，是历史人物与族群。

尝试把颛顼、有虞、尧、舜、禹、契等古史人物和族群谱系，与考古发现中的迁徙、图腾、礼器和政治中心重新进行比较。

也就是说，研究不满足于回答“这是什么器物”，还要进一步追问：

谁创造了它？为什么创造？祭祀谁？属于什么制度？与前后的文明之间有什么关系？

五、稻作农耕文明，是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一条重要线索

这一视角尤其重视稻作农业。

这并非没有考古基础。

以良渚为例，目前考古研究已经确认其拥有高度发展的稻作农业、大型古城和水利工程、明显的社会分层以及统一的信仰系统；大量炭化稻谷和相关研究进一步说明，农业剩余与王权组织之间存在紧密联系。(河北文物网)

因此，稻作并不只是“吃什么”的问题。

它关系到人口增长、定居聚落、粮食储备、社会分工、公共工程和政治组织。

从这个意义上说：

一粒稻米的背后，也可能站着一个文明。

但这里同样需要保持研究边界。中华文明的农业基础并非只有稻作。现有探源研究表明，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与黄河等地区的粟黍农业长期交流互动，共同参与了中华文明形成过程。(南京市社会主义学院)

因此，更值得讨论的命题或许不是“中华文明只有一个农业源头”，而是：

以稻作文明为重要基础之一的南方文明，与北方旱作文明及其他区域文明不断交流、迁徙、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

六、“多元一体”并不意味着彼此毫无关系

过去我们容易把“多元”理解成：

红山是红山，良渚是良渚，石家河是石家河，陶寺是陶寺，三星堆是三星堆。

但“多元一体”真正值得研究的恰恰是后面的“一体”。

它意味着不同区域并非永远平行发展，而是在漫长历史中不断发生人口流动、技术传播、婚姻联盟、战争兼并、宗教整合以及政治重组。

考古学已经发现，中国不同区域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就存在交流，农业技术、器物、观念和信仰不断传播，并在长期互动中形成越来越广泛的文化共同性。(南京市社会主义学院)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继续追问：

这种“一体”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它是否不仅表现为器物相似，也表现为祖先观念、祭祀制度和政治思想的继承？

这正是翁卫和研究体系试图打开的新空间。

七、从“文化谱系”进一步进入“文明谱系”

如果未来能够把更多考古材料按照时间重新排列，我们也许会看到一条比单个遗址更加宏大的历史链：

农业生产 → 聚落形成 → 祖先崇拜 → 神权形成 → 王权出现 → 礼器制度 → 宗庙制度 → 国家形成 → 王朝政治。

这条链条可能比简单地讨论“某件器物属于哪一种文化”更接近中华文明形成的真实过程。

于是，红山的祭坛与玉器、良渚的古城与神徽、石家河的玉器系统、三星堆高度发达的祭祀遗存、二里头的宫殿与礼器、盘龙城的城址格局以及殷墟成熟的宗庙祭祀体系，就获得了重新比较的可能。

它们未必能够简单地排成一条单线王朝谱系，却完全可以放进一个更大的文明连续体中进行研究。

八、考古最终不仅是“考物”，更应该努力“见人”

翁卫和研究真正值得继续推进的地方，不是简单地把每一处遗址“对号入座”给某一个古史人物，而是提出一个更基础的问题：

中国考古什么时候能够从“文化—器物—类型”进一步走向“人物—制度—历史”？

地下出土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留下来的物质证据。

考古工作的使命，就是通过这些残存证据，最大限度恢复曾经存在过的人、社会与文明。

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尝试建立一种更加严格的“三证互校”：

地下考古遗存为第一证，传世历史文献为第二证，图像、文字与制度谱系为第三证。

如果三条证据能够在年代、地域、制度、器物和文化传统上不断出现交叉对应，那么一些长期被视为“传说”的古史内容，就有可能逐步进入可以检验的历史研究范围。

结语：地下遗存与地上古史，终究属于同一个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最值得重视的特点之一，并不仅仅是“古老”，而是连续。

从史前聚落到早期国家，从祭坛到宗庙，从玉礼器到青铜祭器，从祖先崇拜到国家礼制，从区域文明到夏、殷、周王朝，中国文明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汇聚、融合与重构。

今天所谓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三星堆文化、二里头文化等，是现代考古学为了研究而建立的名称。

而在这些名称背后，真正值得我们寻找的，是曾经创造它们的人。

翁卫和研究由此提出一种值得继续检验的考古新视角：

不要把中华大地上一座座“文化遗址”看成彼此割裂的文明孤岛，而应尝试把它们放回中华文明形成、迁徙、融合和王权发展的整体历史长河中。

从祖先崇拜寻找精神传统，从宗教祭祀寻找制度源流，从玉器青铜器寻找权力传承，从农业生产寻找文明根基，再以文献、图像与考古材料彼此校验。

如此，我们最终要探索的就不再只是：

“这是什么文化？”

而是进一步追问：

“他们是谁？”

“他们从哪里来？”

“他们如何形成共同的文明？”

“他们又把什么传给了后来的中国？”

这也许正是从“文化考古”走向“文明考古”、从“器物研究”走向“历史重建”的下一步。

中华文明的多元，是它的形成方式；

中华文明的一体，是它的历史结果；

而一脉相承、延绵不绝，则是我们今天重新阅读地下中国时，最值得深入探索的文明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