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0岁，属马，出生在小县城的祖辈木作瓦房

2026年，又是一轮马年。指尖轻轻抚过岁月的纹路，从1978年我出生的那个马年，到如今，十二生肖已然整整轮回了四次。四十多年的光阴，说长很长，长到足以让一个国家改天换地；说短也短，短到仿佛白驹过隙，一晃半生已过。国家在时代的浪潮中拨正航向、奋力奋起，而我，也从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婴儿，一步步长成历经世事、内心沉静的中年人。今天，我就从1978年，从我的0岁开始，一字一句，慢慢讲起——讲那段藏在岁月里的时光，讲那个属于我、也属于每一个1978年出生的属马人的开端。

这一年，我呱呱坠地，粉嫩的小脸上，眼睛都还没完全睁开。我对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毫无知觉，不懂时代变迁，不懂生活不易，只会用啼哭表达需求，只会在吃奶后安然入睡，蜷缩在父母温暖的怀抱里，安稳度过人生的第一个年头。那些关于老家的模样、藏在烟火气里的细碎细节、后院的热闹与欢喜，被岁月慢慢沉淀，深深刻进我的骨子里，成为如今回望过往时，心中最温暖、最鲜活的念想。

我出生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县城，家住一栋祖辈传承下来的木作瓦房。单听“木作瓦房”这四个字，便能猜到，这栋房子从头到尾，核心材料全是木头与瓦片，没有一丝水泥瓷砖的痕迹，既透着最古朴的农家气息，也藏着祖辈们一代代传下来的烟火与坚守。

这是一栋两层木楼，墙体、楼板全是实打实的木作打造，每一块木板都被岁月磨得光滑，却也印着时光的斑驳。平日里，只要有人在二楼走动，脚下就会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清脆又悠长，像一首老旧的童谣，回荡在整个院子里。那声音，如今想来依旧清晰可闻，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连接一楼与二楼的，也是木造楼梯，踏板被来来往往的脚步踩得发亮，每走一步，都会发出轻微的吱呀声，仿佛在诉说这栋老房子承载的岁月与故事。

屋顶铺满层层叠叠的青瓦，一片挨着一片，整整齐齐。这些瓦片由粘土烧制而成，厚重却不透光。这栋木作房子没有专门的窗户，房内采光全依靠一种特殊的玻璃瓦片，俗称“亮瓦”——在房内需要采光的地方，换下几张普通粘土瓦，装上亮瓦，微弱的天光才能透过玻璃，洒进屋里，勉强照亮二楼的角落。

这粘土瓦片不仅不透光，还格外透风、不保暖，且极易破损。一到冬天，凛冽的寒风顺着瓦片缝隙、木板接口往里钻，屋里屋外几乎没有温差。更让人无奈的是，瓦片搭接不牢或破裂的地方，还会漏水。尤其是大雨瓢泼时，雨水顺着破洞、缝隙滴答滴答砸下来，落在二楼楼板上，再顺着木板缝隙往下渗。每当这时，父母就会忙得手忙脚乱，赶紧找出家里大大小小的盆桶，分散摆放在漏雨最厉害的地方接水。如今想来，那滴答的雨声、父母忙碌的身影、老房子的窘迫，都成了记忆里最质朴的烟火印记。

亮瓦的采光只能勉强满足二楼，一楼的光线则全来自常年敞开的大门。小县城的街道上，邻里家家户户的大门，白天都是敞开的。大门也是木作的，厚重结实，下方还配着一扇“腰门”。腰门只有大门的一半高，平日里大多时候大门敞开、腰门紧闭，腰门的上半段是空的，既能挡住鸡鸭鹅随意跑出屋外，又能保证一楼的通风与采光。白天出入，只需推开腰门，不必费力开合厚重的大门。

刚走进大门，第一间房便是堂屋，这里是家里接待客人、供奉先祖的地方。屋内摆着一张老旧的大方木桌和两把高椅，方桌上方供着神龛，神龛上摆放着祖辈的遗像，还有烧香点蜡的香炉，平日里香烟袅袅，藏着一家人对先祖的缅怀与敬畏。堂屋往后，有一条长长的巷道，巷道侧面顺排着一两间一楼卧室，通常由家里的老人居住，小辈们则都住在二楼。巷道的尽头，便是灶房。

灶房里砌着一个大大的土灶台，由黄土与青砖混合砌成，敦实厚重，中间嵌着一口黑黝黝的大铁锅。在我的记忆里，这口大铁锅有着特别的用途——母亲用来磨豆腐。

出了灶房就是后院，那方不大的天地，没有精致景致，却藏着我童年最纯粹的农家欢喜。院角长着一棵柿子树和一棵梨树，如今记忆里，只剩柿子挂在枝头的红彤彤模样——看着就让人直流口水，小时候因为个子太矮够不着，急得直跺脚；偶尔父母用杆子打柿子，我慌忙伸手去接，却总也接不住，眼睁睁看着红彤彤的柿子摔在地上，变成一滩软烂的红糊糊，满心可惜。更特别的是，我家那棵柿树结出的果实，不是常见的圆形，而是棱角分明的四瓣形，后来我走了很多地方，再也没吃到过那种形状的柿子，就像重庆大多是圆滚滚的柿子，再也找不回当年的滋味。

院里还养着鸡鸭鹅，母鸡下蛋后，总会骄傲地“咯咯哒”叫个不停，宣告自己的收获；鸭子和鹅则慢悠悠地在院子里晃来晃去，时不时低头啄一口草籽，那笨拙又可爱的身影，给整个院子添满了生机。院子里还有一条土狗，整天守着后院，若是有陌生人靠近，就会轻轻吠几声，忠诚地守护着这个小小的院子、守护着院里的一家人。

后院边上有个猪圈房，里面养着一两头猪，整天哼唧哼唧，模样温顺又憨态可掬，没事就低着头在圈里拱土找食。猪圈旁边就是茅厕——没有像样的遮挡，没有干净的设施，只有两块粗糙的木板，简简单单架在一个大大的粪坑上，走上去摇摇晃晃，还会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可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当年却是农家最宝贵的“财富”：粪坑里的天然有机肥，不用添加任何化肥，就能滋养地里的庄稼，也藏着那个年代，农民对丰收最朴素的期待、对美好生活最真挚的向往。

街道上每家邻居的户型，几乎都是这样：一样的木作瓦房，一样的堂屋巷道，一样的后院烟火。邻里之间推门就能相见，没有隔阂，格外亲切。

1978年的我，还在襁褓里，当时还无法亲身经历这些热闹与美好，如今已深深珍藏在我的记忆深处。回望过往，忍不住感慨时代的变迁——小县城当年的木作瓦房，现在早已换成如今宽敞明亮的高楼；当年那些简陋的茅厕，也都变成了干净便捷的卫生间。旧貌换新颜，每一处变化，都藏着岁月的痕迹与生活的美好。

1979年，我1岁，巷道里，独自摸索着学会走路

褪去了襁褓的稚嫩，慢慢长出了力气，不再满足于蜷缩在父母温暖的怀抱里，也不再只靠啼哭宣泄需求、传递情绪。如果说啼哭、爬行是人的本能，是与生俱来的生存模样，那懵懂之中，我对站立、对行走，生出了难以抑制的好奇与向往，这份纯粹的向往，推着我一点点挣脱依赖，试着用稚嫩的身躯，去探索眼前这方小小的天地。

那时候，父母整日被生计裹挟，忙着下地劳作、操持一家大小的吃喝用度，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手把手教我走路。学走路这件事，全靠我自己摸索，而老家那条窄窄的巷道，便成了我专属的练习场，藏着我最原始的成长印记。

巷道的路面是被岁月和脚步夯实的泥土，没有冰冷坚硬的混凝土，踩上去软乎乎、踏实又安稳；两旁的墙壁是老旧的木质板材，被风雨浸得温润发亮，没有一丝尖锐的棱角，摸上去满是岁月的厚重感。

那时候没有纸尿裤，我们穿的都是宽松的开裆裤，方便随时排便，屁股上还系着母亲用各色碎布一针一线缝成的厚“围裙”，既能抵御微凉的风，又能在摔倒时起到缓冲作用，成了我学步路上最贴心的“保护垫”。大人把我轻轻放在巷道里，便匆匆转身去忙自己的事，我就这样，在无人搀扶、无人守护的情况下，一点点试探着、摸索着，朝着前行的方向挪动。

起初，我像只黏在墙面上的“爬壁虎”，全身紧紧贴着温润的木质墙壁，脸颊、肚皮几乎都贴在了微凉的木板上，仿佛与墙面融为一体，连呼吸都能感受到木板的温润触感。双手像小小的吸盘，死死扒住墙面的纹路，手指用力抠进木板的缝隙里，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松动；双脚自然踮着，这是刚学走路的小孩最本能的模样——那时下肢肌肉还未发育完善，平衡感也未建立，只能凭着本能踮着脚尖试探，小心翼翼地往前挪，每挪一寸，都要停顿片刻，确认能稳住身形，再让另一只脚轻轻跟上前一小步，全身的力气都集中在指尖和脚步上，慢得像蜗牛爬行，却每一步都格外认真。

可即便这样谨慎，也难免有重心不稳的时候——只要身体稍微一晃，便会往后一仰，重重地坐在夯实的泥土地上。好在屁股上的厚围裙像垫了一层软乎乎的棉垫，摔下去一点也不疼，反而有种莫名的踏实感。坐下来之后，我也不着急起身，索性就坐在地上，捡起脚边细碎的泥土把玩，指尖捻着松软的土末，有时候兴起，还会把细碎的泥土放进嘴里尝一尝，任由泥土独有的清香在舌尖轻轻散开。那时候的大人真的太忙了，忙到无暇顾及我们这些懵懂的小孩，鼻涕常常顺着脸颊往下淌，流到下巴、嘴角，我不懂什么是干净整洁，只会本能地抬起小手去蹭，一下又一下，蹭得满脸都是鼻涕印子，脸蛋脏兮兮的，却依旧懵懂又天真；有时候鼻涕顺着嘴角流进嘴里，我也不觉得恶心，反而会有滋有味地用舌头品尝一番，再慢慢咽下去，藏着孩童最纯粹的懵懂。

这时候，若是有路过巷道的大人看见，总会停下匆匆的脚步，伸出粗糙的大手，“啪”地一下轻轻拍掉我小手上的泥土，没有多余的言语，只用这一个简单的动作，默默告诉我泥土和鼻涕不能吃，教我分辨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接着，他们会用温热粗糙的大手，轻轻夹住我的后腰窝，小心翼翼地把我提起来，再温柔地将我重新贴回到温润的木质墙壁上，眼神示意我继续练习，没有半句叮嘱，却藏着那个年代最朴素、最无声的善意与陪伴。就这样，在一次次的试探、摔倒、爬起中，我慢慢找到了走路的节奏，脚步也渐渐有了底气。

反正也数不清，巷道里被我的小屁屁印下了多少个浅浅的印记，这里就像是我除了床上之外的第二个游玩场地，累了就坐在夯实的泥土路上歇一歇，吹吹巷子里的风，缓过来再继续练习。走路慢慢熟练些，我不再需要全身贴紧墙壁，只用一只手轻轻贴着墙面借力，另一只手自然垂着，脚步也敢迈得大一点，少了几分胆怯，多了几分勇气。再后来，只需指尖轻轻触碰墙面就能保持平衡，哪怕身体有些摇晃，也能借着巷道两侧的木板墙稳稳稳住身形——毕竟巷道两边都是温润的木质墙壁，就算没站稳，往旁边一靠就能稳住，不用怕摔得狼狈，也不用怕无人搀扶。

一次次摔倒，又一次次靠着墙壁慢慢撑起身体，没有旁人的搀扶，没有时刻的守护，就在这来来回回的挪动、跌倒、爬起中，我慢慢学会了站立，学会了稳稳地走路，学会了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眼前的巷道。也正是这份独自摸索、不轻易放弃、跌倒再爬起的经历，悄悄刻进了我的骨子里，练就了我们这代属马人独立又坚韧的性子，成了我们一生都珍贵的成长底色。

那时候，在我小小的眼里，老家的巷道是那么漫长，仿佛永远走不到尽头，每一步挪动，都像是在奔赴一场未知的小冒险；家门口的那条街道也格外宽阔，宽到足以并排通行两辆马车，每当马车缓缓驶过，马蹄踏在泥土路上的“哒哒”声，都成了童年里最深刻的回响，显得格外气派。可等我长大后再回到老家，才发现一切都变了模样——巷道变窄了、变短了，家门口的街道也没有了当年的宽阔，连记忆里马蹄踏过的声响，也渐渐模糊。直到后来我才慢慢明白，不是巷道和街道变了，而是我长高了，度量世界的脚步也变大了，那些曾经觉得漫长宽阔的路，不过是童年里最纯真、最珍贵的视角与记忆，藏着我1岁那年，最笨拙也最坚定的成长。

1980年， 2岁， 床榻间，那些与“尿床”纠缠的日常

时光褪去1979年的懵懂，我也告别了周岁的稚嫩，转眼就满了两岁。褪去了襁褓的娇弱，我却还困在“尿床”的小烦恼里，夜里总在不经意间“画地图”，用最天真的狼狈，书写着童年的细碎，也藏着1980年那个年代，最朴素的烟火与温情。

1980年的日子，没有如今的便捷与富足，连应对孩童尿床这件事，都藏着大人的辛劳与生活的烟火。没有纸尿裤的年代，夜里的“小意外”，全靠大人们半夜掐着时间起来把尿兜底，可这份小心翼翼，终究抵不过孩童的懵懂与无常。

大人们总说，那时候的夜里，他们从不敢睡熟，凭着多年的经验，掐着钟点起身，算着我白天喝了多少水，估摸着排尿的时辰，像守着一场不能出错的约定，生怕稍有疏忽，我就会在床榻上“闯祸”。可两岁的我，哪里懂什么时辰规矩，若是白天疯玩喝多了水，或是大人们整日操劳、累极了睡过了头，清晨醒来，屁股底下准是一片冰凉——我又在厚厚的垫布上。

“画”下了一块块不规则的“地图”，把被褥浸得潮乎乎的。

为了挡住这份狼狈，床榻上总铺着一块厚厚的碎布垫，那是大人们用家里穿旧的背心、T恤，一针一线缝起来的，吸水量足，却也笨重得很，像一块专属“防护盾”，隔绝了潮气，也护住了身下的大床。就连尿布，也都是用纯棉旧布剪成的方形布片，吸汗又透气，却也藏着洗不完的麻烦——那时候没有洗衣机，更没有烘干机，所有的清洁，全靠一双手、一盆水。

尿湿的尿布，大人们要趁着白天的日头，端着大盆，在冰冷的水里反复搓洗，搓掉刺鼻的尿味，拧干后搭在后院的电线杆上晾晒。

若是遇上阴雨天，或是夜里赶不上晾干，就把尿布拿回来，放在特制的竹篾烘罩上——那是家家户户都有的“宝贝”，竹篾编织的罩子，透气又结实，是那个年代应对潮湿的“神器”。白日里晒不透，夜里就靠地炉子，那种与地面齐平的地炉子，脚踩上去暖通通的，把烘罩一扣，热气慢慢往上冒，一夜下来，潮湿的尿布就变得干爽蓬松，第二天又能继续用，循环往复，从不间断。

可那块厚厚的碎布垫，就没那么“好伺候”了。尿湿之后，沉甸甸地吸满了水分，大人们要费很大的力气，在冰冷的水里反复揉搓，再用力拧干，搭在晾衣绳上。若是遇到连阴雨，晒个两三天也晒不透，家里又没有多余的垫布可换，只能把“画了地图”的局部搓洗干净，放在火上慢慢烤，烤到半干，晚上还得接着用。这样凑合用的日子，朴素又节俭，一块垫布、一块尿布，都要用到极致，就像那个年代的日子，平淡却透着韧劲。

所以清晨被大人抱起的时候，若是摸到屁股底下是潮湿的，就知道要挨揍了。小屁屁被轻轻拍上两下，不算疼，却足够让我瘪着嘴委屈，眼眶泛红，却连哭都不敢大声。那份小小的窘迫，连同烘罩上的阳光味、地炉子的暖意，还有大人们搓洗尿布时发红的双手，一起刻进了我模糊的童年记忆里。

两岁的记忆，模糊得像蒙了一层雾，很多事情都记不清楚，可那些与尿床相关的细碎瞬间，却格外清晰。两岁的年纪，哪里记得太多事，唯有尿床的狼狈、烘罩的暖意，还有偶尔挨揍的委屈，深深印在脑海里。

那时候的我，不懂什么是辛劳，不懂什么是节俭，只知道尿床了会挨揍，只知道烘罩上的尿布暖烘烘的很舒服，只知道大人们的手虽然粗糙，却格外温暖。我像一株懵懂的小苗，在家人的呵护下，在那些细碎的烟火气里，慢慢长大，哪怕总在“犯错”，哪怕总在制造麻烦，却也在一点点褪去稚气，一点点成长。而那些洗不完的尿布、烤不干的垫布，那些大人们的辛劳与陪伴，也悄悄刻进了我的骨子里，练就了我们这代属马人坚韧、质朴的性子，成了我们一生都珍贵的成长底色。

1981年， 3岁，老宅的灶房里，石磨转响，豆腐飘香

褪去1980年尿床的懵懂，我转眼就满了3岁。不再是那个总在床榻上“画地图”的小不点，我开始学着蹒跚着跟在大人身后，看晨光漫进老宅，听石磨吱呀转动，在母亲磨豆腐的辛劳里，读懂了岁月最朴素的模样，也藏下了1981年最动人的烟火记忆。

1981年的日子，依旧带着几分朴素与厚重，灶房的墙边，一口土砌的灶台，一架笨重的石磨，便是母亲磨豆腐的“主战场”。那时候没有机器磨豆的便捷，所有的豆腐香，都要靠母亲一双手、一身力，一点点磨出来，藏着数不尽的辛劳，也飘着化不开的温情。

母亲每天晚上七八点就开始忙碌，提前把第二天要用的黄豆，满满倒进大盆里，舀上足量清水，让黄豆在水里静静浸泡，直到吸足水分，变得圆滚滚、胖乎乎的，褪去干瘪模样，才算做好磨豆腐的第一步准备。那时候的我，总爱蹲在盆边，伸出胖乎乎的小手，戳一戳泡得发软的黄豆，看着它们在水里轻轻晃动，小手插进黄豆中摩擦的触感，格外让小朋友欢喜；时不时还会用两个手指夹起一颗黄豆端详，趁大人不注意就放进嘴里品尝，这时候，总会有一只带着暖意的大手，轻轻“啪”一下拍在我的小手上，没有责备，却满是宠溺。

母亲真正的忙碌，从凌晨两三点便开始了。天还漆黑一片，连星星都还在夜空里打着盹，老宅里就传来了石磨“吱呀、吱呀”的转动声，那是母亲已经起身，开启了一天的辛劳。那架石磨，是两个大大的石磨盘，沉甸甸的，全靠人力推动，速度慢、效率低。母亲站在石磨旁，双手扶着磨杆，身子微微前倾，一圈圈推动磨盘旋转，磨盘转动的声响，打破了清晨的宁静。泡好的黄豆，被母亲用小勺一点点舀进最上面磨盘的小孔里，随着磨盘缓缓旋转，两个磨盘之间，慢慢渗出细细的、白白的豆糊，一点点滴落在下方的大铁锅里，越积越多，淡淡的豆香也渐渐漫满灶房。

磨完一桶黄豆，往往要花上四五个小时。母亲就这样日复一日，重复着推动磨盘、舀豆的动作，手臂酸了，就歇上片刻，又继续前行，从不会有半句怨言。不像现在，把豆子倒进机器里，哗啦一声，片刻功夫就能磨出细细的豆糊，那时候的每一滴豆糊，都藏着母亲的汗水与坚持。

等满满一桶黄豆全部磨成豆糊，灶上的大铁锅里，已经积了满满一锅。母亲便会在灶膛里升起柴火，火苗舔舐着锅底，慢慢熬煮着豆糊。她守在灶台边，时不时用勺子搅拌一下，防止豆糊粘锅，直到豆糊熬得浓稠，浓郁的豆香飘满整个老宅，才算熬煮到位。

接着，母亲会把熬好的豆糊全部舀起来，倒进一个厚厚的木筐里，筐底铺着细密的纱布，用来过滤豆渣。随着豆糊慢慢过滤，纱布上留下细细的豆渣，木筐下方，便渗出了白白的、香香的豆浆——那是我们如今常喝的豆浆，却比现在豆浆机磨出来的，多了一份手工的温度与醇厚。

过滤好的豆浆，母亲会重新倒进大铁锅里继续熬煮。煮到沸腾时，母亲会缓缓倒入一种“神奇的水”，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卤水。神奇的是，随着卤水慢慢倒入，原本顺滑的豆浆，会瞬间凝结成白白嫩嫩的豆花，软乎乎的，飘着浓郁的豆香，现在还有些小店，专门以这种卤水豆花出名，一口下去，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母亲会把新鲜的豆花舀进大铁盆里出去卖。一块块白白嫩嫩的豆花，舀进粗瓷碗里，淋上一点点酱油和葱花，便是那个年代最鲜美的早餐。

若是清晨的豆花没卖完，母亲就会把剩下的豆花带回家，重新倒进大铁锅里熬煮，直到豆花慢慢变老、凝固，再倒进厚厚的纱布里小心翼翼包裹好，把清晨磨豆子的石磨搬过来，压在纱布包裹的豆花上，一点点挤出里面的水分。等水分慢慢挤干，纱布里的豆花就变成了厚厚的豆腐，白白嫩嫩的，按上去软乎乎的，带着淡淡的豆香。下午，母亲又会挑着这些豆腐出去售卖，一块块整齐的豆腐，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成了街头巷尾最动人的风景。

若是下午的豆腐还有剩余，母亲就会把它们带回家，放在火炉上慢慢烘烤，直到烤成金黄酥脆的豆腐干。

磨完豆腐、卖完豆腐，母亲并没有闲着。剩余的时间，她还要花大量功夫，清洗磨豆腐用的所有器械——大大的铁锅、笨重的石磨、厚厚的纱布、装豆的陶盆，每一样都要清洗得干干净净。这些物件都很大，搬起来格外费力，母亲常常累得腰酸背痛，却从来不会抱怨，只是默默打理好一切，为第二天磨豆腐做好准备。

3岁的我，不懂母亲的辛劳，只知道守在石磨旁，看母亲推动磨盘，闻着淡淡的豆香，偶尔还会偷偷舀一勺刚磨好的豆糊，放进嘴里尝一尝，甜甜的、糯糯的，藏着童年最纯粹的快乐。

3岁的记忆，比两岁时清晰了许多，没有了尿床的狼狈，多了石磨的香气。我像一株慢慢长大的小苗，在家人的呵护下，在老宅的烟火气里，一点点褪去稚气，慢慢懂得，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那些母亲默默的付出，都藏着最深厚的爱，也练就了我们这代属马人坚韧、懂事的性子，成了我们一生都难以忘怀的成长印记。

1982 年， 4 岁舌尖上的欢喜，藏着4岁的小美好

时光流转，褪去3岁的懵懂，我转眼就满了4岁。不再是那个守在石磨旁看母亲忙碌的小不点，我开始有了自己的小欢喜，藏在酸酸甜甜的粉末里，藏在冰冰凉凉的冰棍中，藏在小心翼翼珍藏的糖纸间。1982年的日子，依旧朴素却满是滋味，那些难得的零食，是童年最甜蜜的馈赠，也藏着属于那个年代独有的烟火与温柔。

1982年的物资依旧不算富足，零食对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更是稀罕物。不像如今，超市里的零食琳琅满目、应有尽有，那时候能吃上一口酸甜的零食，就能开心好几天。我的童年零食清单很简单，酸梅粉、老冰棍、水果糖，还有偶尔才能尝到的大白兔奶糖，每一样都刻着专属4岁的快乐记忆，每一口都甜到心底。

最让我着迷的，莫过于酸梅粉。它装在小小的塑料袋里，袋子不起眼，里面却藏着双重欢喜——酸酸甜甜的粉末，还有拆盲盒般的小勺。那粉末细细的、白白的，凑近闻一下，一股酸甜的气息就直钻鼻腔，勾得人直流口水。而最让人期待的，就是撕开袋子的瞬间，拿出里面的小勺子。

那些小勺的勺柄，都是西游记主题的人物，孙悟空、猪八戒、唐僧、沙僧，还有小小白龙马，甚至连里面的各种妖精，都被做成了小巧玲珑的勺柄，每一款都不一样。我们这群小朋友，吃酸梅粉的乐趣，一半在舌尖，一半在凑齐这些小勺上。为了集齐所有款式，大家常常凑在一起交换，你有我没有的孙悟空，我有你缺少的猪八戒，叽叽喳喳地商量着交换条件，哪怕用两颗水果糖换一把心仪的小勺，也觉得格外值得。

吃酸梅粉的时候，更是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把珍贵的粉末洒掉，我总是先把袋子轻轻撕开一个小口子，再用小勺慢慢舀出一勺，要么直接丢进嘴里，要么倒在手板心，再一点点用舌头舔舐。那酸味瞬间在口腔里炸开，刺激着味蕾，分泌出满满的唾液，酸得人眯起眼睛、皱起眉头，可紧接着，甜味就慢慢蔓延开来，中和了酸味，让人越吃越上瘾，一勺接一勺，舍不得浪费一丝一毫。

夏天的快乐，离不开一根老冰棍。那个年代没有花样繁多的冰淇淋，老冰棍就是我们解暑解渴的唯一利器。它没有复杂的配料，不过是白糖加水，放进冰柜里冻成的，却承载了我们整个夏天的清凉。老冰棍不能随时随地买到，要等走街串巷的卖冰棍人。

卖冰棍的人，会驮着一个厚厚的保温箱，绑在自行车后面，老远就吆喝起来：“卖冰棍咯——3分钱一根咯——”那吆喝声，在夏日的午后格外响亮，成了我们最期待的声音。听到吆喝声，我们就会拉着大人的手，急急忙忙跑出去，攥着皱巴巴的3分钱，换来一根白白胖胖的老冰棍。

我们吃老冰棍，也藏着满满的仪式感。冰棍外面裹着一张薄薄的纸，纸上印着简单的图案，有小花、有小动物，每一张都让我们格外珍惜。拆冰棍纸的时候，我们会小心翼翼地撕开，生怕把图案撕坏，然后轻轻抚平，叠得整整齐齐，放进自己的小抽屉里珍藏起来，就像珍藏一件稀世珍宝。那时的老冰棍特别硬，我4岁的小牙齿根本咬不动，只能捧着冰棍，用舌头一遍又一遍地舔舐，冰凉的甜味慢慢在舌尖融化，顺着喉咙滑下去，驱散了夏日的燥热，也甜到了心里。夏天的温度很高，冰棍融化的速度也快，我们常常吃得满脸都是冰水，嘴角挂着甜甜的痕迹，却依旧笑得格外开心。

水果糖，是那个年代最寻常也最珍贵的糖果。不像现在，随时都能吃到，那时候的水果糖，只有过节、过春节的时候，才能从长辈手里得到几颗，每一颗都被我们视若珍宝。

水果糖的糖纸五颜六色，印着简单的花纹，和老冰棍的包装纸一样，我们拆的时候都会小心翼翼，拆完后轻轻抚平，和冰棍纸放在一起珍藏。水果糖很硬，放进嘴里，不能着急咬，只能慢慢含着，让它在口腔里一点点融化，甜甜的水果味慢慢散开，有时候太投入，口水还会顺着嘴角流出来，自己却浑然不觉。

因为格外珍惜，每一颗水果糖拿到手里，我都会端详来端详去，翻来覆去地看，舍不得放进嘴里。也正是这份小心翼翼，让我发现了一个小秘密——城里统一出产的水果糖，居然也有大小之分，有的大一点，有的小一点，哪怕差别不大，也能被我们敏锐地捕捉到，大一点的水果糖，总会被我们当成“宝贝”，舍不得先吃。

比水果糖更高级一点的，就是大白兔奶糖了。它不像水果糖那样硬邦邦的，而是软软的，咬一口还会粘牙，浓浓的奶香味瞬间在口腔里蔓延开来，比水果糖更甜、更醇厚，是我们小时候最向往的零食。大白兔奶糖比其他零食更难得，日常的生活中根本见不到，只有在长辈结婚的婚礼上，或者春节的时候，才能偶尔吃到一颗。每次拿到大白兔奶糖，我都会先闻一闻它浓浓的奶香味，再小心翼翼地剥开糖纸，放进嘴里慢慢含着，舍不得咬碎，生怕一口就吃完了。那软软的、甜甜的口感，还有浓郁的奶香味，成了4岁那年最难忘的味觉记忆，也让我对“甜蜜”有了最真切的认知。

4岁的我，不懂什么是物资匮乏，只知道每一口零食都格外珍贵，每一份欢喜都格外纯粹。那些酸梅粉的酸甜、老冰棍的清凉、水果糖的醇厚、大白兔奶糖的香浓，还有珍藏糖纸、交换小勺的快乐，一点点填满了我的童年，也让我在平凡的日子里，收获了最简单的幸福。我慢慢长大，褪去了更多的稚气，也渐渐懂得，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零食，藏着长辈的疼爱，藏着年代的印记，更藏着我们这代属马人，对生活最朴素的热爱与珍惜。

1983 年， 5 岁，我家的洗衣机

日子依旧朴素，却多了几分新鲜的光亮。家里添了一件 “大件宝贝”，生活里的洗头、洗澡、洗衣，都和从前不一样了。

那时候，老家的房子简陋，后院只有一间简易的偏屋，里面只有茅厕，没有独立洗澡间，更没有如今随时可用的淋浴卫生间。全屋用水、排水都依靠后院土沟，一切生活琐事，全靠人力手动操持。

就在 1983 年，家里添置了第一台单缸洗衣机。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洗衣机是全村少见的奢侈大件。平日里舍不得放在潮湿后院，静静摆在堂屋正中，如同一件珍贵的家具。只因屋内无水管、无下水，每次洗衣都要父母合力，费力抬到后院使用，周而复始，繁琐又辛苦。

老式单缸洗衣机结构简单，无甩干、无多功能模式，仅有正反旋转与定时功能。洗衣要长途接水管，废水随地沟排放。全家统一每周集中洗衣一次，床单、被罩、衣物统一清洗。机器洗涤力度有限，厚重衣物需要人工拧干、反复漂洗，领口袖口的顽固污渍，最终还要上手搓洗。即便如此，这台笨拙的洗衣机，依旧是那个年代最时髦的生活改善。

五岁的我，总爱在洗衣机旁，凝望转动的波轮与翻滚的泡沫，满心好奇与欢喜，孩童的天真遐想，都藏在这台老旧机器里。我还总喜欢蹲在洗衣机的排水口用根小树枝条玩洗衣机流出来的泡泡水。泡泡水流过的地方，侵润了后院的泥土水沟，小树枝当笔直接在泥土上乱花可比正经写字画画好玩多了。

那时没有全天候热水，洗头洗澡皆是充满仪式感的麻烦事。洗头需烧热水勾兑调温，妈妈用瓢一勺勺淋洗头发，冬日水温流失快，常常冻得浑身发冷。洗澡更为简陋，只能在屋后狭小角落，烧热水倒入木桶，舀水擦拭身体，寒冬沐浴，寒意刺骨。

后来有了集体澡堂，低廉的票价，成了童年最奢侈的期盼。温热的池水，洗去满身疲惫，是清贫岁月里难得的惬意。

如今家家卫浴齐全，热水随时可得，便捷触手可得。回望 1983 年的琐碎与不易，才愈发懂得平凡生活里的安稳与富足，何其珍贵。

1983 年，我 5 岁。一台笨重的单缸洗衣机，简陋的沐浴条件，拼凑起我简单又难忘的童年，朴素平淡，却满是温暖烟火。

1984年，我6岁，过年杀年猪

最盼的就是过年。那时候的春节，没有精致的装饰，没有琳琅满目的零食，却有着刻在骨子里的仪式感，而这仪式感的开端，便是后院猪圈里那只肥嘟嘟的猪妞妞——快过年时，家里最隆重的大事，就是杀年猪。

猪妞妞养了大半年，被父母喂得膘肥体壮，圆滚滚的身子走起路来一摇一摆，平日里温顺可爱，可当它察觉到自己该“做贡献”时，便拼尽全力反抗。杀年猪的那天，天刚蒙蒙亮，父亲就请来了村里专门杀猪的王叔叔，两人手里攥着粗麻绳，早早地站在猪圈门口。刚打开猪圈门，猪妞妞就像是预知了结局，对着天空发出“嗷嗷”的嚎叫声，声音洪亮又凄厉，死死抵着猪圈的土墙，任凭父亲和王叔叔怎么拉、怎么哄，它都纹丝不动。

无奈之下，父亲和王叔叔只好合力，一人拽着猪耳朵，一人推着猪屁股，连拉带哄、连拱带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把猪妞妞从猪圈里拽了出来。有些调皮的猪，一旦挣脱猪圈的束缚，就像是得到了自由，在后院里疯跑乱窜，撞得柴垛东倒西歪，父亲和王叔叔还要在后面追着拦着，累得满头大汗。

屠宰场离我家不算太远，却要穿过后院、堂屋、门前巷道，再走到街上。这段不算长的路，却因为猪妞妞的不配合，变得格外艰难。它时而走几步就往后退，脑袋使劲往旁边的墙壁上撞；时而突然挣脱父亲手里的绳子，朝着反方向狂奔，引得路人纷纷驻足围观。父亲和王叔叔一边追，一边喊，手上的绳子攥得紧紧的，生怕一松手，猪就跑没了。

小小的我，站在远远的地方，既好奇又害怕，紧紧攥着母亲的衣角，生怕被乱跑的猪妞妞撞到。我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父亲和王叔叔费力地拉扯着猪，听着猪的嚎叫声，心里既紧张又期待——我知道，杀了年猪，就意味着有好吃的了。

好不容易把猪妞妞送到屠宰场，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几个大人立刻围了上来，合力把猪按在一条长长的青石板上。猪妞妞依旧在拼命挣扎、嚎叫，大人们死死按住它的四肢和脑袋，直到它动弹不得。王叔叔手持一把锋利的杀猪刀，手法娴熟地一刀捅进猪的脖子里，鲜红的猪血顺着刀刃哗哗流出来，母亲早已提前准备好一个干净的大盆子，稳稳地接住猪血——这猪血可是好东西，后续要做成嫩滑可口的猪血旺，是过年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

猪血接完后，猪妞妞的挣扎渐渐微弱，直到彻底没了动静。按住猪的大人们也累得气喘吁吁，稍作休息后，便合力把猪抬到一个烧得滚烫的大灶台旁。灶台上装满了滚烫的开水，大人们拽着猪的四肢，围着灶台慢慢转动，让猪的全身都被热水浸润，就连猪肚子、猪耳朵等不易烫到的地方，都要用瓢舀起热水反复浇灌。

等猪皮被烫得发软，王叔叔就拿出一把特制的刮毛刀，顺着猪皮轻轻一刮，被烫软的猪毛就齐刷刷地掉了下来，露出里面白白净净、光滑细腻的猪皮。刮毛的过程也费了不少周折，有些顽固的猪毛粘在猪皮上，要用刀反复刮几次才能清理干净，大人们分工合作，有的刮毛，有的添水，忙得不亦乐乎，直到把猪身上的毛刮得干干净净，才停下手中的活。

刮完毛后，大人们又找来一个锋利的铁环，牢牢套在猪的两条后腿上，再把铁环挂在一个结实的木架子上，让猪悬挂起来。这时，王叔叔就开始发挥他的专业技能，手持尖刀，从猪的肚皮剖开，小心翼翼地把里面的内脏取出来，分门别类地摆好。小时候的我，最期待的就是猪的肾，也就是大人们常说的腰子，无论是烤着吃、煎着吃，还是炒着吃，都鲜香可口，是我童年里最难忘的年味。

内脏清理干净后，王叔叔就像庖丁解牛一样，熟练地把猪肉从猪头开始，一节节分解开来，肥肉、瘦肉、排骨、猪蹄，分得清清楚楚。当天晚上，家里就摆起了丰盛的晚宴，猪血旺汤、刨猪汤、炒回锅肉、红烧猪蹄……每一道菜都鲜香扑鼻，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热气腾腾的猪肉，聊着家常，满满的都是过年的幸福感。

除了杀年猪，过年最让我开心的，就是穿新衣。那个年代，家庭并不富裕，平日里穿的都是哥哥姐姐剩下的旧衣服，缝缝补补再穿，只有到了大年初一，才能从头到脚换上一身崭新的衣服——新棉袄、新裤子、新鞋子、新袜子，就连头上的帽子，都是新的。每次穿上新衣，我都会对着镜子转来转去，舍不得脱下来，那种喜悦，是如今的孩子难以体会的。过年，不仅有吃不完的美食，有穿不完的新衣，还有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的快乐，是我童年里最期盼、最珍贵的时光。

那年的正月十五，还有一个特别的风俗，叫“偷青”。老人们说，正月十五晚上，人们可以到邻近邻居的菜地里，采摘一些青菜回家，煮成麻辣烫吃，寓意着“清清白白、顺顺利利”，也有着邻里和睦、互敬互爱的美好期许。那时候，大家都恪守着风俗的本意，只是小心翼翼地采摘一小把青菜，不会多拿，自家的菜地被邻居光顾，也不会生气，反而觉得是一件吉利的事，邻里之间，借着这个风俗，多了几分温情。

可后来，这个美好的风俗渐渐变了味。有些人为了贪图便宜，借着“偷青”的名义，背着背篓到别人的菜地里大肆采摘，甚至把整片菜地的青菜都拔光，变成了变相的偷盗。久而久之，邻里之间因为“偷青”产生了矛盾，这个曾经充满温情的风俗，也慢慢被人们摒弃，渐渐消失在岁月里。

1984年的春节，杀年猪的热闹、穿新衣的喜悦、“偷青”风俗的温情与变迁，拼凑起我6岁的童年，简单、朴素，却满是浓浓的年味与烟火气，成为我这辈子都无法忘怀的记忆。

1985 年，我7岁，上小学一年级

正式迈入小学一年级的校门。

依稀记得六岁那年，我还上过大队的简易幼儿园。是大队一间闲置仓库改造的屋子，全园就一位老师，包揽所有课程。我们每个小朋友都自己带着小板凳，早早从家里端着走到幼儿园。仓库门前有一块晒粮的空坝，便是我们天然的小操场，没有游乐设施，却也是儿时最简单的玩乐天地。那段懵懂的幼儿园记忆清淡简短，转眼就迎来了正规的小学时光。

那年最让我新奇的，是人生第一个书包。清一色军绿色斜挎书包，背在肩上，瞬间有了上学读书的仪式感。那时候上学没有太多功利的目的性，只觉得是一群小伙伴聚在一起玩耍的地方，我们安心在校打闹学习，大人们也能踏实在家劳作做事。

学校离家很近，顺着家门口的街道走，拐一个九十度的弯，步行五分钟便能到校。整所学校只有两栋教学楼、四个篮球架，没有如今规整的塑胶跑道和标准化操场，地面全是三合土夯实而成，每到周末还会借给周边乡亲晾晒粮食。两栋教学楼都是五层，一年级新生安排在一楼，年级越高楼层越高，五六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都在最高楼层。教学楼每层都没有内设卫生间，下课要去校园边角的公共厕所；校园另一处角落是任课老师的宿舍。学校东北角设有沙坑池和简易 50 米跑道，沙坑是我们课间最爱逗留玩耍的小天地。

小时候刚入学，总觉得校园格外宽敞宏大，等到慢慢长到六年级，个子长高、步子变大，再回望母校，反倒觉得校园变小了，大概是眼界和身形都跟着岁月一起长大了。

印象最深的是学校的大校门，两扇厚重的铁皮大门沉稳大气。平日里调皮的同学总爱用手敲、用脚蹬铁门，发出砰砰的闷响。大铁门里面还套着一扇小铁门，只有周末老师进出才会开启，平日上下学只敞开大铁门。校门正对面摆满小摊贩，都是我们孩童最贪恋的零嘴。最难忘的是五分钱一坨的嚼嚼糖，两根小木棍搅着一团糖稀，来回缠绕，一点点含在嘴里慢慢抿，甜香绵长，是那个年代独有的童年滋味。

那个年代路上小汽车稀少，往来多见马车，放学沿路时常能看见马匹留下的痕迹。当年的街道只供马车通行，显得格外宽阔安稳；如今机动车越来越多，同样的路面反倒变得拥挤局促。那时上学放学从不用家长接送，沿途都是熟悉的街坊邻里，不用横穿大马路，顺着街道直行就能安稳到校，一路民风淳朴，人心和善，满是安全感。

这一年家里还有一件天大的喜事，添置了第一件像样的大家具 —— 一张三人弹簧长沙发。这在当年算是很时髦的居家大件。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军绿书包随手一丢，脱掉鞋子就蹦上沙发。老式沙发内里是弹簧加海绵，外面绷着布料，弹性十足，往上一蹦就能被轻轻弹起，反反复复蹦跳嬉闹，成了我放学后最治愈、最快乐的闲暇时光。简单一张沙发，承载了我七岁那年最无忧无虑的欢喜，也见证着普通家庭生活条件慢慢变好的小变迁。

1986年，我8岁，一部黑白电视机

就读小学二年级。这一年，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最盛大、最轰动、最让人念念不忘的大事，便是86版《西游记》开播。那时候整个街道有电视机的家庭寥寥无几，隔壁邻居家经济条件稍好，早些年添置了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在物资匮乏的八十年代，能拥有一台电视机，绝对是令人羡慕的体面人家。

在我年幼的认知里，电视机是一个无比神奇的物件。一方小小的黑色木壳盒子，不通透明光亮，却能凭空生出人影、传出声音。画面、动作、对话、配乐，全部压缩在那一方小小的屏幕里。明明没有色彩，只有单调的黑白光影，可里面鲜活的人物、热闹的打斗、奇妙的法术，总能牢牢勾住我的目光。我常常盯着电视机发呆，心里琢磨不透，这么小的盒子，究竟是怎么装下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人。那种懵懂又纯粹的好奇，是现在彩色大屏时代永远体会不到的心动。

那一年，中央电视台首播《西游记》，一经播出便火爆全国，家喻户晓。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人人都在谈论孙悟空、唐僧、猪八戒。那时候剧集还没有全部拍摄完成，电视台反复滚动播放前面为数不多的几集。即便反反复复看同样的剧情，我们依旧百看不厌，怎么看都不会觉得腻。

每到傍晚，天色渐暗，晚饭草草吃完，我们一家人都会准时去往邻居家。邻居为人和善，待人热情，从不介意我们一家老小前去蹭看电视，总是大方邀请我们进屋落座。屋里空间不大，板凳错落摆放，大人小孩挤在一起，安安静静，没有人喧哗，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一块黑白屏幕上。

终究是在别人家里看电视，我们一家人始终带着分寸与拘谨。不随意乱动主人家的东西，不大声吵闹，看完当晚的剧集，便礼貌道别，准时回家。那种克制、安静、守礼的氛围，仪式感丝毫不亚于如今买票走进电影院看一场大片。对我们而言，每晚一次的看电视，就是一天之中最隆重、最期待的娱乐盛典。

屏幕上，孙悟空腾云驾雾、斩妖除魔；师徒四人一路西行、历尽磨难。黑白的画面挡不住剧情的精彩，简单的音效掩盖不住打斗的热血。遇到精彩片段，全屋人屏息凝神；看到惊险桥段，大人小孩一起揪心。

有时候信号不好，屏幕上雪花点点，画面闪烁，邻居便起身调整室外天线，拍打机身，折腾几下，画面又恢复清晰。简单的动作，却能换来满屋人的欢喜。

白天在学校，班里同学讨论最多的也是《西游记》。有人模仿猴子挠头，有人学着八戒走路，每个人都能随口说出几句台词。一台黑白电视机，一部未播完的西游记，填满了我整个二年级的课余时光。那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独有的、朴素又滚烫的精神快乐。没有色彩，没有高清，没有回放，却成了一辈子刻在心底的经典。

1987 年，我 9 岁。腰门内外，一堂电视聚起邻里温情

岁月缓缓向前，生活又添了新的乐趣。这一年家里添置了大件家电，一台二手黑白电视机，也让我家堂屋成了整条街巷晚间最热闹的地方。搬小板凳、围坐看录像的光景，成了刻在心底温暖又鲜活的童年记忆。

这一年，家里买下了隔壁邻居家的黑白电视机。我家大门正对热闹的主干道，而原主人家住在幽深小巷里，电视机少有人围观。等这台电视机搬进我家，父母便将它稳稳放置在堂屋的大方桌前，屏幕刚好正对着临街的大门。

那时县广播局有固定安排，每晚七点准时播放录像片，当时最风靡的便是港台武打武侠片。《霍元甲》《射雕英雄传》《少林寺》《楚留香》等剧集轮番上演，各路高手招式利落、侠气纵横，精彩的武打场面扣人心弦。影片大多是原版粤语配音，我们半听半猜，有时听得明明白白，有时只靠画面揣摩剧情，却丝毫不影响观看的兴致。

电视机摆放的位置临街，影像与声响顺着敞开的大门飘到街上，路过的街坊、玩耍的孩童总会被精彩的画面和打斗声吸引。那时家家户户都装有腰门，一道半截式的小门拦在门口，既能圈住家里饲养的鸡鸭猫狗，防止家禽乱跑，平日里大门也始终敞开，只有入夜歇息时才会彻底关上。孩子们和路人便纷纷倚在腰门上，踮着脚尖、探着脑袋，看得津津有味。

父亲生性热忱大方，瞧见这一幕，总会主动招呼大家进屋落座观看。一传十、十传百，来的人越来越多，不光是嬉戏打闹的孩子，街巷里的大人邻居也纷纷赶来。家中长凳、短凳很快被一扫而空，堂屋里挤得满满当当。

久而久之，大家形成了默契。每晚临近七点，孩子们生怕来晚了没有座位，早早便从自家搬来小板凳，抢先到我家堂屋占好位置。还有的小朋友来晚了没带板凳，就直接盘腿就地而坐了。再也无需父亲特意邀约，一到播放时段，屋里便自动聚满了人，孩童的嬉闹声、大人们的闲谈声，伴着电视里的武打音效，热闹非凡。待到录像播放结束，众人又各自端起小板凳，盘地而坐的直接起身后拍拍屁股的裤子灰，大家说说笑笑、熙熙攘攘地散去，街巷重归平静。

我家是整条街道里最早安装闭路电视的人家。早些年，不少条件尚可的邻居虽也添置了电视机，却没能接上闭路信号，自然收不到县广播局播出的录像节目。哪怕自家有电视，每到晚间七点，他们依旧会专程赶来我家观影。这独一份的 “热闹”，在街巷里持续了许久。

慢慢的，整条街道的家家户户都陆续装上了闭路电视，大家足不出户，便能准时收看录像节目。我家曾经夜夜门庭若市的堂屋，渐渐变得安静下来，从宾客满座变成了门可罗雀。可那段搬着小板凳、邻里欢聚的日子，还有街坊之间淳朴融洽的情谊，时至今日，依旧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1988 年，我10岁，西游终章，良友相伴，书香浸润童年

小学四年级了。这一年，陪伴无数人童年的《西游记》完整播完，荧幕里唐僧师徒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得真经、重返长安。这段跌宕起伏的取经路，也让年少的我早早读懂：世间从没有唾手可得的圆满，想要做成一件事，注定要翻越重重阻碍、熬过无数波折。正所谓好事多磨，所有坚持与付出，终会迎来开花结果的时刻，这份朴素的道理，也悄悄在心底扎下了根。

这一年，央视版《西游记》迎来完整收官。从石猴出世、大闹天宫，到师徒结伴西行，一路上降妖除魔、踏遍千山万水，唐僧一行人凭着执着与坚韧，闯过九九八十一难，最终成功取回真经，顺利回到长安。整整一部剧集，陪着我们走过漫长时光，每一次遇险、每一次坚守，都扣人心弦。长大以后再回味才更明白，人生恰似一场取经之旅，前路难免坎坷曲折，唯有不惧风雨、持之以恒，跨过一道又一道难关，方能抵达心之所向的远方。

校园生活也在这一年迎来了新变化，班里转来了两位新同学。在清一色的本地学生之中，他俩显得格外不一样。让人刮目相看的是，两位新同学学业出众，转入班级后，成绩始终稳居前列，尤其语文功底扎实，文笔与学识都远超同龄人。

而我偏偏擅长数学，思维逻辑占优，我们三人恰好形成了互补的组合，自然而然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每日放学后，我们总会凑在一起写作业，互相讲解难题、查漏补缺，在互帮互助中共同进步。

同学的家中收藏了满满几大箱连环画小人书，这也为我打开了一片全新的天地。从那时起，我便常常放学后结伴去往他们家，几个人蹲在屋角，一人捧着一本小人书，看得津津有味。《西游记》《三国演义》《霍元甲》《小兵张嘎》等经典故事，都被浓缩在这巴掌大小的册页里。

我尤其钟爱《小兵张嘎》的故事，书中描绘出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平原的风貌，机灵勇敢的嘎子，怀揣着保家卫国的热血，和伙伴们周旋于敌人之间，爬屋顶、藏枪械、斗智斗勇，鲜活的人物形象、曲折有趣的情节，看得我时而紧张、时而开怀。

这些老式小人书大多以工笔单线白描为主，线条简洁流畅、勾勒细腻，画面层次分明，色彩素雅，彩色版本更是寥寥无几。一幅幅质朴生动的画作，将人物神态、场景氛围刻画得栩栩如生。我常常一边读故事，一边细细欣赏笔下的画面，不知不觉间，爱上了这种传统绘画形式，也为日后萌生绘画兴趣、学习画画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我们把书中的故事熟记于心，白天在课堂间隙、课间休息时，总会围在一起热烈讨论，你一言我一语，分享书中精彩的情节、有趣的人物，欢声笑语洒满整个教室。除了小人书，他们家中还常年订阅《故事会》，薄薄的刊物里包罗万象，民间传说、短篇故事、趣闻轶事应有尽有，情节跌宕起伏，文字通俗易懂。

日复一日沉浸在书堆里，我几乎将同学家所有的小人书、《故事会》逐本翻阅完毕。这些读物不仅补齐了我对传统经典文化的认知，拓宽了眼界、丰富了阅历，大量的阅读积累，更是潜移默化地提升了我的理解能力与文字功底，为后来的语文学习、写作表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阅读、赏画、聊故事，成了我们少年时光里最惬意的乐趣。

再见，下一个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