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秘书：枕边人举枪自曝身份，他才恍然，所谓的艳遇，是坟墓

上海百乐门门口，一辆小轿车刚停稳，车窗外响起三声枪响。车里那个穿旗袍的年轻女人歪倒在方向盘上，三十三岁，死时还抹着口红。她在日本军方的档案里被称作＂帝国之花＂，而在南京军统的卷宗里，她的名字跟一个人紧紧绑在一起——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黄浚。

几年前的某个深夜，就是这个女人，在床头掏出手枪对着他笑了笑，报出一个日本名字。那一刻黄浚才明白：所谓一见倾心的艳遇，其实是人家替他挖好的坟。

要讲清楚这件旧案，得先说说黄浚这个人到底什么来头。

他不是草包，恰恰相反，是那种从小被人夸到大的读书种子。福建侯官出身，家里几代人都是书香门第。往来的师友里有陈宝琛、严复，后来还正儿八经拜了梁启超为师。再后来漂洋过海，到早稻田读了几年，回国时能讲五国语言，诗词考据样样拿得出手。

陈寅恪读过他的著作，专门写过评语。评语里一半是夸，一半是叹气——这个人才气是真有，可惜性子里缺了点什么。老一辈学人的眼光，往往比当事人自己还看得透。

民国时期的文化圈里还流传过一个说法：梅兰芳演《霸王别姬》琢磨虞姬那段戏，曾经请黄浚讲过楚汉的掌故。真假不好断，但起码能看出，这个人在当年文人堆里是有点分量的。

就这么一位满肚子学问的名士，到了四十来岁被蒋介石挑中，进了侍从室，一路坐到行政院机要秘书的位子上。每天过他手的文件，不是前线军情就是外交密电。换句话说，这人的脑袋里装着半个中国的秘密。

南京郊外的汤山温泉是国民政府招待高级军政人员的场所，温泉泡着，舞厅转着，密室里开着会。蒋介石本人也常去。表面看是消闲的地方，实际上几个师的调动、几笔军饷的去向，往往就是在那张温泉边的茶几上定下的。

这种地方，日本情报机关怎么可能放过。他们早就安插了人进去，挑中的那枚棋子，就是后来震动一时的南造云子。

这个女人身世不简单。父亲在日本驻华使馆当翻译，她从小在南京长大，一口中文地道得听不出任何破绽。到了汤山，她化名廖雅权，表面身份是招待所服务员——年轻、清秀、谈吐大方，一点不像舞厅里那些花枝招展的姑娘。

她挑中黄浚，是看准了这个人的脾气。黄浚自诩清高，瞧不上那些浓妆艳抹的女人，常常一个人坐在舞池角落里端着茶冷眼看。越是这种人，越吃清新脱俗那一套。

搭讪的套路其实没什么新鲜，一句＂先生，这儿能坐吗＂，再加上几支舞，就把这位四十多岁的秘书哄得七荤八素。后来她又借着教他养金鱼的由头上了门，再后来留下过夜，再再后来，开始在枕头边吹风。

她说家里有个远房亲戚做买卖，想打听点内部消息。黄浚起初还觉得没什么要紧，顺嘴就说了几句。过几天，一沓钞票塞到他手里。他心里那叫一个舒坦——美人、钱、权，全齐了，神仙日子不过如此。

胆子一壮，连自己的儿子都拖下了水。黄晟那时候在外交部当副科长，手里也有不少东西能换钱。父子两个，一前一后，变成了日本人情报网里最肥的两条线。

真正把黄浚钉死在棋盘上的那一夜，场面格外安静。亲热过后，枕边那个女人翻身坐起来，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把小手枪，枪口对着他。然后她报出真名：南造云子。

她告诉黄浚，那些所谓的＂商业消息＂，早就顺着日本人的渠道送到了军部。从今往后，要么老老实实做他们的人，要么等着被军统拉去雨花台。黄浚一身冷汗，脑子里＂轰＂的一声。他这才明白，自己养了半辈子的金鱼，到头来却是别人池塘里的一尾大鱼。

一次是在官邸开秘密会议，桌上定下蒋介石亲赴上海前线的行程。为了稳妥，白崇禧提议让他搭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的车，日本人总归忌惮英国。可第二天，许阁森的车就在公路上被两架日机穷追猛炸，大使当场重伤。蒋介石因为临时有急事改了行程，才躲过那一劫。

能把官邸里当天刚定的行程卖到日本人手里，这内鬼不是一般人。蒋介石把戴笠和徐恩曾叫进屋里狠狠骂了一通，意思很明白——翻也要翻出来。

突破口出在一顶黑色礼帽上。

军统盯着盯着，发现黄浚的司机每天路过一家茶馆，总要和一个日本模样的男子＂错拿＂帽子。拆开最近那顶一看，内衬里缝着一张纸条，字迹清楚：蒋介石调六个精锐军团，由张治中指挥，驰援淞沪前线，附火力图两张。

这张纸条背后，是淞沪战场几十万条命。江阴要塞那套封锁长江的计划之所以落空，日本海军之所以能溯江而上，就是因为类似的情报接二连三地漏出去。南京城后来发生了什么，不用多说。

戴笠这个人玩阴的是行家。他没有急着抓，而是把日本人塞进帽子的指令偷偷换了一张：次日深夜十一点，到黄公馆集合，领奖金。

潜伏在南京的几个日本特工果然上钩，一个一个走进了黄家大门。那晚敲门的＂邮差＂是宪兵司令谷正伦，门一开，十几名宪兵一拥而入，屋里的人全被按在地上。

黄浚起初还死不认账。谷正伦把那顶黑礼帽往他面前一扔，这位满腹经纶的大才子仰头苦笑了一声，知道全完了。军事法庭很快宣判，黄浚和儿子黄晟以叛国罪处死，在南京雨花台行刑。围观的老百姓一边看一边啐：卖了国，害了同胞，还搭上亲骨肉。

南造云子那边也没能逍遥。她本来跑到戴季陶身边继续想捞情报，仗着早年和戴季陶在日本有过共同的朋友，一度骗取了信任。几次被军统追到门口，都是戴季陶糊里糊涂替她挡了回去。直到她化装成银行职员进南京约戴季陶在清凉寺见面，当场被拿下。戴季陶这才如梦初醒。

被捕之后她为了保命，把黄浚父子的事抖得干干净净，自己落了个无期徒刑，关进老虎桥监狱。可这个女人不安分，又用老办法勾搭上狱卒，趁着南京沦陷前的乱局越狱跑回上海，钻进汪伪，接着破坏军统联络点，手上又添了不少命。日本人送她一个称号——＂帝国之花＂。

军统的账本上这一笔始终没划掉。几年后在百乐门门口拦下她那辆车的三声枪响，就是这笔账的了结。

近些年两岸的研究者又翻出不少当年的档案，日本方面陆续解密的外务省材料里，也能对上一些细节。黄浚案在学界已经有了比较稳的定论：这不是单纯的一个秘书叛变，而是日本情报机关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对国民政府高层做的一次系统性渗透。南造云子只是摆在明面上的那一张牌，背后还有一整套班子。

把这些档案和当年的审讯记录对着看，最让人唏嘘的还是黄浚本人。他写过文章痛骂汉奸无耻，一边写一边自己在干这档子事。读书人到了这一步，手里那支笔也就变成了插向同胞的刀子。史家后来给他一句评语说得很准——拿一纸情报换一场欢愉，把国家命运当赌桌上的筹码。才气这东西，撑不起德行的时候，往往就是害人害己的那把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