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们也刷过大字报

作为经历过文革的那一代人，我们在小学时加入过红小兵，中学时加入过红卫兵，对那个时期特有的一种东西——大字报，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

从我一记事开始，就可以看到街头巷尾各处都贴着大标语和大字报。那是一个全社会近乎疯狂的年代，每个人的政治热情都极为高涨。每逢“最新指示”一出来，晚上街头大喇叭里就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然后整条街道上的人就会在第一时间由居委会动员起来，手捧毛主席画像，敲锣打鼓地连夜游行，一路上高呼口号，好不热闹。

平时里，也会经常看到一个单位里的人分成几派，互相整黑材料，抓住对方的一点小毛病无限上纲上线，大字报栏前面总是有不少人围观，常常是旧的大字报没贴上多长时间就被新的大字报覆盖上，那些大字报上的人名很多都被写得歪歪扭扭，上面还要打上大大的叉号，里面的“砸烂”“炮打”“火烧”“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等常见的说法几乎天天都能看到。

另外，就是人人手捧“红宝书”，个个背诵“老三篇”，我们这些孩子们表演节目也有很多是背诵毛主席诗词。所以，直到今天我对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仍然是张口就来，这大概属于“童子功”吧。各单位除了“早请示、晚汇报”之外，还要每天进行“讲用”，就是今天遇到了一件什么事，我在处理时想到了毛主席的哪句教导，然后自觉运用毛泽东思想解决了这些思想问题或实际问题。最变态的是，这个“讲用”从单位延伸到家庭，我们家就曾经在家里开过全家的“讲用会”，不知道是父母有意识让隔壁的工宣队一家听到还是怎么着，反正我记得全家读语录的声音都特别大，然后轮流发言。那个时代人们大概是真的傻，反正我是一点也不觉得这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全家人都是一本正经地进行“讲用”，还要“批评和自我批评”。

说起来，我们家在文革中还不算是最惨的，至少被抄家之后由于跟街道和派出所的干部关系都处理得不错，所以大字报都是贴在爸爸的单位里，家里没有被大字报骚扰过，比我们隔壁院里的一家强多了。他们家由于与刘少奇有什么关系，结果住的楼外几乎被大字报贴满，活像个字纸篓子。

到了上小学的时候，我早早就加入了红小兵，因为是“可以改造好的子女”，所以表现得也比较积极。每次搞大批判什么的，我都是起草批判稿的主力。那时上面号召学生们都要“学黄帅”，有“反潮流精神”，要敢于破除“师道尊严”，每周的班会老师都要认真听取学生的批评意见，然后表态下决心改正。每每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这些做学生的都有一种“当家做主”的感觉。

我平生主动写大字报只有一次。记得那是在小学三年级，一天上午我们班上一个同学可能是课间贪玩忘记了上厕所，结果到了上课的时候举手告诉老师要去上厕所，老师就批评他为什么课间不去，他大概也是憋急了，还没等老师训完他，就直接尿了裤子。下课之后，我拉着几个同学说，老师不能这么做，要给她提意见。然后，我们几个中午匆匆回家吃过午饭，下午还没到上课时间就早早来到学校，由我负责起草底稿，另一个同学负责抄写，不用一会儿的功夫就给老师写出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XX（老师姓名）迫害革命同学罪责难逃！》，前面先写了事情经过，当然不会写同学贪玩忘记上厕所这件事，而是开门见山地说老师威逼同学不准上厕所，致使同学尿了裤子，然后就引用毛主席语录，联系到老师平时对同学多么严厉，从阶级感情等几个方面对老师上纲上线地批判，最后照例是让老师“低头认罪”，落款不是写我们几个人，而是写XX班全体革命同学。写好后，还没等下午上课的同学来校，我们就把这张大字报贴到了学校的宣传栏上，下午上课的同学一进学校就看到了这张大字报，全校人立即把宣传栏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学校党支部书记最后也来了，把学生们都劝走了。到了下午下课的时候，老师来到教室做自我批评，看来是刚刚哭过，两眼红红的，又跟同学们道歉，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小学毕业后，我再也没见过这个老师。一转眼快五十年过去了，老师也应该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真的想对她说声对不起，在那个荒唐的年代，我们这些孩子是多么的不懂事啊！